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主义阶段，尤其强调革命作风和社会实践

旗帜日刊评论员

　　马列毛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条件的学说，是指导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理论指南。然而，马列主义也可能被人用来夸夸其谈，而不是用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曾经批评道：“我们一些同志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而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许多同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也认同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时间一长，就逐渐淡出了。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为模范青年演讲时，提出了“永久奋斗”的要求。他说：“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

　　另外，有的人知道了马列主义之后，把马列主义的原则用来要求别人，却从来不要求自己。正如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揭露的：“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

　　上述这些现象，应当怎样应对?上述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之前的革命导师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还未曾系统地拿出相关论述。只有毛主席把诸如此类的现象和问题提了出来，并拿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毛主席一生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列主义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做到“有的放矢”。他说：“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历来是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这一点丝毫不存在问题。特别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在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首先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主张，同时根据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把马恩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等等这些，都是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这些理论思想方法，马恩列斯都未曾作出过总结、概括。

　　更深一层来说，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人，或者说革命者，除去运用马列主义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要求自己。如果做到了这一条，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反之，或者是幼稚的革命者，或者是口头革命派。毛主席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树立过很多正面的学习榜样。例如，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称赞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与此同时，毛主席批评道：在革命队伍里，“不少的人……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并且指出：“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于革命者自身的要求，是毛主席最早提出的。列宁曾经提出过要警惕口头革命家，斯大林曾经说过：“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是这些说法过于笼统，不利于后代人去判断，什么样的表现是“口头革命家”、怎样做才能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毛主席则具体、生动地给予了阐释。

　　再例如，1937年毛主席在给革命老人徐特立的一封信中，称赞徐特立“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同时批评革命队伍里“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这样，就把一个革命者最突出、最重要的品质，展现了出来。而且，毛主席还称赞徐特立“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同时批评说：“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称赞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同时批评“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称赞徐特立“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同时批评“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

　　仅仅例举毛主席对徐特立、对白求恩的称赞，就足够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认真对照、学习了。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是把马列毛主义理论当成古董欣赏一顿、并不实行，或者夸夸其谈、粗枝大叶，还是按照毛主席教导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有的放矢?是像白求恩那样“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还是“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是像徐特立那样“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人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是像徐特立那样“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还是“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

　　1940年，毛主席在为革命老人吴玉章祝寿时还指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主席还说：“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毛主席这些话，难道不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们说的吗?

　　理论应当是服务于实践的，但是理论又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来空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继承了“湖湘学派”的传统，特别推崇明末清初时期的大学者王夫之关于“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主席仍然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而在思想和实践之间，他又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主席是唯物主义者，他一方面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同时他又指出：“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且，毛主席特别提醒：“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因而，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主义这一阶段，实践性变得非常强。它不容易被人利用来空谈，因为它不但要求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且对马列毛主义者自身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果一个自称“毛主义者”、“毛派”的人做不到上述要求，那么他的所有言论都是虚假的。因此，毛泽东主义不仅供我们用来观察、分析、改造客观世界，还特别关注实施毛泽东主义的人本身的主观思想和自身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第一次强调“改造世界观”的，也是毛主席。我们当今的左派队伍里，理论混乱已经达到了极端，面对一些群众的麻木、不觉醒，什么“以思想划分阶级”、什么“马克思按经济划分阶级，毛泽东按思想划分阶级”等等“新理论”都出来了。其实，阶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即使被压迫阶级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奴役再深，它也还是被压迫阶级，而单个的人则有一个站在哪个阶级立场的问题，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可以变成革命者、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可能变成资产阶级的走卒，这是个人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不是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

　　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

　　“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

　　“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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