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三次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曾主动休学只为痴迷读书

韩延明

一、悦读于东山高等小学堂“藏书楼”：接触西学，熟读“新民说”，练就“康梁体”，确立“以救国为己任”的人生观，使刚刚走出封闭韶山冲的毛泽东看到了由封建向民主缓行的中国社会。

1910年秋，少年毛泽东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怀揣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肩背行囊走出穷乡僻壤，迈出了对他整个人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步，到离家50余里、“校风纯肃、誉满遐迩”的“洋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这是他走出乡关的第一站，“梦想从兹始”。他开始接受西学和民主教育，踏上救国救民的探索之路。

当时，毛泽东进入这所小学堂还颇费周折，因为他到校时入学考试业已结束。再三请求下，维新派人士李元甫堂长破例以《言志》为作文题对他单独考试。阅完试卷，他深深被毛泽东那“慷慨而论天下事”的高远立意、深邃思考、典雅词章和工整楷书所震撼，连称“国才”。然而，因毛泽东乃湘潭人氏而非湘乡子弟，录取时还是遭到了部分校董的反对，最后还是李元甫果决拍板，才被“破县界而录取”。在这里，毛泽东兼习中西学科，包括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物理、英语、音乐、自然、图画、体操、书法等各门课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西学和自然科学，眼界和思路大开。他曾于1936年7月在延安对斯诺说：“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湖南省湘乡东山学校，少年毛泽东读书时的座位。

特别令毛泽东感到惊喜的是，学校有一座“藏书楼”，其中收藏了大量中外书籍和新潮报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图书馆藏，视若珍宝。从此，一到课余时间，他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如饥似渴地大量读书、摘录、写札记，兴味盎然，收获颇丰。在这里，他阅读了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并主编、1907年停刊的《新民丛报》合订本。这是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第一次看到康梁变法论文，深感振聋发聩，启发他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思考人生发展。康梁“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的“新民说”，对毛泽东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由此在他心中播下了两粒种子：一是解救贫民；二是打倒列强。后来，他和蔡和森在长沙还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他回忆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而“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西行漫记》第100页）

《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至第72号（1906年1月6日）上20篇论文的合称。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以及他在该号《论国家思想》一文的“旁批”：“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据考证，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梁启超，字任甫，号任公，毛泽东也为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笔名，以表明其师法梁启超、以救国为己任的宏愿和决心。他刻意师法半文半白、激情四溢、气势恢宏的“康梁体”进行写作，一度痴迷。有一次，国文教员谭咏春布置了《宋襄公论》的作文题，毛泽东用“康梁体”写作，立意高远，气势非凡，见解深刻，谭咏春阅后拍案叫绝，破例给了105分，并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供同学们观摩、学习，被誉为“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文章魁首”。1938年5月，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一文时，还再次提到了宋襄公指挥的“宋楚之战”。

在“藏书楼”，毛泽东细读了贺南纲老师赠送给他的《了凡纲鉴》。《了凡纲鉴》全名为《历史大方资治纲鉴补》，共39卷，是由明代袁黄（号了凡）所编撰的一部通史，由此使他了解并认知了尧舜禹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治国安邦的帝王人物。他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西行漫记》第100~101页）

◆少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期间所读的部分书籍。

在“藏书楼”，毛泽东还阅读了《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等外国作品，打开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大门。特别是他读了从同学萧三那里借来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之后，更是心海难平。他在记述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俄国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美国总统华盛顿、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美国总统林肯等人生平事迹的篇章里，画了许多红道道、圆圈圈，还在书的空白处和行距间写了不少批注和评语。少年毛泽东先前被精忠岳飞、水浒英雄、西游大圣、三国豪杰激励起来的建功立业理想，被这本书鼓动得更加饱满和坚定。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东山高等小学堂，没有忘记他经常光顾的“藏书楼”。因为正是在这个开放、进步、宽松、多学科的西式学习环境中，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确立了志向。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亲笔为母校题写了“东山学校”校名。201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毛泽东与东山学校陈列馆”对外开放。

二、沉潜于湖南省立图书馆：废寝忘食地广泛阅读中国的经、史、子、集和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著作，使酷爱中国古典文献的毛泽东打开了认识和理解西方世界近代思想文化的一扇“天窗”。

