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下乡上山的中央委员，所以在红军中人们都称他‘毛委员’。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也上了井岗山，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被称为‘朱毛红军’。这支红军下山后，发展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央红区’。”【1】(P49)这是老红军郭化若在纪念红军的文章中的起笔，平实的文字记录着“毛委员”“朱毛红军”“中央红区”的由来，也真实的道出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开创性的伟大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屠刀让中国共产党人觉醒了。一时间群英奋起，武装斗争是蜂起云涌，但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觉醒中的共产党人又迷茫了，蒋介石也认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就在这样的革命低潮时期，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决定，率领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他的革命道路的选择，显然与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不一样;也与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不一样;更与国共北伐不一样。从井冈山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更是一个无畏的革命者。他一面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面承受着来自中央领导集体的批评和指责，甚至是最严厉的处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2】(P105)那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有哪些创造性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引发党内和军内的争论，并遭到中央严厉的批评呢?

　　一、从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换来了一个伟大的井冈山道路。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后，于1927年10月上了井冈山。从此，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毛泽东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一一井冈山斗争。党内没有人理解啊，更何况违背了中央的斗争策略。这样，就有了最初的批评和特派员来根据地，以指导工作，修正错误。事与愿违，失败也接踵而至了。

　　1、上山违背了中央策略，中央决议严肃党的纪律。

　　毛泽东率队伍上了井冈山，批评之声也随之而来。最早是师长余洒度(1931年叛变投敌)不愿上山，到湖南省委告了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里与绿林为伍。湖南省委深信不疑，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这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第一次被领导批评。

　　就在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坚苦卓绝的革命探索之时，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批评毛泽东上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的，并“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3】(P224)这个处分决定还没有传达到井冈山呢，一个半月后，中央又致信湖南省委，再次指责毛泽东，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处分决定)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3】(P227)

　　你看，中央对毛泽东上山这件事，反对的态度是何等的坚决。前次决议是批评，撤销职务;这次致信是指责，改造党组织，改派党代表。值得庆幸的是，中央的这个决定和信函并未及时的传达到井冈山，客观上为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1927年10月至次年3月，毛泽东在山上干了几件影响和改变中国革命方向的大事。一是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展了游击战争;二是建立起三个县的工农兵政府;三是进行了土地革命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诞生了，为中国革命树立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毛泽东创造的以“农村为中心”进行武装斗争的战略构想，在不被中央领导集体认可和严厉的批评指责之下，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2、第一位特派员上山，留下了一个“三月失败”。

　　第一次考验毛泽东的时刻，是从第一位省委特派员到达井冈山而悄然开始的。

　　1928年3月上旬，也就是毛泽东上井冈山5个月之后，周鲁到了井冈山，这位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湘南特委代表，传达了去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指责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第一次给毛泽东戴上了“右倾逃跑”的帽子，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3】(P234)毛泽东从“毛委员”变成了毛师长，失去了领导决策权。只能受命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湘南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此而被敌军占领。这是毛泽东遭受到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也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第一次失败，史称“三月失败”。

　　值得庆幸的是，一个月后，毛泽东见到了中央处分自己的文件，澄清了被“开除党籍”的误传，一扫笼罩在心头的阴影。随后，亲率部队在宁冈砻市迎接朱德领导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一月后，正式定名为红军，【4】(P19)“朱毛红军”的称谓，也就从此传开了。红军队伍壮大了，根据地区域也扩大到六个县，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边界全盛时期”。

　　3、巡视员又上山了，又留下了一个“八月失败”。

　　全盛时期的根据地，也就是“三月失败”的五个月之后，随着中共湖南省委杜修经巡视员的到来，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了红四军和根据地。

　　杜修经，中共醴陵县委书记。湖南省委派他到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履行“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的职责。谁曾想，这位来协助毛泽东工作的人，竟然乘毛泽东不在之机，以省委巡视员的名义组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强调要执行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指示，批评毛泽东守井冈山是“保守观念”，并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就这样，毛泽东这个由省委任命的前委书记，仅隔十来天，又被省委巡视员撤换了。致使红军未能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反“会剿”的军事部署，红军的两个团在朱德、陈毅和巡视员的率领下离开根据地，向湘南冒进。一个一千八百余人的红军团，一战下来，归队的仅剩下百余人。不仅如此，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也牺牲了，根据地更是遭受到严重损失。这就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毛泽东在总结“八月失败”时，认为中央和红军党内，对井冈山斗争没有信心，存在的怀疑、反对的思想，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客观而言，当时的同志们，还真没有人能懂得毛泽东这一创举的伟大意义。为此，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首次提出并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及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式问题和根据地怎么建的问题。朱德曾回忆说到：“毛泽东同志的两篇最早的军事著作，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斗争的这个战略转变，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5】(P3)

