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选拔和培养革命干部而呕心沥血

贺世友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仅总结了我们党在选拔和培养干部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而且为中国革命以及建国后的建设事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治党治国治军的宏大的干部队伍。

一、要建设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优秀干部队伍，就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可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曾受到党内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不正派的干部政策，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毛泽东身临其境而感受到了深刻的教训。

长征胜利之后，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在全面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时，特别关注党的干部问题。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了红军干部教育的经验和党的干部政策;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党对培养新干部的迫切需要和选拔干部的标准;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毛泽东的多次论述，基本上构建了我们党关于干部建设的科学理论。

毛泽东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他还说：“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什么是正派的干部政策呢？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政治教育。”毛泽东还批判了王明、张国焘等不正派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就是‘任人 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毛泽东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干部理论观点，总结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中造就人才的历史经验，把正派公道的干部政策科学地概括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并把这一标准建立在党和人民事业的基础上，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需要为原则。在运用“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和培养干部的实践中，毛泽东从不同的角度科学地阐述了“德才兼备”的内容。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标准：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这是侧重于选拔干部的角度讲的。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这是从培养干部的角度讲的。

毛泽东对干部德才标准的以上论述，既反映着革命战争年代党对干部的全面要求，也体现着干部自身修养方面追求的目标，其内容同样反映着革命斗争对干部德才的要求，而且侧重于政治的要求。这些要求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一致的。

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确定之后，如何正确有效地落实到干部工作中去呢？毛泽东不但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负起培养和爱护干部的责任，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干部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必须善于识别干部。识别干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干部。正确地考察和识别干部是整个党的干部工作的基础，尤其是选拔干部的基础。毛泽东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二是必须善于使用干部。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使用干部必须出于公心，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和“德才兼备”的标准。

三是必须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指出：“爱护的办法：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方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二、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高瞻远瞩地为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作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干部队伍的成长紧密相关，每当革命形势大发展，就必然需要和造就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而大批新干部的成长，又必然推动着革命高潮的继续高涨。毛泽东是我们党最早认识和掌握革命高潮和革命干部这个互动规律的领导人，并自觉运用这个规律培养革命干部。

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过两次从低潮向高潮的发展时期，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末土地革命的兴起，一次是30年代末抗日战争的兴起。每次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毛泽东都有预见地不失时机地做了干部上的准备，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发展，并在革命高潮中极大地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除支持黄埔军校的创办外，还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大革命高潮的掀起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党要进一步恢复发展革命力量，最感缺乏的就是党的干部。

从全国革命形势来看，中日民族矛盾正在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预见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局面即将到来。为此，他及时地提出了培养千万计的干部队伍的主张。党中央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第一是创办培养各类干部的学校。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12所分校，共培训了10多万军政干部。第二是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提出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占第一位”的思想。党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从政治教育、理论教育、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四个方面开展学习运动。参加在职干部教育的人数，从军队到地方，从前线到后方，不是几千几万计，而是十万百万计。第三是大量培养知识分子干部。1939年12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党中央决定在行政、军队、学校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这批知识分子在抗日的烽火中锻炼成长，大部分成为革命干部队伍中的骨干。

三、创办各类干部学校加强理论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党的干部队伍

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和理论修养相对比较低。在革命战争的年代，毛泽东亲自创办过多所干部学校，对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理论培养和教育。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瑞金就创办过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和苏维埃大学，认为全国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需要大批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几万人继续供给到各个工作的战线上去。”1936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是党中央到陕北后建立的第一所干部学校，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的政治委员和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说明了他对这所学校的重视。他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规定“这三者是造就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学和从事学习的”。毛泽东还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这三句话的教育方针和八个字的校训，成为中国抗日军人著名的“三八作风”。从抗大总校成立后的3年时间内，毛泽东有22次到抗大讲话，4次为抗大题词，并多次听取抗大领导汇报工作和与他们研究工作。

毛泽东对抗大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的大批军政干部和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另两所倾注着毛泽东心血的学校是中共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建立的一所专门负责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在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党中央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学校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1943年3月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1935年12月，中央党校正式开学。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指明了党校的办学方向。

毛泽东经常到中央党校对学员发表演讲或重要报告，对党校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

陕北公学于1937年7月开始筹备，成仿吾任校长。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成立写了要造就一大批“革命先锋队”的著名题词。11月1日，毛泽东又参加了陕北公学师生500多人的开学典礼，并以《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为题发表演讲。他说：“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利用陕甘宁边区比较稳定的条件，创办了大批干部学校，为培养党的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创办干部学校培养党的干部的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之后继续发扬光大，形成了党的干部培养制度中的优良传统之一。

四、重视社会实践的锻炼，在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实践中选拔和培养干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从创建革命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政权的。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通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培养和发展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党在干部队伍建设中一个重要措施，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毛泽东历来重视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干部，他把社会实践称之为“社会大学”，是干部学习和锻炼的“大课堂”，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几十年来，党的干部已经形成了一种优良的传统，自觉地到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去工作、学习。党的干部队伍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一批一批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最善于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发现干部和选拔干部。他强调在实践中学习，也强调在实践中锻炼培养人才。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包括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许多人过去没有受过专业教育，更没有进过大学校门，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靠自学成才，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对这些干部非常器重，对他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委以重任。

毛泽东强调革命实践对培养干部的作用，并不忽视革命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党的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革命的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毛泽东反对的是教条式地学习书本知识，脱离实际，学而不用。他强调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一再强调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怎样才能做到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呢？他认为，主要的途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学习。所以，他十分强调干部的理论学习一定要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读书和应用结合起来，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结合的基础就是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参加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

五、提出党执政后干部要“重新学习”的新任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宏大的干部队伍

1948年9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猛异常，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准备工作时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他还说：“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怎样来解决各项工作干部不足的困难呢？毛泽东提出：“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在党中央的这一部署下，各解放区各级党委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干部的工作全面展开。

1949年春，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全国解放的新局面提前到来。各解放区原来准备的5万多干部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毛泽东及时发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他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执政。要完成新的任务，其艰巨和复杂性要比夺取政权大得多。毛泽东说：“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重新学习”的号召。他号召全党干部学文化、学科学、学经济、学管理，并且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的，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为此，党中央作出决定，有计划地抽调大批青年干部，脱产进中等和高等学校学习或进修，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毛泽东还期望造就一支掌握科学技术的宏大的干部队伍，他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又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反对做空头的政治家。

六、强调大量选拔和培养新干部的工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最早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在1964年6月党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内容是：第一，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毛泽东对这五项条件，经过慎重思考，反复修正，并于7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修正后的五条除了文字上的规范外，每一条都增加了反修防修的内容。

1964年7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亲自加写了一段话，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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