1912年春，毛泽东投笔从戎，半年后退出“新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4年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现为长沙市第一中学）读书。这是他走出乡关的第二站，是其人生发展一个更大的转折点，使他更清晰地认知了现实的中国和偌大的世界。他回忆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西行漫记》第101~102页）他还慷慨陈词地写了一篇题为《打倒清王朝》的政论文，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

1912年6月，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以流畅、刚健、纵横捭阖的文风力克群英，在全校作文竞赛中一举夺冠。该文立论鲜明、意境高远、分析透彻、文笔流畅、书写遒劲，确实非同凡响。据考证，这篇作文，是迄今为止发现并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的楷书文稿，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从原始档案中可以看到，国文教员柳潜6月28日批阅了该文，打了100分，写了“传观”二字。评语多处：“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总评曰：“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毛泽东作文正文仅465个字，但柳潜的批语竟达141个字(尾批65字、眉批5处76字)，可见评价之高。2012年11月17日，弥足珍贵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石刻揭幕仪式在长沙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轰动全国。

◆毛泽东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

正在毛泽东豪气如虹、引领文风之时，有一件事却出乎意料地突然改变了他的求学轨迹。曾“授内阁中书”的胡汝霖，是毛泽东尊崇的硕学鸿儒和历史教员。一次，他在与阅读史籍的毛泽东就一历史事件深入交谈之后，破例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史书《御批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阅读。该书系《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因汇集了乾隆皇帝阅读《资治通鉴》时朱笔写下的800多条批语，故定名为《御批通鉴辑览》。全书共116卷。

毛泽东从胡汝霖手中接过这部长篇史集，如获至宝，用心研读，历时三月，收获巨大，由此培养了他对中国历史学习与研究的浓厚兴趣和对《资治通鉴》的终身痴迷。然而，他在读完该书之后，却产生了一个借书人绝然没有料到的结果，他竟因此感觉“上学不如自学”，并不顾众人劝阻采取了一个大胆行动：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他回忆说：“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西行漫记》第106页）

从1912年秋到1913年春，退学后暂居于湘乡会馆的毛泽东，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定王台是西汉时期长沙定王为怀念他去世的母亲所修筑的一座高台，清末在此盖起了一座二层楼房。1904年，经湖南巡抚赵尔巽批准，将此修缮改作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楼上是藏书房，楼下是阅览室。这是全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1912年更名为“湖南省立图书馆”。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除细致阅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美、英、法、俄等国的历史、地理及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对其人生发展影响深远。1949年6月30日，他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把自己封闭在知识的殿堂里废寝忘食、刻苦攻读，早去晚归、风雨无阻。对此，萧三描述道：“每天一开门，就有一个青年人，个子高高的，穿着朴朴素素的，不急不缓地走进馆里来。他取到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前用心地看，简直就不休息，一直到要关门的时候才出去——天天如此，风雨无间。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他在这里非常专心地用功读书，整天内就只在中午时候出去买几个包子或饼子充饥，就也算是他休息的时间。”（萧三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1974年5月，毛泽东曾对周世钊说，当时“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真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毛泽东这段自由自在的“像一位饿汉子扑在面包上一样”的图书馆读书生活，收获丰厚，可以说集中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是他对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了解、认知和研究，为其日后扬弃、改造、融合西方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他后来虽未出国留学却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之一。

◆1904年定王台修缮改建为湖南图书馆。

更有趣、更难忘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坤舆大地图》。据周世钊在《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一文中回忆：1951年7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与几位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相聚时，兴味盎然地谈起了在湖南图书馆看地图的这段经历。他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新苗》1958年第9期）可见，毛泽东那时已萌发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觉悟和宏愿。

这段读书自修的经历，使毛泽东与湖南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派人到湖南图书馆借阅图书：1954年4月，借阅《湖南掌故备考》和《湖南考古录》；1958年春，借阅有关科举方面的书籍；1971年9月，借阅有关《国际歌》作者的资料。可见，毛泽东对湖南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指掌。

三、就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认识李大钊、陈独秀，参加进步社团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接受俄国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了马列主义信仰，成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其一生的革命征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石。

