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洗党”与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建构

余伯流

摘要：井冈山时期的九月"洗党",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九月"洗党"的背景是"八月失败","洗党"的结果是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在井冈山九月"洗党"的实践中,萌发和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思想主张。"思想建党"的原则,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原则,发源于井冈山,形成于中央苏区,成熟于延安时期。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与边界特委于1928年9月领导开展了一场“洗党”运动。井冈山的九月“洗党”,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整党,而着重是组织上的清洗与整顿。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洗党”实践中,萌发和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要主张。这一主张,是毛泽东建党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九月“洗党”的缘起与结果

为什么要“洗党”?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在井冈山党组织“大发展时期”,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时,党的组织公开了,开始了公开建党建团。各地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连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发展党员。一时,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增至800余人,边界各县“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1]P74-75由于“党组织的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2]P187-188

二是在红四军主力“八月失败”后,国民党“还乡团”反攻倒算,血洗根据地,很多党员“反水”(即叛变), 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塌台”。1928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经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机,利用湘南农军要求回乡的强烈愿望,指令雄踞井冈山的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离开大本营宁冈,冒进湘南,结果酿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八月失败”,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全团覆没。在红四军主力兵败湘南时,国民党军队及保安队、挨户队、还乡团窜回根据地,实行疯狂的报复,白色恐怖遍及边界乡镇,许多投机入党的党员纷纷“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大肆烧杀。“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1]P74-75

为此,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1]P74-75 “洗党”的重点,在宁冈、永新两县。这两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腹心地域。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洗党”的做法是进行组织整顿,建立秘密组织。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陈东日等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基层,协助工作。

“洗党”的对象有以下几种:(1)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2)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

这里以宁冈大陇区委为例,略述“洗党”情况。

宁冈大陇苏区干部朱开卷回忆说:“那里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大陇区有400多党员。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3]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投敌叛变分子上。乔林乡有个陈彭寿,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事情被党组织查实后,被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永新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取巧钻进共产党内,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洗党”时,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被清洗的党员,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没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

当时整个边界共有党员1万余人,“洗党”的结果,清洗4000人左右,保留了5000余人,都是“洗党”后的精英和可靠人物。“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1]P74-75党的基层支部,成为边界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如大陇区乔林乡的共产党员,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战斗,坚贞不屈,大部分都牺牲了。在湘赣边第三次反“会剿”中,许多党员坚持秘密活动,转入深山老林,饮冰卧雪40余天,冻掉了手指脚趾,也没叛变革命,信念十分坚定。

井冈山九月“洗党”,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有的地方清洗过严、过狠;有的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等现象。尽管如此,总的看来,边界九月“洗党”的进展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通过“洗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井冈山九月“洗党”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二、毛泽东“思想建党”重要主张的发韧与提出

经过九月“洗党”的洗礼,前委书记、特委书记毛泽东萌发和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要主张。他明确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P74-75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的精髓。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事出有因的: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党问题,是一个使毛泽东一直感到困扰的问题。毛泽东深感在“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进行党的建设“难得很”。“难”在哪里呢?因为农民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落后性的一面,边界各县的农村党组织中,存在很多农民“落后性”的弊端:

一是家族观念的影响。由于根据地地处偏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村山区环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由于居住关系,许多同一姓氏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党的组织也有一些宗族裙带关系。如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等。为此,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P74-75边界各县的家族观念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建设和发展。

二是地方主义的积弊。井冈山根据地拥有湘赣边界六个县,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严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边界的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4]P326“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如去年永新县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5]P274

三是土客籍矛盾的宿怨。湘赣边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后来演绎发展为“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尖锐对峙。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6]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比如:打土豪时,宁冈县农协下通牒捉拿8个土豪,其中土籍6个,客籍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土籍吃了亏。在人事权力问题上,土客两籍也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1928年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推举活捉敌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不到3个月,拥兵自重的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是年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担任。甘只担任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甘给撤换了。对此,毛泽东曾出面干预,批评了土客籍头面人物龙超清和袁文才。然而,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愈陷愈深,愈演愈烈。

