1955年万隆会议会场内景 图源：新华社

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两次被派往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前后长达8年之久。在印尼期间，我也记不清陪过多少国内代表团去万隆参观，而每次去万隆几乎都要去瞻仰当年“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的旧址。为了纪念历史性的万隆会议在此召开，印尼政府于1980年将会议旧址辟为“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每当走进博物馆大厅，一幕幕往事就像老电影在眼前回放，久久难以忘却。

1955年4月，中国代表团在前往会场途中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图源：新华社

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卓越贡献。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决策人、指挥家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他种非凡的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使新中国的外交大放异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崇和普遍赞誉。

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自己举办，并且没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殖民主义大国主宰亚非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告终，宣告了亚非国家已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55年4月18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的独立大厦隆重开幕。会议由印尼总理主持，苏加诺总统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发表了50分钟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前两天里，除了印度等几个代表团外，报名要在大会上发言的23个代表团团长都在会上发表了意见。绝大多数发言者都谴责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表达了促进亚非团结的良好愿望。但和声中也冒出了很不协调的杂音。一些国家代表当着中国代表团攻击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图源：外交部官网

面对会议可能走入歧途的危险，周总理当即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而作即席补充发言。周总理一开头就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此话一出，会场上气氛顿时起了变化。他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总理不卑不亢、合情合理的讲话像一块大的磁铁，吸引住了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这时宽敞的会议厅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

接着，周总理阐述了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求同存异”的命题。他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确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代表们听到这里仿佛感到雨过天晴，立刻心宽气畅，好像找到了使会议团结、成功的金钥匙，这就是著名的“求同存异”的方针。

根据当时会内外的情况，周总理估计会有人提出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因此，在这篇讲话中，他使用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及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周总理这番话，既说明了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诉求是完全正当和合理的，又体现了中国从大局出发，不使会议陷入争论和对立。许多人边听边点头，对中国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表示赞许。

接着，周总理就两天来会议所谈到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颠覆活动等问题，根据求同存异的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为了节省会上的发言时间，发言第一段由总理自己讲，其余段落由翻译浦寿昌用英语直接念的。

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作补充发言。 图源：新华社

发言最后，周总理以洪亮的声音讲了一段话：

“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发言结束时，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当周总理步下讲坛走回他的座位上坐定后，许多代表纷纷走过来与他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期间，各方人士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 图源：新华社

周总理这短短18分钟的发言如同一阵清风，驱散了两天来曾经笼罩在亚非会议上的阴霾，为会议成功指出了方向，从而使会议有可能绕过前途中的风浪和暗礁，沿着既定的航向朝着预定的目的地前进。

同时这个发言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攻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喜欢他的演说。”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就连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西方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周总理获得了极大成功。

作者简介

刘新生1937年出生；1956-1962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文专业；1961年进入外交部，自1964年起先后在中国驻印尼、印度、菲律宾使馆工作；1990年中、印尼复交后，再次被派往中国驻印尼使馆，任政务参赞；1993-1998年出任中国驻文莱大使；与夫人合著《和平之邦一方乐土——出使文莱琐记》(1998年)、《飞向“世外桃源”》(2004年)、《和平之邦——文莱》(2004年)和《列国志——文莱》(2004年)等书籍。

转自：《筚路蓝缕——新中国外交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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