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的三次发火与他不可碰触的原则和底线

耿来意

毛泽东是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原则就是他的生命，在原则问题上，他强硬的就象一块石头，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留。他很看重原则性，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罗荣桓去世，毛泽东在当日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会前提议为罗荣桓默哀，他评价罗荣桓说：“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在毛泽东的眼里，原则是一种品格，是一种信念，是一种理想的坚守。他曾跟卫士李银桥说过：“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路线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调和的余地。”他还曾表示：“在原则问题上，我历来的态度就是完全、彻底、干净地没有调和的余地。”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又是一个主张以理服人的人，一个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人，这跟一个自称“没有调合余地”的人好似判若两人，然而这些看似矛盾的理念就这样辩证统一地存在于毛泽东的精神世界里，存在于一个辩证法大师的政治生涯里。

让毛泽东没有调和的余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和底线呢？

这从毛泽东建国后的几次发火中，可以探知一二。毛泽东的这几次发火，不仅广为人知，而且成为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对一九六二年全国刮起的“单干风”发火。一九六二年，全国上下刮起了一股很大的“单干风”，越往上刮的越大，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少人对集体经济的前途感到一片黑暗，把摆脱国民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分田单干上。如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汇报自己的调查结果时就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在听报告时一言不发，显然他不赞成这种单干的观点。田家英的观点，显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而且在高层也很普遍，成了一股很大的风。如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就在上海找姚依林谈恢复农业生产，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方式，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陈云还跟毛泽东当面阐述分田到户的意见，毛泽东没有表态，但据陈云后来回忆，陈云陈述分田单干的时候，毛泽东很生气。毛泽东后来找中办主任杨尚昆谈话，主要围绕着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这个要点，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问：“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这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对单干问题谈得非常密集，也谈得十分严重，他从单干风这一现象，看到的是两条道路的实质。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说：“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忽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双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 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对于六二年的单干风，毛泽东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念念不忘，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再次说起：“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这件事对毛泽东的触动太深了，它直接促成了后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后来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剧中“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又成为文革的导火索。

对“不管文化”的文化部发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格外重视，他认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而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戏剧等诸方面充斥着帝王将相之类的内容，这令他十分不满。一九六三年九月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说：“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 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毛泽东的劝说和苦口婆心的倡导，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社会主义新文艺，“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毛泽东经于发火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对《戏剧报》、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严厉批评：“《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在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国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 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时过不久，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在之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文化方面的关注日益加深，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批评日益加剧，最终决心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场革命是让工农兵占领舞台的革命，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革命。

对当官做老爷的卫生部发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旧的官僚主义思想影响，医疗资源逐步向城市以及官僚阶层汇集，而广大农村却存在着无医无药的严重局面，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回井冈山，当他听到老区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员反映说农村缺医少药、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冶疗后，毛泽东非常愧疚地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这次井冈山之行对毛泽东的触动非常大，促成了他“六·二六指示”，在这个著名的指示里，他严厉地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跟医务人员历数了当前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这次谈话之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主流，医疗卫生资源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农村，农村贫瘠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较大改观，数字显示，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到一九七五年全国覆盖率达到84.6%，一九六五年的时候，城市平均每千人的医院床位是农村的7.7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是农村的3.7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75%，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农村医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活跃着180多万赤脚医生，国家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是一场被誉为“卫生保健革命”的中国大事件，卫生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曾在一篇专访中说：“前30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

在建国之后，毛泽东的发火当然不止这三次，但这三次发火能够较真实而深刻地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念，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倾力坚守的原则和不可碰触的底线，那就是：在路线上必须坚持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精神上必须坚持以工农兵为主导的文艺方针;在施政上必须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所坚持的这些核心原则，构筑起了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框架和基石，也是区别于毛泽东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分水岭，是今天的人们对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让人眼花缭乱，各种非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以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各种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以社会主义的名号招摇，造成人们难辩真伪，思想混乱，其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声誉侵害是无法估量的。我经常发现一些年轻人将在生活、工作或者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所产生的怨气发泄到毛泽东思想上面，发泄到社会主义方面，而造成他们产生怨气的那些因素， 比如被老板压榨剥削、被克扣工资、收入分配不公等等，都是毛泽东所倾力批判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所排斥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李鬼”已经让人辨不清是非了。

这是个思想大裂变、大碰撞的时代，常常需要我们对一些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观察和解答，当面对那些纷繁芜杂的矛盾的时候，不妨拿来放到毛泽东所坚持的那些原则面前照一照，我们就会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我们的心就会豁亮很多，我们就不会在最容易迷路的时代里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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