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观大势、谋大事的领导艺术

邵建斌

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工作主动权，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着重练就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本领。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显示出其高瞻远瞩、提纲挈领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为各级干部如何观大势、谋大事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毛泽东特别看重领导工作中的大局观和预见性两个方面。他曾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大局观，即要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他还说：“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里，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预见性，即要对事物的发展变化预先有判断。大局观和预见性，即战略思维能力的两个重要环节，在毛泽东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剧烈，毛泽东往往能把握住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合理利用这种趋势，将全民族抗战一步步推向前进。

一、观大势：看清发展的主流方向

观大势，看清事物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各种信息的获得还不够及时和完全，在各种状况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准确把握时局更是难上加难。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极好的榜样，其中，他在卢沟桥事变后对时局的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是为卢沟桥事变。8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十分自然地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起点。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远不像今天这样清晰而明确。

据当时一名普通学生回忆：“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院子中的邻居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总爱往乐观的方面想，有的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有的则认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一定可以打胜仗。”

“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正在暑假期间，大中小学都放假了，当时外地学生不少，大部分都已回乡了。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回忆者虽不是征战的将帅，也非指点时政的政要，但他所代表的正是经历了战争的普通民众，所以也更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这倒也不能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苛求前人。

首先，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事人身处巨变之中，观察的视角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不如我们后人清楚，没有全局的感性认识和前后历史的比较，也就往往感觉不到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拉长历史的镜头，在更长、更广的历史时空内对比前后的变化，才能对事物的重要性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从当时的经验看，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自九一八事变始，已有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抗击日军侵略的数次交战。上述交战后，国民党政府也只是通过《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被迫承认和接受了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因此，当事者容易认为，这次事变也会像前几次交战一样，只是局部的冲突，很快会被平息。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8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会议的主持者也认为：全国抗战已经起来，这样说还早了点，应该说接近全国抗战，把事变的曲折性包含在内是有好处的。

此时，形式上执掌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卢沟桥事变次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事变一周后，对于日本是否真的开战，他仍不能确定。他认为，日本政府的强硬表示，“皆为内虚中干之表示也”，“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

对于是否应战，蒋介石也是举棋不定，自问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并且相当坚定地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尽管蒋介石在13日终于决定拟对日宣言，但他也只是将宣言当成一种策略，并无真心开战之意。

他自己坦言：“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芦寨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如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因此，蒋介石的对策也是把事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防止事态扩大。他在卢沟桥事变次日电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之扩大。”同时，他又电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和参谋总长程潜：“应即准备向华北增援，以防事态之扩大。”由此看来，蒋介石仍然未下定决心实施抗战。

毛泽东没有这么模棱两可的观点，早在7月13日，他就明确提出：“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作战的总方针。”

在8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在深刻分析时局和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

这个判断清晰而明确，既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含糊其辞。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毛泽东陈述了三个方面的根据：

第一，日本要大战，“少壮派主张现在要打，以后不好打”。第二，“已经取得平津之后一般说是不能让他（指日本——引者注）停止，因为取得平津不能取得妥协”，“如不继续则不能巩固平津，即中国愿意妥协也不能像以前”。第三，在国际上，“因为苏联的强，以日本、满洲原有阵地无法对付苏联”。“英国保守，无法实际干涉远东问题，迟则有变化。”

毛泽东考虑到了卢沟桥事变直接涉及的两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分析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必然性。不仅如此，他还将卢沟桥事变间接涉及到的苏联和英国的因素考虑了进来，指出以强大的苏联为假想敌的日本，势必继续千方百计增强自身力量以图与苏联抗衡，而保守的英国因力有不逮很可能采取绥靖政策。

在上述诸多因素合力影响下，卢沟桥事变绝不会是局部冲突，它必将发展为全面战争，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将从此而始。

毛泽东作出的这个判断十分重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才作出如下决定：“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这个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为着打败共同的民族敌人，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空前团结了起来。“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中国社会的经济生产、国民教育、社会舆论都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有了毛泽东对时局作出“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这个准确的判断，才能根据形势的需要确定党的中心任务。

以后形势的发展呈现出积极的态势：8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吾人唯望其（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时隔十年后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根据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直接感受讲道：“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善于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中，敏锐地洞察形势，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他善于从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这句话用来评价毛泽东对局势的把握，可谓允执其中。

二、谋大事：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

谋大事，要求领导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这需要胸中时时有大局，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管外部条件怎样变化，都要紧紧抓住中心，顾全大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局面。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既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同时又要制止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磨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联合与斗争，考验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这种考验在磨擦处于低潮时还不那么突出和严峻，但当顽固势力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时，如何防止各种“左”或右的倾向，在保持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的同时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统筹全盘的大局观。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时，表现出了一个卓越政治家的风范。

