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急速工业化的进程，并逐步开始面对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综合利用”的思想，进而作为国家政策并逐步成为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环境保护原则。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梳理毛泽东“综合利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辩证地分析其价值与当代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水资源为中心的“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中叶，中国珠江流域就出现了现代“桑基鱼塘”的早期雏形，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综合利用的典范。［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恢复生产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综合利用思想，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集中进行了对农业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和水利工程建设的综合利用。1952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就来到了黄河。［2］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来到河南省兰封县（1954年与考城合并改称兰考县）。第二天，在河南省委书记张玺、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黄河。在谈到三门峡工程的时候，毛泽东表示，“这个大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100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3］此时，毛泽东关注的是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

　　1954年，在苏联的帮助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跨越多省的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1955年，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黄河的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案，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将修建水坝几十座，在三门峡等五处将建设足以调节流量的巨大水库，并建设巨大的水力发电站。”［4］“一五”计划则进一步发展并明确了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提出：“水力电站能够节约燃料，供给巨量而廉价的电力，同时有的水力电站的建设能够实现水力资源在发电、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的综合利用。五年内对黄河的水力资源，将完成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配合黄河治本第一期工程，开始三门峡的巨大水力电站的建设”。“一五”计划还进一步提出，根据已有的资源条件，按照综合利用的原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建设1万千瓦以上的水力电站7个和小型水力电站8个。［4］（p.441）在从国民经济恢复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基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对农业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综合利用。

　　二、毛泽东与“煤的综合利用”的提出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日益迫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综合利用的对象逐渐从农业部门扩大到工业部门，从对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综合利用发展到对工业原料的综合利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煤炭的综合利用问题。

　　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讨论中，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反映了工业原料短缺，已难以适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情况，而且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煤炭资源的开采无法满足中国工业化增长的需要。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陈郁反映，1957年全国煤炭产量只能达到1.2亿吨左右，而需要量却是约1.3亿吨左右，这就形成了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一五”计划投产的新矿的生产能力在1962年才能达到设计能力的85%，因此作为工业原料的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5］由此可见，在中国刚刚开启工业化进程时，工业资源的有效供给问题切切实实地摆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在第二条“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中特别提出“资源综合利用”问题，［6］说明此时毛泽东已经将过去的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综合利用拓展为资源的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的意义和范围明显地扩大。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有“煤都”之称的抚顺市，考察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西露天矿。视察结束后毛泽东指出：“煤的综合利用很重要，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离开沈阳去机场时，毛泽东又强调：“要把综合利用好好抓一下。”［7］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抚顺市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向中央、国家计委作了综合利用的专题报告，内容有煤炼油、煤化工等，如扩建抚顺化工厂，为了油母页岩的综合利用，建议中央开发东露天矿，改扩建石油一、二、三厂，搞好原油一次、二次、三次的深加工，还有粉煤灰的利用及大量推广等项目。［7］

　　毛泽东关于煤炭综合利用的号召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原料综合利用的技术革新，使之成为当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各地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高了工业原料的综合利用率，节约资源的同时提高了效率。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59年全国从生产页岩油中回收硫铵9万多吨，占应回收量的52%；1959年从机械化炼焦回收硫铵10万吨，占应回收量的64%”［8］。1960年3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情况”的汇报》中指出，“山东省在煤炭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陶瓷、玻璃、耐火材料，砖瓦等烧制实行了煤气化，节约煤炭百分之三十。福建省在木材的综合利用上，今年计划生产纤维板十万吨，胶合板二十万立方米，刨花板四万立方米，相当于增产原木一百一十五万立方米。四川省在综合利用天然气方面也已制定了规划”。［8］（p.404）上海市通过原材料的节约代用和综合利用，1960年1、2月与1959年第4季度实际耗用量相比，上海市工业系统节约用煤27万多吨，节约用电2500多万度，节约木材1万多立方米。［9］

　　同期以煤炭为代表的工业原料的综合利用也写进了国家相关计划。1958年3月18日，国家技术委员会党组的《工业交通技术十年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实行煤炭综合利用政策……在主要煤炭基地和交通沿线建立煤的加工厂（低温干馏厂），生产煤气、焦油和焦炭（半焦），并根据需要分别建立大、中、小型的冶金—化工、炼油—化工、炼油—电站—化工等联合企业或综合企业；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普遍建立煤气—化工联合企业。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市均须制定本地区煤炭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案。”［10］