为了解决土客籍矛盾问题,毛泽东和边界特委曾断然采取了组织措施,如: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着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日渐趋于缓和。但一年后毛泽东和红军主力下山转战赣南时,还是引发了一场悲剧:土籍的党组织设计杀害了客籍的军事头领袁文才、王佐,这是袁、王被错杀的深层原因。

井冈山边界地区存在的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等困惑,引起毛泽东深深的思考,于是提出了要注重“思想建党”的重要主张,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从组织上、机制上予以落实解决。这突出地体现在边界党的“二大”上,其主要举措有:

一是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坚定了广大军民的信念。“八月失败”以后,党内有些同志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迷惑、吓倒,对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经在5月间出现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提了出来。这种错误思潮的再次产生,表现出极大的危害性。为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再次答复这个问题。1928年10月4日至6日,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主持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详细地论证了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不仅对“左”倾盲动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对“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进行了科学的回答。这个报告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军民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信心,使边界党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统一。

二是提出了“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部”。这可从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中看出。该决议案详细地论述了边界的斗争现状,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在自身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组织建设和改进边界各项工作的措施和要求,并强调“指出过去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2]P187-188湘赣边界的党、团组织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后,几经努力,均已恢复。“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这些“可怕的色彩”,表现在:有的党员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赞成焚烧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党员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对敌人进攻表现出畏缩、惧怕现象,怀疑红旗打不长久,因而悲观失望;有的党员缺乏铁的纪律,随意性很强;有的党员闹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引起队伍内部不和等等。边界党既要领导党员和群众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又要从事党和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加上应付恶劣的环境及客观上的困难,因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有意无意而对于基本工作疏忽了”。[2]P187-188因此边界党的二大大力“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并提到了议事日程,予以切实解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是举办了党团训练班,提升广大党团员的思想水平。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指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2]P193主要办法是举办党团训练班。据当年特委书记杨克敏(即杨开明)记载,“办了一期6个月的训练班”。第一期党团训练班于“二大”以后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开办。参加训练班的党团员,由各地党组织选派,分期分批,集中学习。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一个半月。边界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其中有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要求,请有知识的老党员干部给予辅导、训练。同时各地县委也相应举行短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主要以授课为主,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第二期湘赣边界特委党团训练班设在茨坪。老红军王紫峰回忆说:“有100多名党员参加了训练,时间是三个月。训练内容: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群众工作,也讲时事,早晨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训练班有一个指导员专门给我们讲课。”[7]P459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党团训练班的开办,有效地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毛泽东建党思想在中央苏区前期的曲折与演进

从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到同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建党思想在井冈山斗争后期和中央苏区前期的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一些曲折,并在红军戎马倥偬的游击生涯中得到深化和发展。

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中共中央重建井冈山前委之举。

中共中央对井冈山的斗争一直十分关注。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专门向湘赣边界前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对前敌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史称六月来信)。接到中央来信,毛泽东十分高兴,记述说:“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冈山。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议的问题。”[6]中央六月来信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出了加强边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故毛泽东称“好得很”。

尤其好的是,根据中央六月来信的指示精神,1928年11月6日边界重新组建了前敌委员会。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中共中央指示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井冈山前委的组建,使根据地内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边界党和红军的集中领导。

然而,自从朱、毛红军出击赣南以来,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愈来愈明朗化,红军中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1929年6月,为了总结红四军下山后半年多来的斗争经验,解决党和红军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红四军前委在闽西龙岩召开了党的“七大”。会前,由于中央“二月来信”的负面影响,加上曾在苏联留学的军事专家刘安恭的到来引起的风波,以及红军初创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前委领导机关又未能取得共识,因而红四军党内出现了一些争论。

“七大”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井冈山时期,曾在红军中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但是,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有些带有旧军队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干部感到约束,认为“党代表的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军事领导政治”的主张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

