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季春芳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全国解放、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对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进行了艰辛探索，对中国的革命发展和党的前途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和梳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于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时代背景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是在科学把握革命形势发展、准确定位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页。】：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一种是光明的命运和前途，即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种是黑暗的命运和前途，即仍然维系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如何彻底改变中国命运、顺利实现光明前途，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1946年6月，国民党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在此情势下，1947年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统一纪律为统一行动提供保障，是集中精力进行解放战争、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迫切需要。

（二）“整编党的队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永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革命年代，由于革命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客观生存环境的严酷性，致使部分党员缺少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此外，抗战胜利后，党员数量剧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1253页。这不仅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还“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损害了党的形象。此外，党组织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部分地方甚至存在着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以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违纪现象，影响恶劣。针对上述情况，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毛泽东强调了整编党的队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对于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的重要性，并意志坚定地告诫党内人员：“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

二、思想与实践

基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和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客观实际，毛泽东在把握时代趋势、顺应人民期待的基础上，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一系列思想并采取举措，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并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

1．建立健全党纪党规。这是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缺少严格统一的党纪党规，是解放战争时期出现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建设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毛泽东先后起草制定了一系列党纪党规。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4页。】这个指示要求全党立即建立和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并对中央和地方两级决策权限作了明确划分。同年3月，毛泽东又起草下发《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对党的报告制度作了进一步补充和深化。这两个指示，顺应了新的形势对党提出的迫切要求，使我们党得以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为党积极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奠定了制度基础。针对部分解放区出现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1948年9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提出完善党委会议制度的许多具体要求，并明确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1341页。】这一决定对加强党委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1949年3月，毛泽东就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又作了具体详细的阐释，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毛泽东关于健全党委制的意见，强化了当时正处在夺取全国政权道路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量，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2．严格实施整党运动。党的队伍不纯造成了纪律上的不统一，严重影响党的团结。1947年7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作出结合土地改革开展整党运动的重大决定。整党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三查和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党运动的主要方法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其中，“纪律制裁”是整党运动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其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加强纪律建设纯洁党的组织，强化党的领导。在整党运动中，仍然出现一些违纪现象，甚至“在土改整党中又一度产生孤立的贫雇农路线、简单的清洗和‘一脚踢’的错误，在对党员党籍的处理及纪律的执行上马虎随便，没有严格的遵照党章执行”，《华东局组织部关于执行报告制度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讨给中央组织部的报告》，1948年12月26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G046—01—0137—009。直接影响整党运动的效果，并在党员和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为此，1948年5月，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党内出现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担忧以及期望利用此次整党运动控制并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坚强决心。1949年春，整党运动顺利结束并取得良好效果，“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3页。】利用整党运动克服党内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是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有效路径。

（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化军队纪律建设

军队纪律建设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纪律严明与否直接影响到我军的战斗力。为加强军队纪律建设，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1．制定严格的军队纪律。毛泽东一直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针对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内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1947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宣言》指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宣言》强调了军队纪律与战争胜利的必然关系，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觉悟。同日，毛泽东还根据形势的发展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1页。】此外，毛泽东还多次在讲话、电报和文件中就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作出指示。1946年7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转各部队首长的指示电中，毛泽东指出：“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这对于统一部队行动、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密切军民关系，有着重要作用。1948年1月，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5—1266页。】指示实现了军队请示报告制度的规范化，保证了军令畅通。同年8月，毛泽东又再次要求部队对“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进行具体细致的汇报，且要求汇报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35页。】

