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工业化是自1840年以后，所有中国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和追求。但在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权的时代，这些美好的梦“一概幻灭了”。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的理想才变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并且只经过了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解决了在工业化起步时遇到的方向、战略、布局、资金、人才、规模、速度等一系列工业化的基本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了解和研究陈云的这些作用和主张，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特点和意义，更加全面地认识建国后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由来和实质，而且有助于我们认真总结工业化和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和努力掌握其中的客观规律，使它们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陈云为解决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基本问题，都发挥了什么作用、提出了哪些主张呢？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概括地加以论述。

一、“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与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布局和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计划从1951年酝酿，到1955年公布，编制过五次。这五次，除第四次外，都是由陈云主持的。由于他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以，组织这一计划实施的重任，也主要落在他的肩上。“一五”计划就工业化来说，首先是发展战略、布局和方向问题。在这几个重大问题上，陈云都通过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使党中央的意图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问题

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但采取哪种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那时并不很明确。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由于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党内外对此曾有过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党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

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陈云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题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也不足，很需要扩建。但是，能够使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财力有限，如果平均使用，百废俱兴，必然一事无成。而且，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铁路车辆、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绽还得减少，原因就是既缺少来自农业的，也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包含各种技术兵种的人民解放军。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一五”计划从基建项目、投资和工业发展速度上都给予了充分保证。在项目上，计划安排的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共有1600个，其中工业项目有694个（实际施工的有921个），重点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实际施工150项）。这些项目或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或大大提高了我国原有工业的水平，形成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为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投资上，计划安排基本建设中的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58%，其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又占工业投资的88.8%[1]。五年来，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14亿元，比旧中国100年积累的总和翻了近一番[2]。在发展速度上，计划安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6%，其中工业产值每年递增14.7%，生产资料的生产每年递增17.8%。执行结果，工业发展速度达到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递增25.4%；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为43%，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5.6%上升为48.3%，大大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落后的局面。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陈云对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一直十分重视。他在分析到1957年生活消费品和社会购买力之间将存在几十亿元的差额之后提出：在短期内要完全消灭这种差额是不可能的，但差额不能过大，过大就会发生市场抢购现象，或农民不出卖农产品。因此，“一五”计划规定，要随着重工业的发展，相应地建设轻纺工业，并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原有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力，满是城乡人民对轻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事实上，轻工业在“一五”期间的发展并不慢，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4.3%，税利增长2.8倍，不仅基本满足了人民需要，而且为国家建设提供了100多亿元的积累。

对于农业，陈云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农业生产不仅要供应全国人民粮食，且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的外汇，绝大部分是出口农产品换来的；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品，又占目前工业品总产值的50%以上；农村经济发展了，也扩大了我国工业品的市场。因此，必须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用各种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使农业能够尽量适应或至少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为了使农业增产，“一五”计划一方面尽最大努力拿出了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6%的资金用于对农业的投资（如果加上地方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一方面在国家财力上尽可能多地支持了农业合作化。对于这个决策，陈云解释说：农业增产的办法有三个，即开荒、修水利、合作化。大规模开荒、修水利，设备、资金不具备，时间也不允许。而根据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30%（以后核定为10-20%）。因此，开荒、修水利的办法都要采用，但花钱少见效快的，还是合作化。

在“一五”计划的执行即将结束时，陈云又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按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方针，提出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他说：“重工业的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3]不久，他又指出：“一五”计划把“发展农业主要放在合作化上面，那个时候只能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要看到，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后，他针对我国农业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以及天灾而出现的严重危机，又提出了给农民留足自留地和实行包产到户等调整农村政策的建议。这些，也是他在难以对农业有很多投资的情况下，提出的既省资金见效又快的农业增产办法。

第二，关于工业化的布局问题

旧中国的工业不仅底子薄，而且布局极不合理，沿海地区（主要是几个大城市）只占国土10%，却集中了全国80%左右的工业设施。究竟如何布局好，陈云早在1950年研究苏联援建项目时就开始思考。他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以后，“一五”计划将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中的472个（内含苏联援建的150个重点项目中的117个），分布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一些重要工厂的选址，陈云不仅要亲自过问，有的还要亲自去看。这样布局的结果，到了1957年，广大内地的基建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39.3%上升为49.7%，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29.2%上升为32.1%（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11亿元上升为30亿元，翻了一番半），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过分偏重于沿海的状况。由于“一五”期间奠定了这一新的工业布局，又经过5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了1983年，在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内地的比重由1952年的28%上升为56.8%；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内地与沿海所占份额由过去的3∶7变成4∶6[4]。这一结构，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和地区间的合理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国防安全都是十分有利的。

