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决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改组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増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思想在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从此便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他说：“长征，如果沒有遵义会议，如果不是由毛主席来指挥······，那么红军也没有出路，可能要被打散，最少一方面军要被打散了。······长征的关键是遵义会议，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实际上是毛主席在指挥，使得红军在最危难的时候有了对付敌人的正确的方针和办法。”“遵义会议的最大功劳是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是毛主席了。” 李维汉也在回忆中说：“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我们党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张闻天也回忆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毛、朱、周三人)中央的建立······” ，为新中国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意义是如此之重大。但是，遵义会议召开以后，毛泽东是如何将会议决议捍卫和巩固下来的?其间又经历了哪些艰难和曲折?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人们并不知晓。因此作为遵义人，搞清楚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当时中共高层参加会议和表态支持决议的人员基础还是比较薄弱，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红军和中共高层形成共识尚需要时间来接受历史的检验(据杨尚昆回忆，后来张国焘分裂红军，其原因就是：“遵义会议他沒有参加，不算数。”)。因此，遵义会议上大家希望毛泽东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毛泽东却推托自己身体不好，让周恩来和张闻天这两个留苏人员出任要职。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政治策略，也是他作为领袖人物政治成熟的表现。因为利用周恩来和张闻天这两个留苏人员出任要职，无论是王明还是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高层都不会反对，这对巩固遵义会议决议是非常必要的。

　　笔者在《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一文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次未开完的会议，其中几个关键议题是在四渡赤水期间调整充实完善起来的。而四渡赤水期间正是遵义会议决议经受考验，即：“斗争否定、捍卫巩固”的关键时期!

　　遵义会议进程的第二天，讨论了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人的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在遵义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北上四川，在成都西北面创建新的根据地。理由是四川的条件比遵义地区好。这个战略行动方案由于对川军的战斗力和防堵决心等缺乏了解，因此土城一战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北上四川的行动计划，改向扎西，以便修整部队和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

　　由于中央红军北上途中的土城一战沒有打好，军队士气受挫。反对毛泽东指挥军事的意见和矛盾随之产生。据成仿吾回忆：一渡赤水后，林彪公然对抗中央，不执行军委命令。他把部队往西带，离主力越走越远。军委为了调一军团到扎西地区集结，前后六天给林彪下了八次命令。林彪拖延了四天，才不得不带部队向指定地区集中，几乎误了军机。黄克诚也向中央写信说土城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沒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博古便借机嘲讽毛泽东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加上中央红军进驻扎西后，又受到川、滇军围堵的强大压力，因此中央红军转入黔北，继而北上四川的战略计划和毛泽东指挥军事的问题等受到人们质疑，这给毛泽东造成很大压力，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力争打一个大胜仗来鼓舞士气，挽回当时中央红军处境困难等负面影响，借以巩固遵义会议决议。于是毛泽东决定出敌不意，杀回马枪，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据吕黎平《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一文披露：在扎西东进前，毛泽东曾对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作了战略转移的动员讲话，他注视着全场，约带些自责的神情向大家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好，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吃一堑长一智，现在采取‘声西击东’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为此， 2月10日，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出东进作战命令：“…我野战军目前…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毛泽东的二渡赤水东进战略决策，是基于当时川、滇军为防堵中央红军已全部被吸引到了横江流域，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西南三省中战斗力较弱。而国民党中央军的周、吴两个纵队虽然跟随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但他们长途追剿，已是疲惫不勘，不仅与中央红军一样人地生疏，而且经过湘江战役后伤亡也很大，军队编制不足，打败他们胜算较大。再有，遵义是贵州首富之区，四面有长江、乌江和赤水为屏障，东又与二、六军团相邻，是创建临时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遵义一战消灭敌人两个多师，获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士气为之振奋。

　　遵义战役国民党中央王牌军惨败，使得蒋介石很丢面子，恐难指挥川、滇、黔各军围剿中央红军。为此，3月3日，蒋介石亲自拟定和部署“在乌江以北的黔巴大道围歼中央红军” 的作战计划，命令周浑元率领所部并指挥黔军何知重师三个团，从仁怀东进，于3月6日赶到枫香坝、鸭溪一带，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