2．实施新式整军运动。1947年冬至194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加强军队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随着局势的发展，解放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新的形势要求最大可能地调动一切官兵的积极性来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但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内部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兵力日益增强。截至1948年1月，“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195.4万余人，华南游击队1.5万余人。同国民党军同期相比，总兵力为1∶1.91，正规军为1∶1.5。双方兵力相比，同战争开始时的1∶3.4,1∶3.5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军队人数的增加，在壮大革命队伍的同时，也造成兵源成分的复杂化。人民解放军数量之所以快速增加，除了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外，国民党俘虏转化为解放军战士亦是重要原因。由于我党我军实施了较好的俘虏政策，调动了俘虏兵主动转化为解放军士兵的积极性，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力量。但由于战事繁忙，致使我军作战时间多，整训时间少，士兵普遍缺乏组织纪律教育。在《中央军委关于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的通报》中就有这样的记述:“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这就导致一些思想松散、纪律松弛现象的出现，部分地区“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是普遍严重的存在发展着，一部分干部和队伍，发展着统治阶级的权威思想和蛮不讲理的枪杆子主义，到处侵犯群众权益，破坏革命政策法令。许多干部不是站在群众与士兵之中，而是坐在群众与士兵的头上，任意剥削、任意处罚、吃空名、挖假账，甚至使用肉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虽然上述情况并不是人民解放军的主流，但这些纲纪不彰、作风不良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人民解放军的纯洁性与战斗力。鉴于此，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军利用作战间隙，以诉苦和三查的方法，普遍开展一次新式整军运动。在整军运动中，我党始终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首先进行民主教育，发动战士给干部、党员提意见，干部进行检查，然后对战士进行纪律教育，检查违反纪律的现象”，【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有力保证了整军运动的普遍性与有效性。1948年3月，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4页。】此次新式整军运动批判了部分党员干部和领导机关存在的不深入基层、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整顿了军队中存在的无视纪律、贪图享乐、妨碍统一的违纪行为，增强了我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三）“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为新中国的成立作积极准备

1．强调统一权力于中央的必要性。面对势如破竹的战争发展趋势，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多次强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必要性。1948年4月，毛泽东在致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中，指出：“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6页。】在这里，毛泽东严肃批评党内存在的一些恶劣作风，并严厉强调中央政策必须毫无保留地予以执行。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决议的第三次稿上加写这样的批语：“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7页。】这一批语明确提出党报要坚持党性原则，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194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里再次讲到：“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2．除多次强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必要性之外，毛泽东还采取具体措施来保证其有效性。有着长期革命经验的毛泽东，深知军队对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1948年2月，他提出，“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2页。】阐明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4月，毛泽东指出：“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7页。】10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这些要求，提高了广大党员对于统一权力于中央的思想认识。在统一权力于中央的过程中，毛泽东还以东北局为突破口，对其他地区起到警示作用。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北靠苏联、东联朝鲜、西接蒙古，在抗日战争之后成为中共的“重中之重”。但由于部分同志认识不足等原因，东北局没有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书面报告。为此，自1948年1月起，中央连续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对其进行严肃批评。同年4月，毛泽东强调“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6页。】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有针对性地电催东北局落实相关规定。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东北局召开党委会议，对自身存在的错误进行反省和检讨，并表达了此后严格执行党纪党规的决心。8月，毛泽东在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不但你们应当作此种自我批评（你们已经作了），一切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均应当作此种自我批评（他们还未作）。你们未皓电所指出的缺点及错误，他们及他们所属是大体上同样存在着的。因此我们决定将你们未皓电及中央本电转发给他们，并要求他们就此问题作一次正式检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5页。】毛泽东以东北局作为突破口，狠抓落实党纪党规，增强了统一权力于中央的有效性。

三、重要成效

（一）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基于国内外、党内外的基本形势与客观情况所作出的正确决策，是强党强军的理性选择。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后，《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等相关指示和决定，将党的纪律建设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措施强化了广大党员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加强了全党的集中统一和集体领导，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对于严肃党纪、消灭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1月底，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军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解决“地主富农思想、右倾情绪、本位主义、不顾整体、妨碍统一、违背政策、享乐思想、名誉地位观念”【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第232—233页。】等问题，增强了我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二）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为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了重要保障。一部分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反抗民族敌人时表现较为积极，但由于其没有放弃原有的阶级立场，当革命深入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尤其是土地改革时，就对党的纪律产生了抵触情绪，有的党员甚至公然违背纪律。这些违纪现象严重影响党的肌体健康，削弱人民群众对于党的信任度。针对上述情况，在以东北局为突破口、以整党运动为着力点的大规模党的纪律建设行动下，党内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克服，“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4页。】全面有效的纪律建设，纯洁了党的队伍，纠正了党的作风，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据统计，“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到148万人；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页。】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三）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必要准备。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必要之举。1948年4月，毛泽东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6—87页。】1949年8月，毛泽东再次指出：“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出现。”【《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24页。】这些指示，明确要求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突出了严明的党纪对于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性，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必要准备。

（本文系2015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建设的理论、实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SK2015A417）

（作者季春芳，巢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安徽巢湖2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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