　　你看，毛泽东在短时间内连续撰写两篇文章，一篇是讲给在井冈山的同志们听的，一篇则是讲给远在上海的中央领导集体听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全党同志：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式既不可能是苏俄“十月革命”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北伐方式的重复，而应该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斗争方式。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两位“八月失败”的亲历者的讲述最具代表性。一位是杜修经巡视员，在向中央汇报时说到：“在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3】(P257)再一位就是陈毅，曾感慨的说：“从一个极小的局势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局面扩大，可是中间遇着障碍，由于部分同志的错误又把一个扩大的局势弄坏，又要由毛主席以极大的坚忍和明智，把这一弄坏的局势根本挽救过来，这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所创造的又一领导范例”。【5】(P143)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觉醒了，终于认识到了毛泽东创造的井岗山道路的伟大，井冈山道路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二、从古田会议到星火燎原，思想的力量在革命斗争中崛起。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经过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从中央到红四军初步统一了认识。为了实现毛泽东的“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构想，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山了，【4】(P28)四个多月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1、中央特派员来了，血的教训换来了一个古田会议。

　　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之时，中央又派人来了。刘安恭，留俄军校生，是第一位到根据地的中央特派员。随着特派员的到来，问题也来了，什么问题呢?这么大的根据地和红军谁来领导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表面上看，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安恭在讨论谁来领导的问题。实质而言，则是一个“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6】(P65)问题上的争论，既是“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的思想斗争。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是一次军事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革命，遇到了红军中旧军人旧思想的抵抗，他们“抱团”反对毛泽东的新思想。而且，这种反对的势头在红四军的“七大”上达到了高潮，斗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这个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在大会选举中落选，陈毅当选前委书记。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承担“争论”之责，前委给予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7】(P210)这样，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四军。

　　毛泽东离开了，红军打败仗的日子也就到来了。红军“冒进闽中”的失利，特别是梅县一仗大败而损兵千余，刚刚建立起的新根据地也遭到重创。仗打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吧。在前委代理书记、军长朱德(陈毅到中央汇报工作)的主持下，又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会议在“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形成了唯一的一个会议决议，尽然是再次批评毛泽东，并以“不来参会是不尊重前委，是无组织观念的表现”的理由，【7】(P212)又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你看，在短短的两个来月，两次代表大会的前后，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陈毅取代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职务被特派员取代了。最后，还背着两个党内处分离开了红军。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这件事，比在井冈山误被“开除党籍”所遭受的打击厉害的多。在井冈山被“开除党籍”，毕竟还没有离开自己的部队，仍然担任着师长，而这次，是近乎于被“开除军籍”啊。毛泽东以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来实践他的建军思想，遗憾的是，红四军又没有人懂得这一创举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走了，毛泽东累了，也因患恶性疟病倒了。这次的走，毛泽东称之为被“赶出红军”。这次生的病，又被毛泽东称作是“从鬼门关走过一回”的大病。正因如此，被共产国际误以为毛泽东已“病逝”，并发“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高度评价，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7】(P213)这是共产国际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第一次开公承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正值红四军因“建军原则”之争而陷入困境之际，陈毅带着中央的指示信回来了，这个史称“九月来信”的指示，不仅首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思想。并且，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至此，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并非如此的看待，这就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不论是“九月来信”的中央，还是红四军的领导们，都还停留在“建军原则”讨论的阶段，毛泽东已然不是满足于对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是思考着“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大问题。也就是说，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要一揽子解决“党指挥枪”所蕴涵的三大问题，其一，怎样建军?其二，军队要听党指挥;其三，怎样建党和建什么样的党?

　　你看，毛泽东的领导们和战友们还在一个问题上“打转转”呢，他却超越了问题的表象，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一下子就抓住了“党指挥枪”的关键是“怎样建党和建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他的思想在这一刻闪耀出了非同凡响的智慧的光芒。这一下子，战友们受教育了，佩服啊。朱德第一次“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7】(P215)陈毅更是坦诚地说：“毛泽东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屡次考验中，领䄂与统帅的卓越领导能力不能不被发现，不能不取得党与人民的深切爱戴”。【5】(P144)从此，红四军党内统一了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那么，毛泽东想要建的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他在艰难的革命实践中给出了答案，要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釆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这样，古田会议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经典，是实践中领先超越的经典，是思想上永放光芒的经典。王震那句名言：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他的最初的认识或许就是来源于此吧。