　　3月4日，由于毛泽东指挥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和新的反“围剿”作战需要，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成立由毛泽东和朱德两人组成的前敌司令部，毛泽东担任总指挥，进行新的反“围剿”作战。为此，毛泽东于3月5日指挥中央红军转移到鸭溪至枫香坝地域，准备乘遵义战役中央军吴奇伟部大败退守乌江南岸，川军郭勋祺三个旅尚在桐梓以北地区，薛岳令周浑元部“切不可与他同在一线上混合作战，免受牵动” ，致使周浑元部孤军冒进之际，将其阻止在长岗山一带先行消灭。

　　为此，3月5日由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布局向全军发布了一道《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向全军指战员讲明了消灭周浑元部的有利条件与战略目的和政治意义：“在王家烈、吴奇伟惨败之后，蒋介石又用周浑元纵队与黔军配合向我进攻，企图包围和消灭我们，现在我们必须争取胜利，消灭周浑元(这个前敌总指挥)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这是一个决战，或者是我们胜利，站定脚根，消灭敌人，赤化贵州;或者是我们不能胜利，则不但不能保持遵义的胜利，而且将逼迫再要转移方向，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大的胜利!”关于对周浑元部作战的有利条件，命令指出：“周浑元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动员令体现了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来设定的一个“攻势防御”的反围剿战术，可谓是知己知彼切实可行的。并且指明了与周浑元部的这场战斗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在黔北生存和站稳脚根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央红军转移到鸭溪地域后，蒋介石害怕周浑元部孤军深入被红军消灭，急忙于3月9日下令各军：吴奇伟部由息烽渡过乌江向刀把水、鸭溪开进;川军郭勋祺师由桐梓(以南)向遵义攻击前进;滇军孙渡纵队协同黔军王家烈部赴黔西、西安寨一带集结待命。命令黔军犹禹九旅在新场作为诱饵，诱使红军来攻，然后四面夹击围歼中央红军。

　　就在敌我双方都在慎密部署，寻找对方弱点进行消灭对方的关鍵时刻，3月10日，林彪和聂荣臻二人电告中革军委，要求由他们提头打一次仗，以扩大遵义战役战果，其攻击的对象是位于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为此，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召集红军高层二十多人在鸭溪苟坝开会，讨论是按毛泽东的部署打周浑元部，还是按林、聂二人意见打犹禹九旅。由于土城战役和遵义战役两场战役红军伤亡较大，特别是三军团伤亡最大，因此以彭德怀为首的三军团指战员极力反对再打硬仗，以保存红军实力(鲁班场战斗前黄克诚曾向中央写信反对打周浑元部，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因此在会上大家都同意打犹禹九旅，认为打犹禹九旅比打周浑元部容易些，打犹敌红军的伤亡会少些。但毛泽东不赞同，其理由是：毛泽东已察觉犹禹九旅明显是蒋介石设下的诱饵(如上所述，蒋介石3月5日晚已有“诱其来攻”，然后一举围歼中央红军的命令)，红军要两天后才能调集兵力，到那时敌人在红军外围的包围圈已完成，而犹部目前正处于蒋介石新设置的包围圈中心，明显是一步险棋。林、聂提出的消灭犹禹九旅的作战报告，只从表面上看犹为弱敌，而看不到四周各路敌人正虎视眈眈寻机围歼红军的敌情态势。因此大家的意见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但大家不听毛泽东的这个正确劝解，一致要打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不打周浑元部，并为此争吵得不可开交，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整个作战部署。客观上已否定了遵义会议决议所付给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和在中央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苟坝会议所处的敌情态势和战争形势是如此之紧廹，毛泽东感到大家这样争论不休显然是虚耗时日，坐以待斃，因此毛泽东提议跳出包围圈朝西面再渡一次赤水到四川走一趟，然后再寻求战机，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又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据杨尚昆和黄克诚二人回忆，当时大家想停下来建立根据地，不愿打运动战朝西面去。并且流露出了向湘西二、六军团靠拢的思想矛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中央红军如果转入湘西，遵义会议及其决议就有被否决的危险。中央红军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为此当晚周恩来找毛泽东商量应对办法，并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全权托付给了毛泽东，以此来力挺毛泽东。

　　毛泽东从周恩来手中接过最高军事指挥权后，深感中央红军再在遵义地区停留显然是夜长梦多，不利于巩固遵义会议决议，必须立即离开。为此，毛泽东再启北上四川的念头，准备向西面突出，拟从黔西、毕节一带进入云南，然后再北上四川，并派出便衣人员到黔西、毕节一带了解通往云南的道路。3月12日，中革军委为此下达命令：“我野战军决转移于仁怀东南及以南地区消灭王敌，以寻求对周、吴两敌的机动，并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