在进行工业布局中曾出现过一些偏差，这主要是：一、过分强调了内地的发展，对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注意不够；二、片面理解了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含义，急于在一些行政区和省的范围内安排门类齐全的工业项目。针对这两种偏向，陈云都及时提出了纠正的意见。他在1955年就批评了那种只顾本地发展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说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沿海城市是历史上工业发展早的地方，现在内地也要发展，要开工厂，但是沿海城市的生产能力有余，因此，要根据原料、生产、销售和运输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他还指出：“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许多省、自治区。”“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5]以后的实践证明，陈云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中国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工业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因此，陈云在1954年6月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和意见的报告》时提出：“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是在建国初期由没收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1949年，固定资产约有80多亿元，而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4.7%（不包括手工业）。与此同时，私营工业的资本约有20多亿元，产值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工业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首先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工业，提高国营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1950年，陈云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为此，“一五”计划将建设资金主要投向了国营工业，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建设时期，我国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272亿元，比建国时增加了3倍，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3.8%。

保证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另一方面，便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工作，在中央领导人的分工中，也是由陈云主管的。资本主义私营工业有其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但又有其唯利是图、盲目发展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因此，党从建国初期就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且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由国家收购其产品，逐步发展为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直至公私合营。随着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计划管理的不断加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基于这一情况，“一五”计划规定，五年之内，准备将18000户大型私营工业企业中的7000户和23万户中小型企业的一部分，实行公私合营；同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采取全行业安排的方法。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计划被大大提前了。对于这种情况，陈云认为“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既然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就会碰到所有权的障碍，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进行企业的合并、改组、淘汰。另外，长期停留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也不利于降低成本，节约原料。

实行全行业合营，有一个对资本家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陈云主张推广定息的办法。他说：

【“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手里”。】

据估计，那时全国资本家的资本，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共计33亿元。定息5%，一年不过1.65亿元。他指出：“用这点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

在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许多地方要求过急，工厂不该合并的合并了，有些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国务院于1956年2月8日作出了关于合营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半年不动的决定，停止了这种盲目合并的趋势。陈云在同年3月指出：企业改组并不是都要并厂并店，并错了的，要分开来，退回去。6月18日，他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半年期满后，也不是说各行各业就都能进行改组。工业等各行业的企业，都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要分批分期地逐步改造，并要在有利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再如，有些企业出现比合营前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

【“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式，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

又如，合营后，对部分资方人员安排不适当。对此，陈云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把资方人员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这是政府的政策。”针对一些同志怕搞不赢资本家的顾虑，他说，只要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当然，尽管做了这些纠偏工作，在这场改变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中，还是存在过急过快等缺点的。但任何缺点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调动了广大私营企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起到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作用。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中国工业化的资金和人才问题

全国解放后，陈云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参与领导了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创立。建立这一体制固然同当时向苏联学习有很大关系，但在建国初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一方面要迅速实现工业化，一方面国家底子又很薄，特别是资金少、人才缺的实际情况。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事实表明，这一论断完全正确。

第一，关于工业化资金问题

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更多。但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缺的恰恰就是资金。能否也去掠夺殖民地呢？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新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允许那样做。能否向外国借钱呢？当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不可能借钱给我们。社会主义苏联是肯借钱的，也确实以优惠条件给了我们总共17亿卢布的贷款。但这点贷款仅占我们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3%多一点，而且，由于他们也正面临战后的恢复，不可能借更多的钱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只有靠我们自己内部积累。

中国有没有可能靠内部积累来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呢？陈云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中例举了四个方面的资金来源，即：

一、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过去被他们掠夺的资源、财富不再流失，可以用于国家建设；

二、由于推翻了封建主义，农民不必再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可以把其中一部分拿出来帮助国家建设；

三、由于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把他们的财产变成了全民财产，这些财产所产生的利润可以用于国家建设；

四、由于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他们利润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缴纳所得税和变为公积金，直接或间接用于国家建设。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条件，“一五”计划才有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用于工业化的投资。

但是，有这些资金来源，并不等于中国工业化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一五”计划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相当17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年苏联和印度“一五”计划的投资额[6]，如果稍有不慎，财政收不上来这么多，投资计划就会失去保证。而且，由于中国遭受了长期战争的破坏，当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人民政府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新的建设，既要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又不能减少国防开支，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中央统一掌握和使用全国的财政收入，区别轻重缓急，有计划地进行资金的合理配置，才能免于资金的分散和浪费；只有由国家有计划地控制招工指标和工资总额，才能避免成本上升，影响上交利润和财政收入。总之，一句话，只有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的可能性才能变成为现实性。

