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民族文化的未来

袁庾华

一、中国文化的两个传统

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和印欧同步走进世界的“轴心时代”的， 却逐渐形成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秦皇焚书，汉武尊儒，是当时“大一统”中国社会的需要。董仲舒对孔儒的去“进步”化，和以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一代代新儒家，包括儒释道的合流，尽管各有补益，但主要倾向是保守的。这就形成了以孔儒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流，它和“百代都行秦政制”的结合，是中国二千多年“大一统”局面的基本稳定剂。

以“三反（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从此开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传统。它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其主倾向是革命性的，至今还主导着中国未来的主要面向。其开创性人物是陈独秀，胡适与鲁迅等人，而形成一个崭新传统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

二、毛泽东

中共95年的历史中，其主要领导人中能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只有两个人：陈独秀与毛泽东，主要是毛泽东。

毛泽东扭转了“新文化运动”单向度的“西化”方向（包括党内的“洋教条”），批判的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并促使其不断地向现代和未来转型。又尤其是他领导亿万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和这位“巨人中的巨人”对世界的强烈影响，才真正在全球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

2008年，我在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中提出毛主义的三个来源：马列主义、经过革命性改造的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二十世纪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是毛主义的革命向导，中国传统文化是毛主义的文化根，最重要的是毛主义极其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实践。

不管你对毛泽东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没有人能否定毛泽东是大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能集这五大家（不是小家）于一身者，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人。毛泽东在这些最为重要领域的长期实践和辉煌建树、也对文化传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其研究的书、文在海内外汗牛充栋，毋庸赘述。

我认为，毛泽东还是伟大的语言家、教育家，这两个领域对一个文化传统的形成更为重要。

语言和文字都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一个社会的现代转型首先是话语的大众化。就像马丁˙路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普希金等人对现代德语、西班牙语、英语、俄语等的开创性影响一样。我们中国人今天说的现代白话文也被共认为是“毛语” 。《当代中国研究》批毛专辑（2004年秋季号）的编辑部文章《远未成为历史的毛泽东》中说：“更重要的是毛对中国现代汉语与中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毛的崇拜者在赞美他时，还是反对者批评毛时，使用的竟然往往还是毛式话语体系。哪怕这些人出国多年，哪怕他们在海外受过硕士、博士教育，毛式话语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仍然历历可见。”“一个人物能够不死，一定是这个人物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并因其精神引发的文化认同而掌握了这个民族的民众。”“毛的成功，不止是政治的成功与军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

文化传播的一个最重要渠道就是教育，孔子、朱熹就是古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毛泽东晚年给自己的定位只是教员，他一生最为关注的就是教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始终紧紧抓住教育。他的教育也是革命，他的革命就是教育。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既深化了中国传统教育中一些好的东西，也吸收了西方杜威（美国）等科学教育的因素，更有他改造社会、培育一代新人的政治方向。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2007年，我应约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主编的《人类十大文明》其中的“中国文明”撰稿的“保守主义教育回潮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一文，俄有一学者评论说，现代世界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用朱学勤的文章说，上世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都以背颂林肯的演说为荣，而六十年代的欧美学生却以能背颂毛泽东1964年春节在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荣。当年，与中国文化大革命遥相呼应的席卷全球的左派运动。尤其是欧美日等西方世界的年青一代就是高颂着毛主席的语录，高喊着“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万岁”的口号冲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农村。当时，美国青年人有一句最流行的口号：“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但是，却把七、八十岁的毛泽东和马尔库塞誉为“永远的青年造反之父”。半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青年人有多少人都是穿着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T恤衫长大的。用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布鲁姆的话说，源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是“万劫不复”。

美国《时代》迎接又一个千年来临时所编的《人类一千年》一书中，在影响人类上个千年的一百个人物中对毛泽东的评价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

批判毛泽东的人们对此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毛泽东反感并反对传统文化，二是毛泽东受“线装书”的影响太深，对西方现代文化无知、排外。

毛泽东从小至终，几乎是伴随着传统文化为生，直到逝世前十三天还索阅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最著名的反毛“专家”，所谓毛主席秘书（实则一批通讯秘书、即通讯员中的一个，一天也没有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过）的李锐，也承认毛泽东的文章中：“中国古藉则信手拈来，满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成百条成语典故。”已出版的直接回忆毛主席的无数书籍文章，也记述了毛泽东和各种各样的人即兴谈论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即使人们常议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无论你持什么观点，它至少在亿万民众中也普及了传统文化的知识。