　　2、创造性的思想“突破重围”，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进程。

　　古田会议后，赣南、闽西根据地和红军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的斗争是残酷的。 这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方式，再度引发了共产党人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思考与争论。这是因为，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已经严峻的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革命斗争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如何认识?怎样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多长时间能够解决?这又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的大问题。

　　这一时期的党内军内存在着什么倾向性的问题呢?这是毛泽东继古田会议“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之后，又在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8】(P94)和谁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怎样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就有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著名的理论研究成果的诞生，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命运，而且，给我们的党留下了又一个传世经典。一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发出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伟大预言，从理论到实践的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再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方式是“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二是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坚持“反对本本主义”，并提出了两个精辟的论断。其一，第一次用“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9】(P25)来挑战共产国际指示的盲目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挑战，第一次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具有独立自主的革命精神，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其二，第一次强调了中央照搬苏俄革命经验将遭受失败的必然性，他尖锐的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9】(P25)振聋发聩的论断，警醒了共产党人。毛泽东最终告诫了全党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6】(P267～268)

　　你看，毛泽东写的这篇通信，表面上看，是回答了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实际上也是在讲给中央领导们听的。信中明确指出了“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是太悲观了”【8】(P99)的问题。在全面深刻的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基础上，告诉中央和同志们，中国的社会矛盾就如“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烈火”，【8】(P98)进而指明了“星火燎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不仅如此，文章落笔用浪漫的诗人情怀，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了展望：“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8】(P103)不难看出，毛泽东始终围绕着发现问题、分析情况、发出预言、提出方案、展望未来等几个方面论述着其独特的思想，就是为了达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7】(P221)的目的。而毛泽东在他称之为“我是喜欢”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则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又一比较突出的教条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也就是如何解决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就有了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命题的产生，重点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原则，明确指出了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才能够解决好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既是一次毛泽东创造的理论向教条主义者的挑战，也是一次思想上的“突破重围”。

　　3、掌权最短的中央负责人，也没有少批评毛泽东的路线。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实际掌权约4个月)，面对好转的形势，革命的热情又澎胀了，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集中全国红军，去实现“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目标。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能力又体现出来了，也是毛泽东与中央领导集体分歧和矛盾又一突出的时期。为此，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3】(P307)不仅如此，这一次又给毛泽东戴上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3】(P308)的帽子。

　　你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虽然受到中央反复的多次批评指责，但在党内既未受到处分，亦未撤销职务，最严厉的批评是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出：“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7】(P236)算是对毛泽东的一个警告吧。加之中央特派员又被毛泽东说服，没有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而是赞成“避强打弱”的军事策略，这就为毛泽东发展根据地和红军提供了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保证。这是毛泽东一边挨批一边壮大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个特殊时期，不仅根据地扩大到了二十几个县，而且，又建立起了红一方面军，部队达四万余人。这时的毛泽东担任着前委书记、主席(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总政委职务，是一个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的统帅，统一指挥着红军和地方政权。由此，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革命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三、从苏区中央局到中共中央局，“集体智慧”成就了毛泽东的伟大。

　　苏区中央局成立了，以项英全面取代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职务。这是中央对毛泽东将采取更加严厉批评的开始，是两种思想的直面交锋。尽管经历了一个从批评到撤职的处分过程，但似乎仍然没有撼动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影响。直到中共中央局来到了苏区，党内斗争更加的残酷了，“少数人”变的更少了，一切似乎正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

　　1、苏区中央局成立了，毛泽东在批评声中赢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根据以往经验，根据地形势一好转，中央特派员就要来了。不曾想，这次中央不派特派员了，而改设苏区中央局了。

　　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与上次被撤销该职务已有二年又十个月了。根据地和红军中又有了中央政治局级别的领导人了，这是中央对毛泽东的一次肯定，尽管这样的肯定是那样的“姗姗来迟”。

　　成立苏区中央局这件事，发生在第一次反“围剿”之际，中央任命未到苏区的项英为书记，而又指令“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7】(P236)第一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指导下，“天兵怒气冲霄汉”【10】(P97)而大获全胜。胜利后的十天左右，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上海“一步登天”的成为了中央的负责人了。批评毛泽东的声音亦从远方飘来。毛泽东这个代理书记“当到头”了，项英来到了苏区，还成立了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毛泽东只有一个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正职了。第二次反“围剿”开战在即，打仗?上海来的项英不会。这样就给毛泽东任命了一个能指挥整个红军作战的职务，在中革军委内设总政治部，毛泽东任主任。这样的作战指挥系统仍不能适应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需要。故而，在打了三战之后，又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并且，规定了苏区中央局不随军行动，这样才有了毛泽东的“横扫千军如卷席”【10】(P103)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也是在临时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后来的总结中是这样评价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8】(P188)至此，赣南、闽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进入了苏区的全盛时期。