对于实行以中央集权为主的财政体制同节约资金、保证工业化建设的关系，陈云曾作过大量论述。在对基建项目的审批权限上，中财委也作了许多严格的规定。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资金，陈云还特别重视防止通货膨胀，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不稳，必然导致各项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不仅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财政收入。在影响财政收入的诸种因素中，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当时最关键。1952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带来的城市人口的增加，由于为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扩大而带来的吃商品粮人口的增加，以及由于农民为改善生活而带来的自身粮食消费的增加，供销矛盾反而加剧了。那时，国家需要的粮食，除了公粮（农业税）有保证以外，其余要从粮食市场上购买。因为粮食供不应求，因此，粮贩子大肆收购，囤积居奇；农民待价而沽，不肯出售。能否任凭粮价上涨呢？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他经过反复研究，向党中央提出了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建议，并由党中央作出了决定。以后的事实证明，统购统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稳定了市场，避免了由于粮价上涨或进口粮食而增加财政预算和外汇的开支，而且大大增强了农副产品出口和工业设备进口的能力。

对粮食等农副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为迅速实现工业化而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这一政策完全不同于苏联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所实行的那种近乎无偿占有农民粮食的余粮征集制。正如陈云所说：“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而且“国家卖出粮食的总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卖给缺粮农民的”。当然，国家对农民也征收一部分农业税，粮食等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也与工业品价格之间存在剪刀差。对于剪刀差，陈云一方面肯定它的必要性，反对过早取消它；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要任意扩大它，并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缩小它。他指出：

【“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90%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

他说：

【“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工资，这三条应该说都是好事，都应该做，但是，都不能做得太早，要极其慎重，要量力而行。”】

然而，当有的搞财政工作的领导同志建议通过提高工农产品比价，从农民那里多拿点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时，他又召集有关同志进行认真的辩论，使那位同志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7]。这不仅大大有利于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有利于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实现，而且大大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一五”时期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平均每年提高不到7%，但由于物价稳定，因此，这种提高是实实在在的，对大多数人是公平的，是人民所满意的。

对统销政策，陈云早在开始实行时就说过，这只是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对统购政策，陈云虽然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长期实行，但也认为应该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不能一成不变。

第二，关于工业化的人才问题

要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就必须有足够的具有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据当初计算，“一五”期间，仅工业、交通运输两项就需增加技术人员近40万人。但是，旧中国累计培养的大学生只有18万人；1927年至1947年，在高等工科学校毕业的只有3万人；学地质的，总共不过200多人[8]。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五”计划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做为重要任务，计划在五年里招收高等学校的学生54万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万人，从高等学校中毕业28.3万人。能否等到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再进行工业化建设呢？陈云指出，这是不行的。能否让人才自由流动，或者由各部门据为己有呢？陈云认为是不行的。他指出：必须“集中使用全国有限的技术人才”，“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统一行动，发挥力量。”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对关键性岗位的技术人才、教学人才采取了集中统一调度和有计划分配的办法，再加上有计划地兴建新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设置新的专业，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培训班，聘请外国专家，才使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人才不足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陈云历来重视人才问题。主张由国家统一培养和使用人才，这只是他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的对策。他的出发点是，搞工业化，必须有人才。从这一点出发，他主张对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要积极教育，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不能搞关门主义。他指出：

【“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针对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问题，建议中央拿出一些钱来“抢救”他们时，又指出：

【“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9]】

今天，建设人才多了，完全由国家统一培养和使用的必要性已逐渐减弱了，但是，陈云这种把人才问题和工业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思路，对我们防止和解决人才流失等新出现的人才问题，仍然是有启迪意义的。

搞计划经济，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凭主观意志瞎指挥。陈云反复告诫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学做企业家，学会经济核算。对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病，如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缺少竞争，活力不足等，陈云也发现得比较早，并且在“一五”计划尚未结束时就提出了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革的设想。但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他的这些主张不仅未能实现，在经济体制上反而出现了更加集中僵化的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的思想以后，他又赞成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认为这种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他说：

【“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他的这些论述，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思想的提出与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问题

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一五”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陈云认为，建设规模搞多大，发展速度搞多快，取决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做到了综合平衡，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合乎比例，即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是平衡的。“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之所以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与这个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建设规模问题

所谓建设规模，指的是为扩大工农业生产能力的基本建设，其中首先是工业基本建设的项目和资金安排的多少。这个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编制时就碰到了。尽管计划安排的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项目有近万个，基建投资占了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总支出的55.8%，但各方面要求上项目，加投资的呼声仍然很高。针对这种要求，陈云在1955年作的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中指出：

【“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要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根据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力量，能否供应设备。”[10]】

"一五”计划根据这一原则所安排的基本建设，尽管规模是巨大的，但大体上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力，符合我国当时的经济结构状况和发展水平，因而，进展总的看比较顺利。

