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爱护干部：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

李克勤

中国历史沉淀下来一种官场文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官本位，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这样就易于形成这样的怪现象，一种言论，人们不看其本身的真理性，而看是谁说的，官员说的成了真理，甚至是绝对真理。这样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延安整风以来有所改变，其中的原因还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真懂马列的人身体力行，起了关键作用。

1959年谢觉哉同志在井冈山慰问老区时曾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

谢老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看得还是很准的。

毛主席从延安时期开始，系统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形成了自己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很快就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

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可是在中国，干部最容易成为官员。

为此，毛主席下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决心，来和官场作斗争。

事实证明，毛主席严格要求干部，是对干部最好的爱护。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甚至误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所以，从理论上讲明官场的危害，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

官场滥用绝对真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来批驳。然后再来深入研究毛主席改造官场的道器变通。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是怎样的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评论黑格尔哲学讲过一段极富启发意义的话。

他说：

“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恩格斯用“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来定位，可见评价之高，革命就是意味着前所未有，真实意味着适合现实。

接着他说：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恩格斯的语言十分有优美，而且生动形象说明了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并不是说没有绝对真理，而是说绝对真理是人们认识所追求的方向，但是达到绝对真理，是不能随便说的。

其实追求真理本身才是真理的绝对意义。这就在理论上彻底铲除了封建专制的根基，任何人都不能自名为绝对真理的化身。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新的理论根据。所以，《国际歌》唱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没有真理的绝对性，也就无所谓真理的相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它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指真理都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在其所适用的时空限度内，在既定的前提之下，是真理。如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运动的条件下是科学的；

二是指从人类认识的发展而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人们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可以无限发展，也能够无限发展，在此意义上，真理也具有绝对性一面。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知与行角度来谈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教育学习，我们都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要不断去追求真理，在这个过程里得到物质财富与精神享受。

如果教育过于专注于标准答案，势必导致僵化的思维，导致片面的看问题方式，就像我们目前经常看到的那样。

我们实际上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好多人认为哲学没有用，“过时论”，今天看来那是多么幼稚可笑，我们实在太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老老实实学习了！

下面再把刚才那段恩格斯的论述读完：

“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为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写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

该书写于1886年，同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第4～5期上。1888年出版单行本。19世纪90年代初被译为俄文、保加利亚文和法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传入中国，曾出版过林超真、彭嘉生、张仲实等人的 6种译本。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

1949年 9月北平解放社出版了张仲实重新校译的版本。196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德文重新译校出版，并收入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这本著作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G.W.F.黑格尔、L.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革命变革的实质。

如今官场陋习比比皆是，官场滥用绝对真理成了灾害。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作为武器，揭露官场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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