抗日战争期间的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最高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余人。新四军部队奋战七昼夜，除2000多人突围到皖北、苏北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做到“他磨擦来，一定要磨擦去”，等待共产党的只有慢慢被消灭。因为“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下去，好比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过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确定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共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

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同日，针对国民党1月17日发布的“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叶挺着即革职”，“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等所谓命令，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地公告道：“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毛泽东谈话的发表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的发布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

一方面，坚决进行斗争，新四军番号决不撤销，重建军部，继续带领新四军抗战；其他方面也决不再行退让，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清晰红线。

另一方面，在其中也隐含着对顽固势力的批判，命令中提到的“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坚持抗战到底”，明显是顽固派标榜却未做到，而新四军始终坚持的。

再一方面，谈话和命令也为将来留下了一定的余地，提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就是说，只要国民党顽固势力放弃反共的主张，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中国共产党仍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共同抗击侵略者。

以上主要是斗争的方面，而更难的，是在斗争中做到有节。如此明目张胆的屠杀，很容易让人想起马日事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惨痛历史，使人不得不考虑国共关系走向根本破裂的可能，从而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

在这种情况下，对顽固势力进行反击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拥护，难的是如何既给顽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放弃磨擦，同时又不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而事实上，皖南事变刚发生的时候，在共产党内部确也有过一些过激的反映。

比如，有的领导人就曾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苏北包围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在山东包围沈鸿烈部，以与国民党交换。八路军前总在2月9日则发布了提倡土地革命、强调阶级斗争的训令。这显然与此时的大局不相适应。

此时的大局是怎样的呢？1941年抗战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毛泽东后来曾说：“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此时，抗战已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发生改变，不再实行速战速决式的长驱直入，而把重点放在对占领区的巩固上。在日军占领区实施敌后抗战的，主要就是共产党军队。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地自然压力倍增、困难极大，这种困难既来自军事方面，又来自经济方面。

其次，共产党不仅要打退日本侵略者，更要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采取过激或“左”的政策，将使共产党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陷入孤立，使本来就困难的情况雪上加霜。不仅如此，这样的政策也不符合中共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设想，不具备向未来延伸的能力，与中共此时的主张相背离。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一些苗头，在对前总2月9日训令的批示中，他批评了前总的政策：“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你们的训令中却是提倡土地革命。”

毛泽东又着重指出：“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的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消除大资与民资区别，提倡土地革命，强调阶级斗争，这样势必助长左倾危险的发展。”

这时的批评与提醒十分必要和及时，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大局观，他既没有因联合抗战而忽略斗争，又能将斗争始终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下考虑，使其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月14日，毛泽东在复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到向参政会提交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时，仍强调，其目的在“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

在随后给军队各级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仍不忘当时斗争的目的在于团结。这也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辩证思想的充分体现。

面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高潮，毛泽东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从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前途出发，向党内明确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和应对举措，及时纠正了党内思想的偏向，让一切工作都围绕着中心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皖南事变得以解决，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被打压了下去，以至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不得不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之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三、余论

在“观大势、谋大事”的基础上，毛泽东没有放松对其他工作的关注，这是对“观大势、谋大事”的有效补充。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很好地统筹协调了各方面工作，既没有因为工作繁杂影响到观大势、谋大事，也没有因聚焦中心工作而忽视其他方面。

比如，1942年这一年中，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毛泽东还抓了党内整风、土地改革、政权建设、改进宣传工作、召开文艺座谈会等工作。

这些工作尽管缓急不同、轻重有别，但在有志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共产党人眼里，件件都关系长远、意义重大。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做到统筹协调，势必试图平均用力、齐头并进，最后很容易导致顾此失彼。

毛泽东在强调各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时，往往将其与中心工作联系起来，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位置，既讲清楚重要性，又不因关注此一问题而过分拔高以致影响到观大势、谋大事。

如讲到整风时，毛泽东首先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在毛泽东看来，整风工作自然十分必要。因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战斗力。党的作风好了，一切工作就更容易开展。但在此时，整风的出发点是为了打倒敌人，打倒敌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此时的大事。

其次，他对列上日程的每一项工作都能抓出效果。他曾颇有感触地说过：“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整风工作卓有成效地得以完成，并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方面，他敏锐地洞察形势，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他胸中始终有大局，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战略问题、关键环节上。

不仅如此，他还在“观大势、谋大事”的前提下，兼顾其他，统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这是毛泽东作为伟大战略家的一大特点。毛泽东“观大势、谋大事”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