“一五”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也发生过曲折。这主要是1955年农业丰收之后，出现了要求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都再适当扩大和加快的冒进倾向。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违背了“一五”计划的安排原则，比1955年增长62%，大大超过当年国家预算收入和钢材、水泥、木材等资源的增长速度[11]。结果，财政收支发生赤字，生产资料供应出现缺口，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不相适应。为此，陈云同周恩来一起进行了纠偏工作，并使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比1956年实际完成数还减少了20.6%[12]，遏制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为了总结经验，陈云在1957年1月18日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从他的这篇讲话和此后的一些讲话、文章中看，这些制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是看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应、外汇收支是否平衡。他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1950年到1955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状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1956年，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1962年，他又明确提出综合平衡从当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开步走就要搞，而且必须从短线出发搞的观点。他说：按长线搞平衡的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

二是看农业能否承受。陈云指出：

【“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1954年和1956年农业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62年，他回答今后几年能够投资多少，基本建设的规模有多大等问题时说：“这些问题，都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他还说过，他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在五十年代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1979年，他在论述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时又指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三是看人民生活的提高是否有保证。他指出：对各种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

【“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工业占重要的地位，但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

1962年的经济调整中，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把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的问题时又指出：农业和市场问题，是民生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陈云主张要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基本建设，绝不是说只顾生活提高，不顾基本建设。相反，他历来倡导，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艰苦奋斗。1955年，他指出：

【“必须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最高的目的。但是又必须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种稳步渐进的提高。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原来的生产水平很低，只有经过6万万人民自己克勤克俭的劳动，进行几个五年计划，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才有可能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13]】

后来，他把处理人民生活与基本建设关系的方针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八个字。在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的一次会议上，他讲到四化目标能否实现时说：不能把人民生活现代化和四化搞到一起。在人民生活上，必有提高，程度也不会小，但不能与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实现的。

第二，关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问题

对速度问题，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就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他指出：

【“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1954年5月，他在各大区财经负责人会议上又说，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们说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期间来算的，从短期看，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脱节不要太远而已。在他看来，“一五”计划所规定的速度和各项生产指标虽然是紧张的，但还可以过得去，各种比例没有脱节太远，平衡不至于破裂。

然而，由于1955年提出反“右倾保守”，在编制1956年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时，制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导致了平衡的破裂。经过1957年反冒进，被打破的平衡虽然得到了恢复，但由于1958年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出现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标的“大跃进”，尤其是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国民经济更严重的比例失调，使“二五”时期社会总产值出现了负增长。在总结了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陈云进一步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怎样才能做到按比例呢？陈云在参与编制“二五”计划时，曾提出：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他还提出了关于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钢铁、机械工业与能源、运输部门，钢铁工业与机械工业，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大厂和小厂，技术先进和落后，以及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等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由于接踵而来的反“反冒进”、“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而长期未被采纳，但因为它们反映了客观规律，因而在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之后，终于被人们所重视。1979年夏天，他在同当时上海市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过：综合平衡，就要研究比例关系。比例是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自觉地去研究、认识。要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缺少本领，要不断地钻。

陈云之所以不主张单凭主观愿望去制定高指标，追求高速度，还出于两个考虑，即防止被动和折腾，防止忽视质量和效益。他说：

【“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

针对粉碎“四人帮”后曾出现的“洋跃进”，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不按比例稳步前进，将“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他早在公私合营时就一再提醒工业部门，不要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1962年，他又针对钢铁工业过于突出的问题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在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一五”时期的建设规模大，但比较适度；发展速度快，但比较稳妥；整个计划不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与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相比，可以说是发展最正常，效益最好的。四十多年的实践反复说明，按照这个思想做了，经济发展就顺利；否则，经济就会大起大落。现在，情况虽与“一五”时期有很大不同，但由于这一思想反映了客观规律，因此并未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仍然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对建国初期进行评价时指出：这一时期的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邓小平在对这个决议的起草发表意见时也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14]这些评价客观公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陈云曾在1956年说过：

【“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以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第十年五年计划，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尽管我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但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早已突破70%，钢等主要工业品的年产量已陆续跃居世界第一或名列前茅，原子能、航天、电子等一批现代工业也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基本上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一切好经验的同时，更应当借鉴我们自己历史上包括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成功经验。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一定能够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注  释：

[1] 本文所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数字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2] 本文所引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数字除特别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

[3]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48页。以下陈云论述除特别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陈云文选》，不再另注。

[4] 《光辉的35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第75页。

[5] 《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

[6] 曾文经：《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7页；吴群敢：《要更多地研究党在“一五”时期的经济工作》，《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1期。

[7] 《光辉的35年——统计资料》第114页。

[8] 曾文经：《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232、226页。

[9] 《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10]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节选），《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11][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39、560页。

[13]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节选），《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1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