　　你看，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已经受到了排挤，或是因毛泽东在苏区红军中影响大、威信高，或是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3】(P356)才有了那个总政治部和临时总前委的指挥权力机构的成立，毛泽东才有了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行驶着临时指挥权，指挥着红军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考验，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创造出了一整套红军的战略战术，更是打出了根据地一个崭新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率领着红军已经初步实现了“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

　　2、从剥夺军权开始，严厉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

　　随着一批中央级的领导来到苏区，苏区中央局的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大，批评毛泽东的声音从三言五语发展到集体性“长篇累牍”的指责，甚至是会议形式的集中批判，而且，已经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批判。在多次批判中，尤以两次会议集体的批判最为严厉，也最为典型。

　　第一次集体的严厉的批判毛泽东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一个多月后，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赣南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决议案，全面否定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毛泽东成为了会议主题，又一次给他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并且，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职位，取消临时总前委，彻底的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所有领导职务。这是党史上一次著名的白区“失败者”批判苏区“胜利者”的大会。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那个老问题的争论引发的。什么老问题呢?就是毛泽东创造的“以农村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与中央坚持的苏俄“城市中心论”思想之间的斗争。显然，在这个由中央代表团主持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成为了少数人。党权军权都没有了，却让毛泽东当了一个国家的主席。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担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一职。【3】(P359)“毛主席”这个誉称就这样的在这里诞生而响誉全世界。

　　第二次集体的严厉的批判毛泽东是1932年10月中旬的事。在宁都县一个叫小源村的地方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是作战方针的问题，是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还是釆取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参加会议的共九人，除毛泽东外，其余八人都是留欧或留俄归来的，都是苏俄“城市中心论”忠实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毛泽东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和“积极防御战略”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严厉到什么程度呢?用会议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3】(P389)一个讨论军事的会议变成了一次专门批判毛泽东“右倾”的大会，毛泽东“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7】(P308)的离开了红军到后方养病去了。但是，却又给了毛泽东一个“必要时到前方”指挥作战的指令。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走了，中央局继续开会，又把毛泽东的军职给撤了。他两个月前因作战需要，被任命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曾回忆到：“说撒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7】(P309)宁都会议再次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离开红军。这次的打击是巨大的，并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丧失。

　　你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被批评打击经历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过程。红军打败仗了，就请他出山指挥并随军行动，转危稍安，就一定是被撤职回后方养病。如此传奇的经历了一个撤职，授权，再撤职，再授权的循环过程，直到宁都会议彻底的被夺军权。甚至，改变了调毛泽东“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3】(P390)的决定，剥夺了一切工作的权力，长期“晾”在医院养病。为此，毛泽东曾毫不隐讳自己对他们的意见：“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7】(P310)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时候的毛泽东要么没有人通知参加高级别的会议，要么参加了会议所谈的意见没有人愿意听，更没有支持者。在一次次的处于“少数人”的局面下，只能是被批“右倾”，被撤职，直至被“晾”养病。正因如此，这样的磨难彰显了毛泽东又一伟大的品质。那就是，毛泽东始终坚持原则，不承认是错，不作检讨，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忍辱负重、相忍为党、捍卫真理的崇高品质。

　　3、中共中央局来了，全面批判毛泽东逐渐发展到全面罢官。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管理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他不仅担任着国家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且，还担任着政府总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自“宁都会议”后，被“晾”四个月再度奉命出来工作，而且是在得不到信任的条件下主持政府工作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件事还得从博古来到了苏区说起。

