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回忆主席：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为人民服务啊!

谢静宜

谢静宜，女，1935年出生，河南商丘人。曾任17年的毛泽东机要秘书，历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198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曾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2017年3月25日凌晨6时零7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1965年春夏间，谢静宜随毛主席去南方视察。车辆停在一支线时，主席下车观察路旁的庄稼长势。(钱嗣杰摄)

　　毛主席自踏上革命征程，几十年如一日，披荆斩棘，勤勤恳恳，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又指引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为我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付出了毕生精力和智慧。不仅如此，毛主席作为人民的领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子女，以及素不相识的普通群众也是充满了深深的爱和关心。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亲身经历了很多事，可以说不胜枚举。

　　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

　　大约是1965年夏天，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江西，停在一个铁路岔道上。那天上午，主席安排的是请当地领导同志到列车上开会、谈话。列车所停之处，道旁是水沟。在江西，有水即有鱼。主席在车上开会，我们工作人员没什么事，跟主席出差的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贾秋和提议，下水给主席摸鱼吃。于是干部队(警卫队)和我们部分工作人员一齐响应，男同志纷纷脱掉鞋子，挽起裤子下到水沟里摸起鱼来。我和摄影师舒世俊等，站在沟边，一边看热闹，一边帮助他们捡鱼往水桶里放。人欢鱼跳，热闹非常。大伙兴高采烈地说：“今天要给主席改善生活哩!”因人多，工夫不算太长，我们装了大半桶大大小小的鱼，其中还有个别的小红鲤鱼，在水桶里翻腾，大家都为这次的收获而兴奋异常。等主席那边的会开完了，我们也就收摊上了车。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主席那里报信，他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休息。我说：“主席，今天给您改善生活，辣椒炒小鱼。”他问是怎么回事，我就把摸鱼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原以为主席听了会高兴的，没想到他反问道：“鱼活着没有呀?”我答：“都活着呐。”主席说：“谢谢同志们噢，告诉他们，把鱼放掉吧!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我一听很沮丧，就辩解说：“那不是谁家的池塘，要是池塘我们也不会去捞人家的鱼，那是铁道旁边的小水沟，水是下雨积存的。”

　　主席听我说完很认真地说：“那虽说不是哪一家哪一户的池塘，可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在主席的一再坚持下，大伙只好按主席的意见提着水桶把鱼全部放了回去。

　　毛主席不吃江西水沟里的鱼，说明老人家仍然牢牢地遵守着红军时代他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民争利，秋毫无犯那一条。

　　一张唱片的故事

　　有一件事是我惹出来的，终生难忘。那是1961年春天，主席视察武汉之后，他的专列即将向湖南开去。临上车前，我和小胡觉得湖北招待所利用吃饭时放的一张唱片很好听，是梅兰芳先生的唱腔“四平调”。我们几个人都喜欢听这个“四平调”。在招待所时间短，还想在路上再听一听。我就去请示东兴同志，能否先把唱片借走，待专列返回时，再送还。东兴同志听说是借用一下，也就同意了。我们与当地同志说了一声就把唱片带上了列车。开车后，趁主席在餐厅吃饭时，我就放这个唱片给他听，以便松弛一下他的情绪，使大脑暂时得到休息。我说：“主席，这张梅兰芳的唱片是从武汉拿来的。”主席疑惑地说：“不对吧，我们有这个片子，是小张、小田(主席卫士张仙朋、田云毓)他们带来的吧?”我说：“当时咱们走得急，小张、小田忘了带来。这张唱片是我们从武汉拿来的。”听我说到这里，主席马上严肃起来问：“王任重同志还在车上吧?”(一般当地领导同志都要上专列送主席一程再下车)我说：“在呀。”主席接着说：“请汪主任来一下，等王任重同志下车时将这个唱片带回去。”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违反了纪律，对主席说：“这事不怪东兴同志，是我们自己想听，要求先借用一下的，是我错了。”主席看我认了错，他微笑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怎么把人家一个唱片拿来了?”我辩解说：“不是拿的，是借的。回来时会还他们的。”主席笑着又给我驳了回来：“唱片这东西，放一次就损耗一次，放久了也就不能用了，还人家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听主席说得有理，无言以对，深感羞愧，只好表示：“以后再不会干这种事了。”主席见我有些难过，反又安慰我道：“没关系，你们不是说是借的吗?现在就还给他们。要是我们没带来，告诉我，我们可以买嘛!”主席还说：“你们要是想听，就再放一遍吧，然后再请他们带走。”我连忙说：“不放了，现在就还给王任重同志吧。”随后，汪东兴来了，主席请他交给王任重，归还主人。