　　毛泽东的这次西出行动是在大家的反对声中强撑着进行的。就在3月12日中革军委要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下达后，彭德怀即向中央派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反映说：“目前正是按(江西出发时的)原计划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好时机，不能再往西面去了”。为此刘少奇同杨尚昆两人便联名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彭德怀和他们的意见，说：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折东向二、六军团靠拢，不能再向西面去了 !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人也对遵义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指挥产生怀疑和动摇。王稼祥向张闻天反映说：“老转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要张闻天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张闻天甚至想不当总书记离开中央红军回上海。但毛泽东为了捍卫遵义会议决议，沒有理睬他们的意见。

　　中央红军要向西面突出，已在蒋介石的盘算之中，3月12日命令周浑元部退至鲁班场防守。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北起赤水县城，向南经太平渡、沙滩场、毛坝场、三重堰、打鼓新场至黔西的赤水河东岸地区为防堵中央红军西出的第一道防线(赤水河以西为第二防线，横江流域为第三防线)，鲁班场正处于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防线中部重要结点上。毛泽东发现蒋介石的意图后，立即改变由赤水河上游进入云南北上四川的行动计划，将计就计，向退守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发起攻击，然后由茅台佯动三渡赤水，以吸引蒋介石和川、滇军的注意力，将滇军吸引向北和把郭勋祺部引向川南，然后再东渡赤水，沿着赤水河东岸南进由赤水河上游进入云南后再入四川。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佯动真的起到了效果，蒋介石果然上当，认为毛泽东这次西出一定是动真格的了!于3月15日通电：“是匪急西窜无疑…”他一面命令郭勋祺部向古蔺、叙永方向猛追，一面命令川南地区调集重兵连夜埋头构筑碉堡原地死守，同时命令滇军北进到马蹄滩一带布防，黔军到土城设防。并且要求“另布置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围歼计划安排妥当后，3月20日，蒋介石在贵阳沾沾自喜地电告各军说：“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古蔺一带)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正当蒋介石做着他的黄粱美梦时，毛泽东则轻易地挥师东进，于3月21、22两日从上起二郎滩，下至淋滩间的河段第四次顺利渡过赤水河。

　　当中央红军顺利四渡赤水后，鉴于滇军已向北面迁移，滇东北空虚之际(据滇军上尉连长刘国举回忆，滇军北进到马蹄滩，龙云即令停止北进，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朝前开路，沿着赤水河东岸向黔西挺进，将黔军消灭后趁机从滇东北进入云南，但彭德怀的一个回电打消了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彭德怀于3月25日回电说：“目前向西南寻找战机，首先需突破周、吴、王、孙纵队，在战役上很难。如向东南(靠近二、六军团的)乌江流域则比较有利。”并说：“近日部队很疲劳，须有一两天的休息和准备时间，故不宜有较大的机动。”以此来胁迫毛泽东把中央红军带入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经彭德怀这一威逼，加上毛泽东已发现蒋介石已有所防备，于3月28、29两日命令滇军孙渡部先于31日东进到打鼓新场堵截中央红军，随后又令孙渡部转移到黔西防堵，以防止中央红军从黔西方向进入滇东北。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于是采取敌变我也变的应对策略，走出了整个四渡赤水之战中最为绝妙的一着棋，出其不备，南渡乌江，兵临贵阳 ，“活捉蒋介石”!然后再向西进军云南，从金沙江上游进入四川。

　　由于周浑元部在鲁班场被红军打怕了，迫于毛泽东用兵的威名，因此当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通过长岗山周浑元部的“遵仁防线”时，周浑元不敢阻拦，躲在雕堡里眼睁睁望着中央红军通过自己的防线。紧接着毛泽东又指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穿过吴奇伟部防线，甩开前来协堵的滇军，冲出重围完成了整个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城，在此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会上批评了彭德怀和林彪等人的错误行为，首先在中央红军中统一了思想，肯定了遵义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军事指挥路线的正确，从而为后来的全党全军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反对张国焘的分裂和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为捍卫遵义会议而四渡赤水的历史功劳和艰辛付出，将被永久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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