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主要著作。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大臣，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资治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共300余万字，编著历时19年，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我国“史学双璧”，毛泽东视之为中国历史上的两部大书之一(另一部为《史记》)，终生喜读。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读史鉴今，为治党、治军、治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一部《资治通鉴》读了17遍，称道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言其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宋神宗以其所编之书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赐书名《资治通鉴》。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校长，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符定一亲自面试录取。符定一认定毛泽东是“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特地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毛泽东爱不释手，由此开始奠定他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研习兴趣。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印行的。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据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他多少阅读印迹。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十分感慨地对小孟说：这部书我读了“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洋洋300余万字的巨著居然读了17遍!对于日理万机的领袖来说，需要多大的兴趣和毅力啊!

毛泽东谈及《资治通鉴》这部书，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资治通鉴》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有资于治道”经验，就必然给人们展现出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在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施展的权谋和手段。对此，毛泽东深有所感：“《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隋文帝杨坚，开创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三百年的战乱局面。他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但杨坚有个致命弱点，即“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为考察臣子清廉与否，他甚至偷偷派人贿赂“令史、府史”，谁若受贿，必处死无疑。毛泽东读《隋书·帝纪第二·高祖》至此，批道：“蕴藏大乱”。后杨坚被其子杨广(隋炀帝)所害，隋朝二世而亡。毛泽东的点评揭示了，即便是可称一代雄主的杨坚，若执法苛峻，一味醉心于“捣鬼”之术，靠耍弄阴谋诡计和权术御臣治下，也难免王朝倾覆。可见，毛泽东研读《资治通鉴》包括终身嗜读其它史书，完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体”出发，以为人民谋福祉为宗旨，向历史宝库寻取智慧的可贵探索。源于此，毛泽东在我党领袖层中对我国历史最熟悉、对历史经验运用最灵活，成为结合中国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领袖。正如周恩来称道的：“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

对于《资治通鉴》中的一些封建糟粕，毛泽东慧眼明察。晚年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二、《左传》“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谈到《资治通鉴》为什么写政治军事多，经济文化少，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作‘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相砍书”，即写战争之书。也正如毛泽东所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资治通鉴》写了不少大战争场面，如战国时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刘秀与王邑、王寻的新汉昆阳之战，东汉末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东晋苻坚与谢玄等人的淝水之战，等等，记载生动传神，不仅使读者如历其境，如闻其声，更使人在阅读战史中领略战争艺术魅力，寻求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作为举世公认的军事天才，在研读《资治通鉴》记述的这些群雄逐鹿场面时，往往圈圈点点，评点令人惊叹。

街亭之战，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一场重要战事，也是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战事。诸葛亮北伐令天水、南安和安定三郡叛魏响应，关中震动，震惊曹魏，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并派名将张郃抗击进攻祁山的诸葛亮。据《资治通鉴·魏纪三》记载：“初，越嶲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诸葛亮错用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痛失战略要地，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千百年来，论者通常把失街亭归罪于马谡违反诸葛亮调度，舍弃水源，登山据守，以致被张郃断绝山上水源而失败。但毛泽东读史至此，却挥笔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一针见血地指出街亭之败固然源于错用马谡，但更深层次原因，却是主帅诸葛亮不亲临前线，不掌握第一手情况，在后方遥控指挥。真是力排千年众议，振聋发聩。此后诸葛亮北伐时，张郃又随司马懿前往相拒。诸葛亮粮尽退兵，司马懿派张郃追至木门，与蜀汉军交战。诸葛亮乘高设伏，弓弩乱发，飞矢射中其右膝而亡。毛泽东读《资治通鉴·魏纪四》时，就诸葛亮木门设计杀死张郃事，又做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充分肯定了诸葛亮能够及时吸取街亭之败教训，知错即改，每战必临前线调度指挥，依然不失军事家本色。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

毛泽东关于“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的结论，是一个兼具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特质的伟人，对亲身领导几十年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当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味强调“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同意打赣州，毛泽东还是坚决反对。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闽粤两省咽喉，敌军必将死守;赣州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守城敌军虽相对较弱，但其南北都驻扎敌军重兵，利于其支援策应;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攻城，很可能屯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但周恩来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红3军团担任主攻。结果，1.4万红军攻打33天，陈诚部队入城驰援，赣州未破，红军伤亡3000多人,情况万分危急。中革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作为预备队的红5军团，才解了红3军团之围。此役后，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闽西发展。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攻打闽西的龙岩，还率部到长汀给毛泽东做“后卫”。1932年4月10日，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龙岩，10天后攻占福建东南重镇漳州。漳州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张贞第49师大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2架飞机，取得重大胜利。打赣州之败与取漳州之胜的鲜明对比，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毛泽东)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毛泽东无人可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步得到周恩来等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的衷心认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听毛主席指挥就能打胜仗”，成为全军共识。这样，在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当选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此后，在毛泽东统帅和指挥下，我军历经无数次战役战斗，战胜国内外敌人，取得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也充分验证了：毛泽东评点《资治通鉴》所讲的“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的论断，确为千古不刊之论。

