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学习如何读书

陈  晋

　　毛泽东有怎样的读书方法？这些书又怎样影响着他的一生？在全民阅读的背景下，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读书生涯，为的不仅是借鉴他读书的“术”，更重要的是领悟他读书的“道”，理解“读书人”毛泽东如何将读书化为实践的力量源泉。

 

　　读书理念：

　　读书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行动能力是那样的突出，这些都要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毕生的精力，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

　　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对话交流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其中感受，或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恰恰是因为读书、编书、荐书、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

　　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时代在发展，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了，毛泽东当年读过的书，我们不是非得要读，毛泽东当年对一些书籍发表的具体评论，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体会的是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精神，特别是通过实践得出的理念，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能够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读书方法：

　　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也要读

　　毛泽东读书有三个特点：第一，读书广博而偏深。第二，活到老，读到老。第三，真读实学，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所谓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1972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前几年，有热心的读者说这句话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我们翻阅了整本书也没找到这句话，却意外地发现，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居然来自这本书。

　　第二个特点是毛泽东活到老，读到老。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句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还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二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他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唯心主义的书，甚至蒋介石的书也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三是毛泽东还注重讨论式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1959年底毛泽东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

　　

　　领导艺术：

　　借荐书传达精神

　　毛泽东是政治家，编书、荐书和讲书是他的工作、领导方法。编书、荐书、讲书的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精读之后才能推荐、编书。有的人读了以后未必真懂、真用，毛泽东是自己要读懂了，才给别人推荐。

　　毛泽东讲究读书要读懂、不能不求甚解。1931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长沙，林彪指挥，敌方火力猛，红军冲上去伤亡太大，林彪琢磨怎么样才能打下来，突然想到他读过一本连环画，里面有一种战法叫火牛阵，牛尾巴点上火，冲敌人的阵营。林彪觉得可行，于是按样照搬，结果牛畏惧敌人的枪声，往回冲到我们自己的阵地上了。

　　毛泽东总结教训时说林彪读书不求甚解，牛是自由主义，一定要集体主义才能打。连环画上没有把它画出来，如果读《春秋》《左传》就明白了，火牛阵是每四头牛为一组，在他们的颈部用木头相连，这时候在牛尾巴上点上火再往前冲，这样敌人打枪，拐不了弯，只能往前冲。按照毛的方法，果然成功了。

　　毛泽东特别喜欢荐书、讲书，最重要的是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因为他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这就引出了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领导方法。他把书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而且毛泽东长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实际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编书，刚进第一师范，他喜欢文学经典，就自己到图书馆整理目录，编了一个书单，有77种，然后把这个书单寄给朋友，他说这么多书我们一辈子都读不完，我们就要读好书，要读奇书。

　　我们再说他的荐书，荐书在毛泽东是常态化的事情，而且他经常向身边的人推荐书。他读了贾谊写的《治安策》，还专门写信让别人看，他实际上是暗示一种思想。《治安策》是讲汉武帝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提出盛世之下有什么危机，这是他要传达的想法。

　　至于他私下里向一些个人荐书，用意更具体，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1973年毛泽东向王洪文推荐一本书叫《后汉书刘盆子传》，是写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王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这本书实际上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人们自己领会，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别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他经常在一些会议上逐字逐句甚至逐条地讲一些重要的书，1942年他把斯大林的一本小册子一条条地讲，讲完后记录下来就是一个党性教育的教材。

　　

　　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份随身书目

　　外出视察，毛泽东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带走的一大批书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登记本上。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在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这些马列著作，是毛泽东常读的书。这里只说一下《资本论》。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当时他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到延安后，1941年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便引用了不少《资本论》的论断，诸如：“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等等。毛泽东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资本论》上面留有他的圈画。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毛泽东在扉页上写有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笔者注)和1938的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毛泽东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难推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注和阅读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有突破苏联哲学体系、在理论上创新的用意。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道：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老子今译》，提到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老子译话》，提到陈伯达说老子是唯物主义，是指其1939年发表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毛泽东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了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时，毛泽东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在其《金文丛考》上写的几句话：“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意思是注释古籍，要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屈原受贬才写出《离骚》;韩非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时，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泽东提出：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这份书单中，还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廿二史札记》等20多种。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

　　1959年的这份书单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对他人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