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到老年 始终爱读韩愈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他对韩愈的痴迷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国文老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了一大把胡子，对学生非常严格。他要学生学习写桐城派古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钻研韩愈的文章。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对这段读书岁月仍然记忆犹新：“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由此可见韩愈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很得韩愈笔意。1952年，毛泽东应湖南一师历史老师罗元鲲之请，为已经逝世二十年的袁仲谦撰写了墓碑，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感激和怀念。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南昌黎，故世称韩昌黎。韩愈三岁时失去了父亲，由长兄韩会抚养。他发愤苦读，但时运不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才考中进士。他一生仕途不畅，但才识俱佳，敢于直言。在政治上，他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在思想上，他推尊儒学，攘斥佛老，堪称宋明儒学之先驱;在文学上，他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提倡散体，主张文以载道，务去陈言，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宋人推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更说他“文起八代之衰”，于诗歌创作领域，他追求雄奇怪异之美，主张以文入诗，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韩孟诗派。

　　韩愈的诗文，是后人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毛泽东读韩愈，当然不是如私塾先生教导的那样只知死记硬背，而是一篇一篇地钻研，从词汇、句子、章节到全文，首先凭借注释和词典，了解领会大意，在此基础上反复默读和朗诵，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韩愈的诗文，毛泽东大多烂熟于心。

　　不仅如此，他还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据湖南一师的校长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愈的笔记，涉及韩愈作品《感二鸟赋》等十多篇。在这个读书笔记里，不仅有对词句的释义，还有对文章内容的圈点、眉批。毛泽东对韩愈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对他的作品明辨是非优劣，达到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目的。

　　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阅读热情不减当年。1965年8月，他专门要来《韩昌黎全集》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达12首之多，其中手书过3首，即《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

　　毛泽东还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引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编纂和流传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的精熟和偏爱，就不会有这样妥帖的批语。

　　化用韩愈的诗文 在自己的作品中

　　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除研读韩愈的诗文之外，还在自己的政论与诗词作品中，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诗文，将古代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的文化财富，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中说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出自韩愈的《送穷文》;同篇文章中的“行成于思”则来源于韩愈的《进学解》。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有这样一句：“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蚍蜉撼树的典故，就出自韩愈的《调张籍》，这首诗前六句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转化为“蚍蜉撼树谈何易”，不仅文字有所减少，更充满了义勇和自信。

　　《贺新郎·别友》结尾四句云：“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这四句在初稿中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其中的“昵昵儿女语”，即出自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是“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形容琴声好似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温柔缠绵地低低絮语。毛泽东化旧为新，借以表达革命者四海为家，不沉湎于儿女情长的志向。

　　毛泽东对韩愈《师说》《进学解》等文章里体现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韩愈《师说》云：“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劝学思想被毛泽东所看重。

　　1940年秋在延安时，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泽东对他们说：“韩愈的《师说》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1949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不是抽象地谈论气节，也不以是否合乎古人所说的正统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以其对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衡量是非的准绳。从韩愈的《伯夷颂》到毛泽东对伯夷的批判，这是典型的推陈出新。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指出：“韩愈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毛泽东还说学习运动和生产运动一样都是永久的。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毛泽东的勤学精思，不断加强学习，努力读书，努力创新，为自己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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