当然，对传统文化，毛泽东也有反对的东西。这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的：“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兼收并蓄。”毛泽东指出：中国有些人“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毛泽东说，孔子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值得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他是唯心的，他主张政治倒退，这个不能接受。

用陈晋的话说，毛泽东提倡用谦虚的心学习历史，他对历史上诸多人物的政绩，才能乃至个人品质都给予了十分认真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不仅仅是对“大人物”更有对古典优秀小说里的底层人物也极富感情地评论。例如《聊斋志异》的《小谢》，毛主席批注到：“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平等的。”1958年，毛主席在给陆定一的一个批示中说“中国教育学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慎、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从延安到他的晚年，毛泽东始终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推陈出新”。

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仅以艺术为例，从西方文化大量涌进的民国初期开始，大批音乐家也曾努力探索过中西音乐的合璧，然而，直至新中国六十年代的京剧革命才突破。被称为“样板戏”的一批现代京剧“在创作思维、声腔结构、伴奏配器,主题音乐等方面与传统京剧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这段唱腔中，“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西洋铜管乐器中圆号的浑厚交织在一起，并且和杨子荣的唱腔结合得天衣无缝。”即不失京剧的“国粹”味，又有西洋交响乐的宏大烘托。贺卫方评论说“在京剧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许《杜鹃山》第一次，无论如何是一个创举。另外，管弦乐队的引入大大提升了音乐的表现力，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对于语言的千锤百炼也是样板戏唱段得以光彩照人的重要保证。”而1967年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则在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上成功融入了船夫号子等中国民间传统音乐元素，不仅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因为其史诗的结构、华丽的技巧、丰富的层次和壮阔的意境，成为世界音乐史上较有影响力的一首中国协奏曲。”

也是那个火红的“六十年代”， 《红色娘子军》等“最具中国民族风格的芭蕾舞剧”（法国《百科全书》的评价），率领一群“泥腿子”闯进了西方最“贵族化”的芭蕾舞王国，武术、秧歌等中国的“土玩意”，居然和最“唯美的”芭蕾语汇“绝妙的吻合”！五十多年来《红色娘子军》在国内和英美等20多国演出四千多场（其中还有十多年被停演），这在世界芭蕾舞历史上也是个奇迹。它先后被收入1986年版的英国《简明牛津芭蕾辞典》和2000年版的《牛津舞蹈辞典》，以超大篇幅进入美国圣詹姆斯出版社1993年版的两卷本《国际芭蕾舞辞典》。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首演50周年的研究过程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产生了一个疑问：“新时期以来，我们创作了400部舞剧，最高投资达到3000万元，却没有一部在艺术成就上超过这两部作品。为什么？”

在绘画上，“自从西方文化传入我国之后，在创作内容上为中国绘画提供了借鉴，使许多觉醒的中国画画家们认识到中国画所蕴涵的道德意识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画发展的瓶颈。在西方文化意识观念下的人体之美、静物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乃至一切人间的残缺，民众的疾苦，任何普通的一人一物，都可以表现画家的情思，成为绘画之题材。也可产生艺术的美感，发现人文的价值。”

1965年7月18日，毛主席对中央文化部禁止裸体模特的文件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1967年8年月4日，毛泽东又一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1949年7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看望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即席讲话中，在谈到音乐上“中西”结合的问题时，毛泽东特别举了徐悲鸿的绘画作为范例，认为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优秀的东西，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陈晋说，毛泽东是天然现代性，眼光，追求，创造都是向前看的，对新事物叫好，乐于接受。他是现代文明的追求者，构想者以及描绘者。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关注着整个世界。

他青年时代就惊人地预言了一二十年后的德国的崛起和日本的侵华战争。晚年，他也精确地预言了法国大选的结果等许多国际性事件。文革中，一大批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他们的领导人来见毛主席的时候，就像你们高考那样紧张的准备，结果都是认为自己没准备好。毛主席临终前，在病床上敲了三下（已经不能说话），要来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看。请问，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中有哪一个比他更了解世界，请问，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中有哪一个比他更关注这个世界。

