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闻言实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这些情况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料想到的。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调查研究是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毛泽东又说：“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还强调：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961年1月，毛泽东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被发现，他十分高兴。这篇文章反对从本本出发，强调向实际情况做调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月20日，毛泽东嘱咐田家英将这篇文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并要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

　　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说：《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3月23日，在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此信发出后，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为了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查

　　1961年，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

　　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并调查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不好的生产队。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调查组和浙江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随后，毛泽东到长沙，听取湖南调查组和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广东调查组向毛泽东报送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指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就沿途的调查中，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1960年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毛泽东到广州后，召集三个调查组组长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开会。在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他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一九六一年的全党调查研究》(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本期《党的文献》)。他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又特别强调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成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意见。

　　4月中旬，毛泽东在指导调查组调查时，接到胡乔木写来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他立即指示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和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后一条修改，实际上也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等决策，也是在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毛泽东认为，若要调动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并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农产品，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就要以生产队为基础，“非走此路不可”。9月26日，他在从武汉回京途中，在河北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并同他们讨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过了三天，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有关同志，明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0月4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为解决这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再次派田家英率调查组赴山西长治地区做农村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以队为基础的意见是正确的。11月23日，毛泽东在将一份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时强调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做出的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总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于克服农村的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中央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调查

　　1961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于8月到庐山去开，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一次是2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与东北局领导谈话，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的司局级以上干部作报告。这次调研回京后，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于8月12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25、427页。)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

　　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为了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调查。

　　在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为了阐明“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简称“工业八条”)。其中指出：“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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