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决策的历程

彭才栋

由于在1956年10月以前和“大跃进”期间曾经发表过“人多是好事”的看法，计划生育概念的提出者、计划生育国策的奠基人毛泽东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反对计划生育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党史国史学者和人口学者、人口工作者站了出来，开始澄清毛泽东主张并推动计划生育的事实。

一、毛泽东为什么强调“人多是好事”

马尔萨斯人口论将人口生产视为人的本能，并以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基础，杜撰了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的两个级数（比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他由此断言：贫困和罪恶是恢复人口同生活资料平衡的必要机制，济贫不会增加食物，只会增加人口，反而会使贫困加剧；任何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平等以解决失业和贫困的做法都是不能成功的。[1] 马尔萨斯人口论无视或者回避科学技术进步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克服，将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夸大为必然规律，以此掩盖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其他种种矛盾，对抗革命和改良，因而是一种错误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理论，是社会进步的阻碍。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1880年开始传入我国，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人满为患”的舆论氛围，并被用作消解革命和改良的武器，因而遭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批驳，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算。[2] 毛泽东早年也曾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某种影响，主要是对“人满为患”担忧，这也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阐述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理由之一。[3]

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并妄想用人口问题拖垮中国共产党时，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说：把发生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古今中外发生革命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而绝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他针锋相对地说：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4]

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深入清算马尔萨斯人口论，只是用事实批驳了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观点。他在肯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的时候，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苏联经验、根据地解放区经验的局限性，对人在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一面重视不够。

当然，毛泽东强调人多是好事也有备战的考虑。1954年8月，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

【“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5]】

不过，论战也好，备战也罢，毛泽东虽然肯定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却从未提出过鼓励生育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持一种自然发展的态度。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之后，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矛盾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到1954年间，党内外的邓小平、邓颖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从有利于母婴健康、缓解家庭困难、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节育问题。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对节育表示了支持。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写成的报告，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党委发出了适当宣传节育的指示。

这自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不过，他本人当时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下半年，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针对当时人们对合作化会导致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的担忧，多次根据手头的材料指出：合作化为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仅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甚至还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6]

二、初步提出计划生育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初步认识了人口众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他初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1956年10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他指出，每对夫妇都应该制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的家庭计划，并与国家五年计划相配合，使人类自身生产告别无政府状态。他还提到了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的事实和节育问题。[7]

1957年2月14日，他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一改往日只说人多是好事的做法，提出了“中国人多也好也坏”的观点，并讲到了人口众多可能带来的安排就业、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等难题，甚至逛公园都要排队。[8]

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强调“要有计划地生育”，人口生产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并再次谈到了人口众多带来的就业、入学问题。3月1日，在马寅初在会上发表“人口多是我们的致命伤”、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的一席话后，他对马寅初表示了明确的支持。[9] 次日，他在这次会议的结束语中提出：应该在一个时期内把人口控制在六亿，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衣服、房子、教育机会等条件供养更多的人口；政府应该设一个机构研究这个问题。

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粮食问题谈到了人口多的弊端：1956年我国比1949年增产粮食1400亿斤，但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10]

4月30日，他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说：我国人口有6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16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不好搞。

如此频繁地谈论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但到了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的三种地区粮食亩产分别达到400斤、500斤、800斤的高指标，以及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根据这一指标所撰写的《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11] 一文。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总结时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人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够吃。话虽如此，他这时并未动摇计划生育的立场，而是提出计划生育也要搞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10月25日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专门加上了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的内容。不过，在人口控制目标上却发生了较大的松动，将六亿悄悄地变成了八亿，“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

三、在大跃进背景下计划生育决策遭受挫折

在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农业战线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毛泽东对我国人口形势做出了不正确的估计，因而将计划生育的工作一再推后。

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种群众性生产运动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现象，于是毛泽东开始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向后推迟。1958年1月28日，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还是人多好；农民有早婚的习惯，强迫他们节育又不行，等到七亿人口就紧张起来了；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之时。不过，他又说，节育还是要尽量宣传，工具也要制造。[12] 4月15日，他在发表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3] 】

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因为顾虑粮食问题而有所保留的话，那么1958年夏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虚报浮夸粮食产量的现象以及1958年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则打消了他的这种顾虑，使得他进一步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往后推迟。1958年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同月24日，他又在会议上说：有人说：“大国人多事难办”，看什么方法，只要方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这段话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14]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所批评的，具体表现在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中。尽管报告是刘少奇所作，但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的报告，不能不说代表毛泽东的看法，况且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15] 这段话是：

【“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做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6]】

“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这一论断本身并不错，问题是可能并不等于必然；“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浮夸的结果；最后一句话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不认为人多生产必然更多，积累必然更多，他们并没有否定农业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反对马尔萨斯将这种可能性夸大为必然性，用这种所谓必然性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必须指出的是，这是有据可考的毛泽东唯一一次对“新人口论”的批评。除此之外，所谓他授意批判“新人口论”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甚至是胡编乱造的。[17]

四、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

1959年4月以后，在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决策。

1959年4月17日，他批阅了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4月初提供的两份材料，得知全国有15个省2157万人缺粮，这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使他开始从1958年的乐观情绪中猛然醒悟。4月29日，他在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写道：

【“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5月6日，他在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说：

【“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18]】

1959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制约农业的增长潜力，是当时粮食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后来“三五”计划由拟议中的“吃穿用计划”变成“备战计划”时就更明显了。这是毛泽东在确立计划生育决策之后再未动摇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做好避孕药品和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将人口控制指标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标志着计划生育决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在此期间，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1963年5月3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19] 】

1965年1月9日，当埃德加·斯诺问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是否满意时，他说：

【“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

同年8月20日，他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又说：

【“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

【“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20] 】

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

【“中国人口太多。”[21]】

 同年年底，他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1975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又强调：

【“人口非控制不行。”[22]】

总之，毛泽东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大跃进”初期曾经发表过“人多是好事”的看法，但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了对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之间矛盾的认识，最终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背景下的吃饭难题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决策。他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直接依据与后来党和国家把计划生育上升为基本国策的依据——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人口增长过快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不相同，当时的生育政策也没有后来的一胎化政策严厉，但重要的是：在他的推动下，在他领导党和国家的最后几年中，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存在矛盾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开始得到认真执行，因而说他是计划生育国策的奠基人是毫不过分的。不管对计划生育国策和毛泽东本人持何种看法，都应当尊重这一事实。

注释：

[1]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

[2]牛书成：《建国初期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形成及其成因分析》，《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1512页。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513、518、524、532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8]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9]彭华:《马寅初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1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11]孙本文:《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12]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221～225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17]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36、248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20]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22]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