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朱德在视察途中

旧军队打不出新中国

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幼年生活十分艰辛。

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一度把反清革命、建立共和视为改变国家命运的出路。护国战争中，朱德率部参加泸纳战役，凭借在泸州蓝田坝一战中的出色表现崭露头角，成为滇军名将。吴玉章后来称他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并评价此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

然而，胜仗打了不少，国家新生却未到来。巨大的落差导致朱德“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朱德有兵、有枪、有名望，却逐渐意识到，旧军队的枪炮打不出一个新中国。

1915年，任护国军支队长时的朱德

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进入朱德视野，促使他以新的思想坐标观察中国问题。挚友孙炳文担任旅部咨谋负责参赞军务后，两人常在深夜讨论中国革命为什么一次次起来了，又一次次失败。“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苏俄革命关于劳动、政权和社会改造的原则犹如一剂猛药，引发了朱德的思考，使其朦胧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上海寻党“短暂失意”

1922年，唐继尧重返云南，朱德被迫离开昆明，辗转回到妻子所在的四川南溪。这次逃亡反而成为其人生转折，朱德后来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他彻底认清了旧军阀的本相，重新思考革命道路。

到了上海，他先住进医院戒除鸦片，同过去的生活做决断。出院后，朱德看到，繁华都市背后，少数人的奢靡和广大劳动者的艰辛形成鲜明对比。他感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

在此期间，朱德拜见了暂居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希望他出面联络并组织滇军，提出可先拨十万元军饷。朱德不为所动，他说想到欧洲去，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

1922年在上海时的朱德

随后，朱德怀着迫切心情专程拜访陈独秀，恳请加入党组织。他本以为，只要提出申请，说明自己愿意革命，大概便能加入共产党。可是，陈独秀告诉他，要参加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它献出生命。这番话不啻当头一棒。多年后朱德仍坦言：“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此番“冷遇”看似挫折，却为朱德指明了共产党人的门槛所在。共产党不是凭资历和名望就可以加入的组织，它要求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同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联系在一起。朱德没有因此折返原路，而是把目光投向海外，继续探寻救国之路。

海外入党“得偿所愿”

1922年9月，朱德一行人登上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沪赴欧。到巴黎后，他看到一战后的满目疮痍，不如想象的那般文明。10月，朱德到达柏林，立即按打听到的地址去找周恩来。面对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周恩来，朱德并未急于落座，而是端正地站着，以平稳的语气讲述自己一路寻党的经历，包括向陈独秀申请入党却未获接纳的挫折。据史沫特莱记述：“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朱德在德国柏林

周恩来微笑着听完，表示愿意协助其办理加入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暂作候补党员。同年11月，朱德在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这位曾经的护国名将，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

朱德(前排右三)在哥廷根与四川籍中国留德学生合影

入党不是终点，而是朱德自我改造的起点。在德国，朱德刻苦学习德文，研读军事著作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试图从世界战争的新形态中寻找可供中国革命借鉴的内容。他逐步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处，不再停留在“同情社会主义”。曾与朱德一同听课的中国留学生郭先彦回忆，他曾听朱德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道路才有前途。

1925年，朱德致信请求赴苏联学习军事，表示愿“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面对有人怀疑他“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他写道：“不明我的真相的人，绝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同年7月，他赴苏联继续深造。

1975年3月5日，朱德题写“革命到底”

回国后，朱德投身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从万里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事业之中，把一生归入人民解放的洪流。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足见其信仰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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