　　“我的药谁急需就给谁用”

　　记得1973年前后，清华大学四川分校一名女大学生，兰州人，因患肠穿孔，被误诊为感冒，结果腹内已大量浮水，情况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校医院大夫和学校领导同志告诉了我，希望我帮助找到一种对症的特效药。药的名字我现在说不上来了，这药四川那里没有，清华校医院也没有。

　　我立即先给305医院打电话，一位负责人接电话后很重视，但找遍整个药房也无此药。我又给卫生部打电话，请他们帮忙，他们也很重视，答应马上去找。过去遇到疑难病人，他们多次帮过忙。过了一阵，仍没回电话，我估计一时还未找到。迫于情况紧急，我不得已给中央警卫团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负责主席安全的张耀祠去电话询问，问那里有没有这种药，并提出能否在不影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用药的前提下，拨给我们一些去抢救四川分校这名大学生，若可以，我们立即派车去取。不一会儿，也就是几分钟工夫，张局长给我回了电话说：“小谢，我让他们查了一下，咱们这里有这种药，你们赶快派车来取吧。”我们都高兴极了，立即派校办公室副主任吴生荣和校医院大夫取来药后，直接去机场乘飞机送到了四川成都人民医院，使这位女同学转危为安了。

　　由于当时来不及，事后我才将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我说：“老人家，用了您的药，救活了一个病人。”主席当时对我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抬起头来问我：“什么事啊?”于是我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做了汇报。主席认真地听着。当我说到取来药后校医院的大夫已乘飞机送走时，主席打断我的话急忙问：“抢救过来没有?”我说：“药到得还及时，救过来了，听校医院大夫、护士长说，这位学生已转危为安，没问题了。”主席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关心地说：“好!好!这样就好。”然后加重语气说：“什么用了我的药、中央首长的药啊?根本不对，救死扶伤，谁急需，就给谁用。”之后又笑着用一个食指，指着他脚下的地盘，小声对我说：“今后再遇到这种事，还到这里来找药好了。”我和主席都会心地大笑。我说：“当时来不及请示您了，张局长和我也都知道这种事您会百分之百地同意的。”老人家点点头，以微笑赞许了这样的做法。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又去主席那里请示其他工作时，主席又问起这位大学生的健康情况，他还想着这件事。他问：“四川那位学生怎么样了?完全康复了吗?还能继续读书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老人家才放心地说：“好!好!”他微笑着点点头。

　　事后，我为这位女大学生高兴。我想要是这位女同学能知道在她病危时，是用了毛主席的药救活了她;毛主席知道后，又一直在关心着她的健康情况，她该多激动啊!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工作纪律，我没有向这个被抢救过来的女学生讲，我也不认识她，也许至今她还不知道。因为主席不让说的事，身边工作人员不能随意传达，就连校医院大夫、护士长也不知道真情啊，只知道是来自中南海的药就是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大学生名叫刘德萍。

　　“我就是葛忠仁的领导，我应该帮助他”

　　葛忠仁同志，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理处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50年代，他的母亲--葛奶奶给我们青年忆苦思甜时曾讲过，他们家很穷，解放前带着儿子葛忠仁来北京逃荒要饭。解放后，葛忠仁参加了工作。葛奶奶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良，又极为爱护公共财物的家庭老太太。夜里，只要她发现公共厕所没人亮着灯，她总去关灯。