　　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红军是连连的失败，而“围剿”白区的共产党却是节节胜利。临时中央的领导们在上海难以立足了，王明跑到苏联当共产国际代表去了，指定的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人，则先后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 博古一到苏区就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半个月后，大张旗鼓的全面的推行“城市中心论”和“进攻路线”的主张，万万没有想到会遇到苏区各级党委的抵制。为了扫清障碍，清除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的“积极防御战略”在苏区的影响，选择了一个叫罗明的省委书记作为突破口，这就有了声势浩大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一批执行毛泽东主张的干部。说到“声势浩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十二年后，博古曾回忆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7】(P315)在这里，同志们要问了，为什么没有指名道姓的公开的批判毛泽东呢?而是釆取了这种“项庄舞剑 志在沛公”的方法呢?答案只有一个，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影响大啊，尤其是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巨大影响，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我们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曾致电中央，“对毛泽东必须釆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3】(P398)这个态度，这样的指示精神，影响了中央局很想直接批判毛泽东的想法，这才无奈的让毛泽东回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这样的情形没有维持多久，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一个自称会打仗的，叫李德的德国人受共产国际派谴来到了苏区。这下子，博古们有了靠山了，腰杆子也硬起来了。他们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李德更是完全不懂得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意义。釆取了消极防御方针，他们既不敢突破封锁到外线作战，也不敢诱敌深入的待机歼敌。而是惧怕丢失“国土”，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卫国家，与敌人打起了堡垒战、消耗战。这种誓死保卫苏维埃每一寸土地的战法，结果却是丧失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怎么办?只有退出苏区一条路了，8万余红军的大退却啊，在敌人的围堵中只剩下了“突围”两个字。怎奈，突破了一道封锁线，又陷入了下一道封锁围堵。一味的逃跑，只能是处处挨打，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尤其是湘江之战，“竞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11】(P188)护卫着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折损五万余人。一败第五次“围剿”，苏区尽失;再败湘江战役，濒临绝境。红军中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此时已达到了顶点。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再次觉醒了，这一刻，只有毛泽东才能挽救党、挽救红军成为了全党全军的共识。这就有了遵义会议上纠正王明的路线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你看，自中央局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开始，到遵义会议。整整二年内，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尽管一度履行政府主席和总理的职责，实际上一直遭受到无尽的批判。凡是毛泽东的主张都是错的，都要批判。这一时期，批判过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等名目繁杂的错误。同时，又变本加厉的排挤毛泽东，剥夺了政府总理的职务，只保留了政府主席一个虚职。在失去党权军权后，又失去了政府行政权，彻底的被架空了。这还没完，为了彻底的清除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甚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送毛泽东到苏联养病，【7】(P339)试图把毛泽东赶出苏区、赶出中国。更加肆无忌惮的事，发生在准备撤出苏区的时候，博古们想不让毛泽东同红军一道撤退，让他留在苏区打游击。如此这般的进行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曾经说起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7】(P334)毛泽东经受住了这些严峻的考验，他的理论思想更加的成熟了，革命信念更加的坚定了，斗争意志更加的坚强了，伟人胸襟更加的宽阔了。这都是中央领导们用“集体智慧”成就了毛泽东的伟大。伟大的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全军的爱戴和拥护。所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到：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12】(P67)

　　拙文至此，我们从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和规律。毛泽东经历的党内批评是一个逐步发展且反复循环的过程。井冈山时期，省委特派员代表着组织，传达中央指示批评毛泽东;下山建根据地初期，中央特派员代表着中央，传达中央决议批评毛泽东;苏区发展时期，中央在苏区设中央局，集体代表着中央批判毛泽东;苏区建国中后期，中共中央局迁到了苏区，中央领导集体齐上阵、同声音的批判毛泽东。不同时期的中央负责人虽有不同，批评的方式也各有差异，但共同点却是一致的批评毛泽东的主张，都是否定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建根据地的思想。而且，批判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惊人的一致，都是红军作战的失败。可谓是：批判一次，失败一次;反复的批判，反复的失败;彻底的批判，就彻底的失败;直到觉醒。你看，这一时期中央的集体智慧，就是集中表现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和打击上，连续的用自己的错误来证明毛泽东的正确，并反复的用“集体智慧”来成就毛泽东的伟大。正因如此，这些斗争的历史也完美的诠释了“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一论断的伟大。

　　由此，也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找到真理到掌握真理，有时候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周恩来曾坦言：“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家不赞成，大多数反对，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紧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13】(P504)毛泽东的每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和争论，也总是会遭到这些人或那些人的干扰和反对。但是，最终又总能让中国共产党人，在沉痛的血的教训面前幡然醒悟，成为毛泽东最忠诚的追逐者和捍卫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而寻找到并掌握了的伟大真理。

　　有一位哲人曾说：”无论怎样的原因，历史始终只会循着它实际经过的道路⋯⋯”。撰文纪念毛泽东，就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着我们的党“实际经过的道路”。今天，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我们的党，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团结到了毛泽东的旗帜下，最终“才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军队才成为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14】(P5)

　　【参考文献】

　　【1】《星火燎原》选编之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5】《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

　　【6】《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

　　【9】《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

　　【10】《毛泽东诗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1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册，南开大学编，1972.

　　【12】《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

　　【1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

　　【14】《光辉的五十年》，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