　　面对急速工业化引起的资源供应不足这一矛盾，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煤的综合利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政策，促进了中国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事业的发展。

　　三、毛泽东提出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在中国人民急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污染迅速增加，工业废料的处理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针对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提出了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并用“打麻将”的比喻阐明了工业废料利用的基本原则。1959年11月，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就讨论了工业污染与综合利用的问题。会议指出：“沈阳1959年全市用煤六百多万吨，在工业区每一平方公里内每年落下的烟尘约有九百吨之多，落在居民区的约有四百吨，为害很大。”因此，会议认为“城市煤气不仅是煤炭综合利用的经济价值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广大居民的健康问题”。［11］这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摆在了政府面前，政府也已经认识到综合利用不仅对经济建设有益，而且与人民身体健康相联系。

　　1960年3月9日，中共建筑工程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反映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整改建议。报告中说，随着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飞跃发展，工业废水水量日益增大，水质也愈来愈复杂，且多数工业废水都含有毒性，工业废水肆意排放破坏环境、影响生产、损害人民健康。［9］（p.104）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建筑工程部党组的报告，并批示：“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处理利用得不好，就会污染地面水体和地下水源，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和鱼类繁殖；处理利用得好，则不但可以免除废水危害，而且可以回收石油、酚、氰化物、碱等工业原料，价值很大。过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重视不够，这是一个缺点，从现在起，必须加强注意，加强领导。一方面，凡是现在已经存在这个问题的城市，都应当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密切协作，采取土、洋并举的办法，积极进行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另一方面，今后新建企业，都应当把废水处理利用做为生产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设计和建设中加以保证。特别是一些大企业，更必须重视这件工作。”［9］（p.103）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实践也丰富了综合利用的内涵，推动综合利用的内容从工业原料综合利用向工业原料和废料综合利用并重发展。上海市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中心，其综合利用实践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60年3月，上海市委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业系统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中说：“中华油脂厂革新技术，不仅从氧化石蜡废气中消除了从烟囱中散发出的对人身和金属结构有害的气体，保护了工人和周围居民的健康，而且回收了甲酸、乙酸等重要化工原料二十二种，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上海市委认为，“上海是一个沿海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离原料产地远，但本身可供利用的资源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采用、创造和推广节约原材料、综合利用原材料的先进经验，使物尽其用，变无用为有用、小用为大用、一用为多用，对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9］（pp.223~224）

　　在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挑战背景下以及地方积极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问题。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指出：“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12］毛泽东用浅显易懂的比喻说明了综合利用工业废料的道理，其核心就是通过综合利用充分消化各种工业废物，发掘其隐藏的价值，减少环境污染，造福群众，促进经济发展。毛泽东关于工业废料综合利用的指示很快得到贯彻。

　　1960年4月24日，省、市、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当前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十个问题》，专门在第三个问题论述了综合利用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大搞多种经营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它不仅是增产节约原料、材料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一个主要方法。我们反对那种孤立地各搞各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办法，提倡一个企业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托拉斯）兼顾的办法。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煤、铁、机械、建材……等都可以在一个企业的组织下进行生产。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目前，要特别抓紧煤炭、矿石、木材、石油、炉渣、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在大搞综合利用的同时，有条件的企业都应当向多种经营发展。目前最主要的是力争做到厂内无‘废物’，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变一物一用为多用，变‘有害之物’为有利之物。每个企业都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作到物尽其用。这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应当根据具体条件提出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的具体规则，以及实现规则的具体措施。现在还没有进行综合利用的企业，一九六○年都要开展这一工作；综合利用已有一定基础的企业，一九六○年综合利用的产值要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到五十，或者更多一些。”4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此文，同时要求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中央级各部委、各党组“即遵照办理”。［9］（pp.363~364，375）