　　大概是1975年，有一天我回家时，葛忠仁的女儿带给我一封信，是她爸爸写给我的，他想见我，同我谈谈。我立即去他家了，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小谢同志，多年来我一直患病，但由于生活不宽裕，不得不坚持工作，比如打扫卫生，扫扫院子之类的事。我怕长期不工作，扣发工资，养不了老母和三个孩子。我妻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工资也不高。所以自己认为能干什么，就坚持干点什么吧。这样，别人还以为我没病，就把我调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小谢，我患有心脏病，又患有脉管炎，我在干校是拄着棍子在菜地里干活、摘辣椒的。后来病重了，只好回北京治疗。可是咱们305医院治不了脉管炎，目前还没治这个病的大夫，只能到别的医院去治。这样一来，医疗费机关不能报销。说我的行政关系‘五七’干校，只能回到那里去报销。自己又没钱，吃不了药。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有时站在红墙根前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北京解放后是您老人家救了俺娘俩，救了俺这苦孩子，今天我又遇到难处了，我是多么想念您老人家啊，多想向您诉说一下我的苦衷……”说到这里他泪如雨下。我安慰他，并答应向领导反映他的困难。

　　事后有一次我在向毛主席汇报别的工作时，顺便讲起葛忠仁的情况。主席听我说完，心里很难过，特别是当听到葛忠仁面对红墙泪如雨下时，主席掉泪了。接着他果断地对我说：“像李庆霖一样，我送他300块钱。我就是他的领导啊，我应该帮助他嘛。”并当场交代张玉凤落实这件事。

　　我心里很激动。当时向主席反映的目的，并没有想让主席出钱资助。葛忠仁不是直接为主席工作，主席也不认识他，而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候，主席却说：“我就是他的领导啊!我应该帮助他……”

　　3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那时在食堂吃饭每人每月12至15元也算是很不错的伙食了。中药一般也是几角钱一服。更重要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工作人员，能够直接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精神上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两天后，小张打电话告诉我说，关于主席要给机要局那位同志钱的事，办公厅的一位领导知道了，让小张告诉我，葛忠仁是办公厅的人，他的困难、看病费用，今后一律由办公厅帮助解决，不用主席再出钱了，让我放心。

　　虽然事后由中央办公厅出面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久久难忘，那就是主席关心人民疾苦的那颗赤诚的心。

　　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1970年夏，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记得1961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李敏、李讷和我都在时，主席也曾对我说过，让我同他的两个女儿交朋友。这次主席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当时李讷和广大干部一样，正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这当然是主席对女儿要求严、标准高的感情流露。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主席爱这样拿高干子女跟工农和一般干部子女相比较，总不希望看到他们有优越感和特殊化。事实上，李讷是一个俭朴、好学的人。

　　稍停，主席对我谈了李讷要求去农村插队的事。他说：“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主席思考片刻继续说：“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助她选个点。你带上李讷一块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主席深情地说：“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我深深记下了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准备动身走时，主席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先让我看了信，我深为信的内容所感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看完后装入信封。护士长吴旭君正欲封上，主席摆了一下手说：“不，不封，就这样敞着。”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表示让李讷知道她父亲对我的委托。果然，李讷也可能是明白了信不封的含义，与我开玩笑地说：“你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

　　在江西省委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李讷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

　　后来，听说李讷病了，我受主席之托，又去江西看望过她。

　　她当时正在地里同农民一起砍甘蔗，我去河里给她挑了一担水。河水浅且浑，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但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劳动之外，她还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

　　我回来后，对主席谈了李讷的病情。主席说：“她没什么大病，在家时也是常发烧的，一遇到考试，她就拼命一阵子，考试完了就发烧，大病一场，没什么要紧的。”

　　我看主席对女儿要求这样严，就说：“主席，李讷还是有病的，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再回去吧!”

　　主席说：“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我说：“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主席还是不同意，说：“不，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主席对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既疼爱又严格。多久不见，他想念自己的孩子，孩子生病了，他心疼。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老人家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是严格得一丝不苟。

　　关于李讷的婚姻问题，主席给了女儿充分的自主权。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李讷在干校、在农村那样一个不大的环境里，选择一个合适的意中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朋友，临走时，我随便问了一句：“李子，年岁不小了，对婚姻考虑过没有?”她说没有。对此事她并不着急，也不愿让母亲干预，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我回京后报告了主席，主席让我转告李讷：“她的婚姻.父母亲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好了：

　　1.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2.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3.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伟大政治家彻底的反封建、反世俗的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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