2.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党代表是“家长制”,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说了算。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都要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再作决议,否则就是不民主。

3.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

一些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流寇生活,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这场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在要不要建立军委的问题上。

井冈山时期是有军委的,毛泽东、陈毅、朱德都任过军委书记。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为了应付险恶的局面,减少决策层次,提高决策效力,在寻乌项山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曾一度取消了军委,统由前委指挥。“七大”前夕,在围绕着要不要再设军委的问题上出现分歧,5月底的永定“湖雷会议”上就开始争论,在军委设置问题、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上,朱、毛之间意见不一,刘安恭、林彪等争论激烈,将事态扩大。在6月8日的上杭白砂会议上,再次讨论军委设置问题。时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指责“党管得太多”,“权太集中前委了”,毛泽东是“家长制”、“书记专政”、“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等。时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会前给毛泽东送去一封信,指责朱德存有“封建关系”、“军阀作风”等,挑拨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四点书面意见,主张集权,反对“分权”,提出撤销军委,维护前委代表党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但毛泽东的意见未能在领导层达成共识,会上两种意见愈争愈烈。毛泽东觉得“不生不死”,愤而提出辞去前委书记,前委遂指定陈毅担任临时前委书记。当晚,林彪又托前委秘书江华转给毛泽东一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辞职离开前委,希望他下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决定,以给林彪复信的方式,写了一篇长文,就全军党内争论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指导”、“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分析了党内争论发生的原因,解释了“坚辞前委书记”的理由等。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历史的结穴”,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是“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是“分权主义”,是“久抑求伸”,是“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8]P64-77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核心是强调思想建党、思想路线,这是后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思想基础。

6月15日,朱德根据前委意见,也以给林彪复信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三点不同意见,表示不接受对他“与党分权”的批评,认为毛泽东的前委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且“不服从中央调动”等。在双方争执不下、朱毛意见不一的情况下,红四军三克龙岩后,前委于6月22日在龙岩伦明堂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试图以会议形式解决问题。

“七大”由临时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召开。他从党的事业出发,以团结为重,进行了必要的调解、斡旋工作。他风趣地说:“你们朱毛两个,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国之间,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9]会议只开了一天。争论的结果,决议不设军委,加强前委的工作。会议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决议案在“总批评”中认为:“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出现严重争论,给党以不好的影响。”为此决定:“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决议案结尾还提出了“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去”的口号。[10]大会在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七大”酿成一大曲折,在中共党史上产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影响。“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上杭蛟洋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红四军出击闽中、东江之时,由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八大”开了三天,七嘴八舌,吵了三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会后,红军中一些同志(如彭佑、郭化若、罗荣桓等)纷纷写信要求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工作,朱德亦表赞同。但因无前委会议决定,领导层未形成共识,毛泽东没有回四军复职。

陈毅在上海期间,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以及“七大”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当时主持中央军委、组织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认真地听取和研究了陈毅的报告,表示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小组,全权处理朱、毛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于9月28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以此为统一红四军前委的指导思想。中央“九月来信”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决定是:“毛仍应为前委书记。”陈毅归来,在上杭官庄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拥护。于是,朱、陈致信在上杭蛟洋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欣然于11月26日到达汀州,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随即在连城新泉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政治整训”,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裁决,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及朱德、陈毅等的协同努力,红四军党的“九大”开得很成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大会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一部分即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其中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军阀残余、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的措施和方法,使党和红军内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决议明确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P85古田会议的亮点是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核心理念是强调“思想建党”,注重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党和军队的建设,从而深化和发展了“三湾改编”以来的思想理念,并从实践上解决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来不及解决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党”的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

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充分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已基本形成。正如邓小平所言:“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11]P44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党和红军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原则、主张,发源于井冈山,形成于中央苏区,成熟于陕北延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光辉著作,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形成的显著标志。

四、历史的启示

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大经验。从井冈山时期的九月“洗党”与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些有益启示,这就是:要注重思想建党,善于以马克思主义提升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内和谐,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不断提高科学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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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