三、“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国就是治吏”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不但“叙事有法”，而且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国就是治吏”。对于《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很少有人探及，但毛泽东对此却有独到看法。周威烈王(公元前425—前402年)，周考王之子，名午。其继承王位时，周天子的实力已降至中小诸侯水准。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灭掉智伯后，三分晋国，同时请求周天子正式封其为诸侯。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周朝初期便严格奉行的礼义名分等典章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诸侯国各自为政，但周威烈王竟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于二十三年封其为魏、赵、韩三国国君。毛泽东说：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毛泽东还说，“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是赞赏，并据此得出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毛泽东“治吏”，其突出特点，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建党建军原则，从严治党、治军，发现问题，一抓到底，绝不宽待。黄克功，少年时参加红军，是个“老井冈”，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战役。特别是红军长征，黄克功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等著名战役中勇立大功。全民族抗战爆发，身经百战的黄克功已是八路军高级将领，年仅26岁。但是，他目无党纪军纪，在革命圣地延安，枪杀提出与其终止恋人关系的知识青年刘茜。案发后，不少“老井冈”通过不同渠道向毛泽东求情，“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吧!”但毛泽东却不为所动，坚持判死刑。行刑前毛泽东给刑事庭审判长雷经天亲书一信，并要求在刑场当众宣读。信中说：“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腐败，是滋生在政党、军队、政府身上的毒瘤。根治腐败，是毛泽东“治吏”毕生紧抓不放的大事。谢步升，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1930年入党，曾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贪财枉法，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为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竟然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案发后，毛泽东力主严惩，他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1932年5月9日，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肖玉壁，1933年加入工农红军，作战勇敢，身上光弹片留下的伤疤就有几十处。肖玉璧转业后，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予特别关照。但他居功自傲，无视法纪，贪污大洋3000多元。被判死刑后，他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12月，肖玉璧被执行枪决。毛泽东亲自批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堪称开国肃贪第一战。刘青山，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任天津地委书记。1950年到1951年，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贪污款、物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相当于今币171万余元)，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可购买将近一吨黄金。办案组倾向于判处其死刑，但在上报时，为有回旋余地，加上了“或缓期二年执行”。面对各种求情声音，毛泽东亲批死刑，并对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讲：“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执行枪决。

毛泽东“治吏”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立党为公，用人坚持任人唯贤。他分析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路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搞裙带风，在党内外留下了口口相传的佳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毛泽东许多亲朋故旧纷纷来信，请求进京工作。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杨开智，毛泽东爱妻杨开慧之兄来信，希望到京工作。杨开智不仅是毛泽东的至亲，且一家对毛泽东有“大恩”：开慧被捕，他们设法营救;开慧牺牲，杨开智夫妻冒着杀头风险，从监狱中接回毛岸英三兄弟，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杨开智的独女杨展是抗战烈士，他本人也有学历，完全符合进京工作条件。但毛泽东却回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时，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此后杨开智一直在湖南工作，发挥专长，为湖南茶叶事业作出贡献。毛泽东的表兄弟们也曾提出到北京工作的要求，他也一个没有答应。

四、《资治通鉴》“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1954年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吴晗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法正，字孝直(公元176-220年)，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后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法正其人，很有才气，连大名鼎鼎的诸葛亮都每每称奇他的“智术”;但其心胸狭窄，报复心重。《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说他“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于是有人劝诸葛亮:法正太嚣张了，将军应向刘备汇报，对他加以节制。但诸葛亮却认为，法正在刘备内外交困之时，出谋划策，辅佐刘备，使其自由翱翔，成就大业，不能因这些小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史至此，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表明他赞同诸葛亮的做法：看人用人要重大节，不必过于看重人才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和其他“小故”。后来，刘备采纳法正之计，乘曹操北返，亲率诸将进军汉中，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平定汉中。其后，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大举伐吴，战败退至白帝城。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用人无数。他总是强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人才不应求全责备。战争年代，林彪是他麾下爱将，23岁任朱毛红军主力红4军军长，但要为他选个军政委却很难。皆因这位“常胜将军”性格古怪，个性十足，听不得批评，从担任红军赫赫有名的第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并未因此嫌弃林彪，而是多方考察，最后选中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又具灵活性的罗荣桓任军政委。罗荣桓老实厚道、宽容忍让，顾全大局，弥补了林彪性格偏狭、难以共事的不足，把红4军锻造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

毛泽东在《资治通鉴》书中的评点。

“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这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的一句话。魏徵(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晋州)人，“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魏徵以战国时的苏秦、张仪为楷模，潜心研究纵横之学，立志成为帝王之师。唐太宗李世民先后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和宰相，成为著名的贞观之治中名臣之首。魏徵以国事为重，直言敢谏，深得李世民赏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语，出自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太宗与魏徵的一段对话，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太宗问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举出历史上大量的君主兼听生明、偏信误国的正反例子，说明“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深以为然。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对其中有利于“治道”的名言警句了然于胸，所以在写作《矛盾论》时，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句话，并结合实际，指出由于不能“兼听”，导致偏听偏信，致使“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毛泽东看重一代名相魏徵，向全党、全军推广魏徵的名言，而他自己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就善于“兼听”党内外、各个层次、各种人物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就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提出“精兵简政”提案。毛泽东十分赞赏，亲自把整个提案抄在本子上。12月，中共中央就发出精兵简政指示。毛泽东胸怀坦荡，从谏如流，采取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两项重要措施，克服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此古人一贯谬论”。据《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南北朝时光州刺史崔挺上书魏孝文帝，劝他废除一项一人有罪、祸及全家的政策，孝文帝予以采纳，匡正了失误。但崔挺上书中有一句话“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却让毛泽东十分反感。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下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退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又反其意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毛泽东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据此，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那些由于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沾染很多恶习，身上有种种缺点错误的人，采取团结改造方针，使他们转变成社会主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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