1949年3月25日，当毛泽东从西柏坡抵达北平时，他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柯延主编《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三十年后重返北平，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可见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位置。尤其“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这句话，语重心长,情溢言表，凸显了毛泽东对李大钊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缅怀、感恩与敬仰。

毛泽东与李大钊相识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18年8月15日，在杨昌济筹划下，毛泽东等24名湖南青年为赴法勤工俭学一同北上，8月19日到达北京。居京期间，毛泽东没有进补习法语的预备班，也没有去报考北大预科，而是想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请求杨昌济老师帮忙为他找份工作，想不到杨老师去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蔡校长便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写了一张信笺：“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汪兆骞著《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这样，李大钊就安排毛泽东当了阅览室“书记”，即《西行漫记》中所说的“图书馆助理员”。

◆毛泽东（左四）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与邓中夏等人的合影。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有五个阅览室：第一阅览室置中文杂志；第二阅览室置中外报纸；第三阅览室置外文杂志；第四、第五阅览室置中外书籍。毛泽东的工作职责，是每天在刚刚竣工的“红楼”一楼第二报刊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并负责打扫卫生。他管理着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唯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刊》《华文日报》、杭州《之江日报》、沈阳《盛京时报》、北京《导报》（英文）《支那新报》（日文）两种、大阪《朝日新闻》等15种中外文报纸，月薪八块大洋。这就解决了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且方便了他在书山报海中探索真知及与走在时代前列的李大钊求教和交流。

图书管理工作虽然琐碎，但勤学善思的毛泽东却可以在此广泛阅读诸多书籍报刊、旁听相关课程、结识名流学者等。在李大钊领导下，北大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成新型的现代图书馆，成为引进、传播十月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和教育基地。仅1918年，他就购置了2万余册中外文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他还专门组织外文水平较高的学生对部分书刊内容进行翻译，成立学术社团，开展革命活动，使青年毛泽东眼界大开。

由于李大钊和毛泽东同在北大图书馆所在地——“红楼”工作、学习、生活过，“北大红楼”已于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专门辟有纪念性的陈列馆，由郭沫若分别书写了“李大钊先生纪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室”的匾额。他还专门写了一首《咏红楼》的诗：“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一首《燕园情》的词中也写道：“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民主进步科学。”

李大钊经常指导毛泽东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研究活动、结识文化名人，并特许他抽时间在北大旁听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历史、伦理学、文学、新闻学等课程。李大钊在北大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更是积极参加，与该会成员密切接触、聆听演讲并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陈独秀在北大创办了革命性刊物《每周评论》，毛泽东随即成了它的热心读者。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还参加了1919年1月25日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发起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出席了2月19日召开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聆听了李大钊3月10日在北大理科教室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告别李大钊和北京的熟人，同第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京赴沪。欢送首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89人（其中湘籍43人）从上海启程出国后，他回到湖南，并把母亲接到长沙“亲侍汤药”。4月28日，他在给八舅文正莹的信中写道：“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

应该说，正是在北大图书馆这段时间，使毛泽东逐步了解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进步与发展，为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础，使他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曾自豪地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西行漫记》第117页）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第一次晤面交谈，也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由李大钊介绍相识的。据《陈独秀传》介绍：“1918年9月的一天，秋阳艳丽，金风送爽，正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的陈独秀，来到北大图书馆，找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商讨有关文科各门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一事。他一走进李大钊办公室，就看见一位身材伟岸、浓眉大眼、目光犀利的年轻人，站在李大钊一旁。”接着，李大钊便向陈独秀介绍说：“仲甫，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二十八画生’，湖南一师学生，名叫毛泽东，字润之。”又转身对毛泽东说，“润之，这位就是发表你的《体育之研究》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教授，还是我们北大的文科学长。”（陈利明著《陈独秀传》，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这就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初次见面，是一次从师生关系开始的礼节性交往。

首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但却让毛泽东终身难忘，为其早期政治思想形成和革命活动开展注入了知识和力量。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对斯诺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西行漫记》第115页）毛泽东始终认为，他与北京大学的这段机缘，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革命道路选择和后续人生发展，对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藏书楼”、湖南省立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三个阶段的学习与工作经历，积能蓄势，登高望远，在其青少年时代的人生发展道路上起了关键的助推、引领和导向作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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