一些人常说西方人读不懂中国，那么为什么能读懂毛泽东？首先是毛泽东读懂了西方。我给大家读一下毛泽东去世、即盖棺论定时，所有西方国家政要（国王、总统、总理、首相及主要反对党领导人）对他的评价（略）。这些评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毛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作用，二是，今后人类的世世代代将要受到的他的积极影响。世界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人获得过如此高的评价。2007年，我在莫斯科看到俄联邦科学院调查俄社会对中国了解的一份报告，其中知道毛泽东的占被调查者的百分之三十八，知道孔子的不到百分之一，这是现代与中国交恶几十年的国家，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泽东的影响更大。一位环球小姐告诉我，她当选后的世界旅行中，无论欧美国家，或者亚非拉各国，就是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只要介绍她这个中国人，各种语言就一个发声MAO(毛)。美国学者安德鲁˙罗斯的文章《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说， “在中国成为西方衣物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人民的‘心灵衣柜’”“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在这个圈子内，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Sartre）、阿尔都塞（Althusser）、罗兰．巴特（Barthes）和福柯（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在美国，许多人把法式的毛主义口号和教诲视为神圣律令。回顾起来，这种现象在今日已难以令人置信。（原载 英刊《文化政治学》2005年3月号）”。

“2011年《时代杂志》再次将他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25位政治标志性人物第3位”（谷歌版维基百科.毛泽东。前二位是亚历山大和甘地）。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音乐厅听了著名钢琴家孔祥东介绍钢琴协奏曲《黄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起伏：当时为迎合主流引导的“去毛化”，一些钢琴家在演奏《黄河》中，去掉了其中的使整个乐曲达到最高潮的《东方红》乐段，但他们很快就强烈的感觉到，这首最能体现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名曲却因此失去了魂魄，只能改过来，恢复了原貌。

旅美学者方绍伟（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的《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一文，尽管他也肯定毛泽东的所谓“罪过”，却能清醒的认识到：“毛泽东式的伟人气魄，体现的是一种千年一遇的‘英雄意志’，是一种超乎于叔本华式的‘生命意志’和尼采式的‘权力意志’的神力，是一种把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情结’高扬到极致的‘民族魂魄’，是那个“中国魂”的表征”，“红太阳永远不可能落下，因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是一种民族文化信仰层次上的图腾，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是华夷各族血液里和基因中的构成要素，是缺了它自己就什么都不是的本质。”

如果一些少数民族认为，孔子只是汉族古代文化的代表的话，那么“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说法、歌声遍及所有中国大地。尤其是现在我们感到麻烦的维吾尔族，藏族等同胞，他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更纯更深。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一样，我和郭维在被称为中国最真的佛寺——辽宁海城“大悲寺”中，几百个正在劳动的居士对我们讲 “毛主席就是文殊菩萨”，“毛主席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佛家的经典”。昆明东川区一座新道观，主殿内老子的塑像上面，是毛泽东的大幅画像，其清秀的女主持人对我们说“唯有毛主席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应该在那个位置”。华北一位大主教对韩德强我们讲，她一二十年传教布道用的都是毛主席的话，和耶稣讲的是一样的。蔓延在广大农村的地下教会里所唱的“被赋于崇高和神圣的基督教‘圣歌’竟然都是套用歌颂毛主席的‘红色经典’”、如“东方红”等（见杨华的调查报告）。一些伊斯兰组织把《古兰经》和毛主义同奉为思想理论基础。内地一些乡村还大规模的直接搞了“毛教”等。据《南风窗》引用的调查报告（2009-03-19）：“佛教寺庙，道教宫殿，民间神庙，土地爷，灶王爷礼仪之中， 随处可见祭奉毛泽东像”。 2008年，“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进行居民宗教信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是12.1%，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像的是9.9%……”而楼堂倌所、店铺、家庭张贴的毛主席画像、诗词书法，汽车驾驶员面前摆放、悬挂的毛主席塑像、相片，人们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则在全国城乡随处可见。从早到晚，毛泽东颂歌不绝于耳。而这一切完全不是官方提倡，还是和主流的“去毛化”宣传背道而驰的。

——毛主席去世四十年了！今天，从思想、政治到文化、艺术，从信仰、情感到宗教、风俗，从家庭到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从中国到全球，从历史、现在到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未来，毛泽东更是无处不在。如此饱满、强大的文化传统，古今中外有谁可比！是的，从孔子到毛泽东，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我们都要继承、发展。然而，我们民族和世界的未来，更需要的还是毛泽东！

袁庾华：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演讲

2016年9月14日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去世四十周年

视频：毛主席逝世，全程追悼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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