　　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中国资源回收利用事业起步并逐渐发展。到1965年，全国机械化炼焦炉基本上都安装了副产品回收装置。当时，全国共有机械化炼焦炉65座，当年预计可回收纯苯11.3万吨、甲苯2万吨、精萘2.1万吨。同年，全国的高炉渣已有95%用于生产矿渣水泥和矿渣棉，当年预计可生产矿渣水泥378万吨。［11］（pp.449~450）

　　在中国急速工业化过程引起环境恶化的初始阶段，面对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破坏，从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考虑，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问题。“综合利用”思想反映了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很快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的一个环保原则。

　　四、对毛泽东“综合利用”思想的初步认识

　　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来源于中国急速工业化的实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其“综合利用”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方面，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综合利用思想，来源于中国工业化的实践，反映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要综合利用工业废料的思想，为环境保护政策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初步基础。即使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毛泽东提出的“综合利用”原则并未动摇和变化。1962年，虽然国家经济形势紧张，但是国家计委仍安排了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其中北京市363万元、冶金部184万元、黑龙江省47万元、江苏省1.5万元。［11］（p.446）1963年，全国计划会议再次强调要增加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投资。［11］（p.765）1964年，在编制“三五”计划时，城市废气、废水、废料综合利用国家计划投资预算已达5亿元，占城市建设经费的1/4，这一数字与单列的首都建设经费相当。［13］由此，中国政府对综合利用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虽然毛泽东提出了“综合利用”思想，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落实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工业废料的处理等工作，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仍越来越突出。为此，1973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工作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14］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197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提出要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家自然资源，要求凡是企业能通过“三废”综合利用生产的产品，要优先发展；综合利用所需资金在各部门、各地基本建设计划中安排解决；并鼓励中小企业利用小型技术措施贷款进行“三废”综合利用。［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要根据我国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克服各种浪费现象。综合利用资源，加强污染治理。”［16］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也指出，一方面，总体上资源紧缺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因此，对中国来说，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尤为重要。［17］2013年7月20日，习近平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发去贺信，表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18］2013年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受到历史的局限。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在现实中的贯彻并不彻底，毛泽东本人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19］究其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内因分析，中国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即使从洋务运动算起，也不过100年的时间，缺乏彻底贯彻毛泽东“综合利用”思想的工业基础、技术准备和人员储备。1965年11月15日，国家计委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问题的汇报指出：由于有些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共生有色金属70%的资源随着尾矿、废渣丢失了；铁矿中伴生的铜、钴、钛、钒等，除只能回收一部分铜外，其余也都没有回收；云南锡矿中有17种金属共生，除锡以外，仅能回收铜、钴、铟3种。由于掌握石油化工的技术比较迟，1965年石油炼厂气资源约有45万吨，利用的只有3万吨，不到7%，其余都做了普通燃料。［11］（p.450）另外，当时“综合利用”思想的着眼点更多的还是从经济建设角度出发，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尚不充分。这不仅与中国的工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也与世界上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同步。世界上重视环境问题并就环境保护达成共识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基于上述内因，使得“综合利用”思想未能得到充分落实。从外因分析，冷战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从外部获得综合利用的经验和技术的道路更加困难。1964年，外贸部办公厅在总结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施情况的报告中写到：“过去一年多来在对外订购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破坏以及垄断资本家的苛刻条件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例如，在我同日本厂商洽谈签订第一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合同时，美帝国主义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不准日方对我采取延期付款的条件，蒋匪帮还以断绝蒋日外交关系威胁日本政府，阻止日方同我签订合同；在我同日方商谈签订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合同时，蒋匪帮派张群访日再次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日本政府不批准出口。”［20］由此可见，当时的外部环境是非常不利于中国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这一现实情况也从客观上限制了综合利用的实施和发展。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急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也符合实践的需要，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影响到当今中国的环境理念和环境政策，成为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和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未能得到充分落实。

　　［参 引 文 献 ］

　　［1］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3~154页。

　　［2］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3］《王化云治河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7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296页。

　　［5］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67页。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7］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抚顺市档案局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抚顺纪要》，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39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199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514页。

　　［1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

　　［15］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1950~1980）》第5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454页。

　　［1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页。

　　［1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18］《习近平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13-07/20/content_2451855.htm，2014年1月1日。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页。

　　［作者简介］徐轶杰，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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