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东17岁就离开家乡，三弟毛泽覃13岁时也前往长沙读书。只有二弟毛泽民在家乡韶山种地。他从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务农，父亲去世后，他就靠种地的收入供养哥哥与弟弟读书。毛泽东曾对别人说：“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他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

 

毛家三兄弟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合影，是1919年春天三人同母亲在长沙照的。在这张照片里，哥哥毛泽东身穿长衫，已是青年才俊；弟弟毛泽覃则是学生模样，他俩穿着新式布鞋。唯独毛泽民身着乡下的粗布短袄，剃着光头，赤脚穿一双草鞋。这个草鞋弟弟，后来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红色金融鼻祖。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3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民在经营理家方面受父亲影响最深，随父亲学会了记账、珠算等技艺，并在“买青苗”、“卖猪仔”中参悟理财之道。1919和1920年，父母相继去世，大哥毛泽东当时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在长沙上学，所有家务和对兄弟资助的重担，便全落在毛泽民一人身上。他把父母遗留下来的20来亩田地种得很好，家务管理有条有理，过着温饱的日子。但是连年军阀混战，尤其是地主豪绅和族权的横行盘剥，使他对旧社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对不合理的事情爱打抱不平，对贫困的农民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1921年春，正在为建党奔走的毛泽东顺道回到了韶山。在2月5日母亲冥诞这天晚上，毛泽东又讲起国难当头的情况，说遭遇官绅盘剥、土匪洗劫等不幸不只在他们一家发生，天下大多数人都这样，正所谓国乱民不得安生，所以要舍小家为大家。毛泽东劝毛泽民舍家为国，舍已为民。毛泽民完全按照大哥的意见，迅速妥善处理了家务，家里的房子让给了乡亲们住，田地也分给乡亲们种，他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他们的钱财一笔勾销。几天后，毛泽民挑着简单的行李，跟随兄长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冬天，毛泽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深秋，毛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11月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毛泽民担任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不仅仅是因为毛泽民工作能力强，善于创业，忠厚老实，还因他搞财政工作经验丰富。毛泽民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他从调人员、建机构开始，两手空空起家，到国家银行正式营业，仅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开始时，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一个会计，一个记账的，一个出纳，还有个管总务的，连他自己在内也不过几个人。这些人文化都不太高，业务也不熟悉，泽民就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记账、点钱。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就有了着落。

 

为了把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十分干燥。而且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把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

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30个担子的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终点在哪，储藏包裹的不知是何物，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

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毛泽民就整理总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国家银行的运营管理。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正常运转起来。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面对当时货币品种繁杂、行市差价不一和白区派遣特务套购根据地物资、侵扰苏区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毛泽民从发行统一货币入手，重建苏区货币金融体系。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印刷纸币必须用坚韧耐磨的特殊纸张，这种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对此严密封锁。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泽民决计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他就号召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收集鞋底、绳头。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常常走在这支“捡破烂”队伍的最前头。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毛泽民又想起茶叶店包茶叶用的一种皮纸，又坚韧又耐磨，就向当地有造纸经验的工人和群众做调查。得知这种纸是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做原料的，他就立即组织人员上山采集。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很困难，毛泽民去请教吉安城“和茂钱庄”的老板。老板献计说，用土方法造出的油墨也很好用，就是将松膏烧成烟油，再调上熟桐油就可以了。于是，毛泽民就带领红军战士上山砍松木，取松膏，试制油墨。在大家的努力下，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纸币正面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还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长邓子恢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亲笔签字。毛泽民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出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清扫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拿纸币防伪来说，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大量假币流入市场。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就这样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

 

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毛泽民想方设法地搞生产，淘金、熬盐、炼铁、造纸、打造农具……1932年1月中旬，赣南铁山垅钨矿场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个公营钨矿场正式开张，毛泽民兼第一任总经理。他扩大了3个矿场，把钨出口香港，1933年钨产量达1800吨，1934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从1932年初铁山垅钨矿开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止，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达400多万元，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每况愈下，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为此，毛泽民又一次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库拿出现洋，按1元苏区纸币换1元现洋的比价，进行公开兑换。告示贴出后，群众争相抢兑。两天过去了，眼看着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都很担心，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态度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兑!”3天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群众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一些暂时没有购物愿望的群众也来兑换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毛泽民采取措施不仅提高国币的信誉，成功应对了此次“挤兑”风波，使苏维埃银行国币的优良信誉得以树立，成为苏区真正意义上的法币。

到1934年，毛泽民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白手起家，建立健全了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体制，繁荣了苏区经济，保障了军民供给，沟通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毛泽民的带领下，中国红色金融事业步上坦途。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随军长征。担任政委兼中央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毛泽民，率领警卫队伍挑着由黄金珠宝、苏区生产的银元和票子、印钞机等组成的160多担国家银行资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路上毛泽民继续开展财政金融工作。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市面上只流通银元而不流通国家银行纸币的遵义。毛泽民与时任第十五大队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长征以来红军从未有过的10天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当时遵义的食盐都来自四川自流井，路远且运输困难，一直为军阀、官僚、奸商所垄断，盐价昂贵。毛泽民将没收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样一来，当地民众卖出自己的物品获得纸币，再用纸币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经工作。

 

1937年冬，由于长期坚持艰苦斗争，毛泽民积劳成疾病情加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2月，毛泽民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时，遇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暂住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别要派一名财经干部帮助整顿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正好就在迪化，遂决定让他留在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财政厅副厅长(后为代厅长)。

当时的新疆，官僚地主横征暴敛，政治腐败，财政混乱，因滥发纸币欠外债合法币二千余万元，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毛泽民走马上任后，立即筹划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工作。他站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的高度，确立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将政府专办的银行改为全疆14个民族、400多万民众的公有银行――新疆商业银行，从根本上结束了新疆金融的混乱局面。

 

针对新疆币制混乱，各种货币均以“两”为单位和发行纸币无度等状况，毛泽民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废“两”改“元”，既保证了人民利益不受损失，也保持了币值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实现了新疆货币与美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挂钩。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毛泽民大力整顿财政金融，贷款支持农牧业、工业等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长，市场活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一挽新疆经济濒临崩溃的颓势。1963年，赛福鼎回忆说:“当时的新疆，财政经济处于民穷财尽的绝境。为了迅速扭转这一情况，毛泽民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中，卓有成效地整顿了新疆的财经工作。”

毛泽民的各项利民措施，与盛世才的既得利益有着颇深的矛盾。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盛世才觉得苏共已不可靠，便改弦易辙投蒋反共了。他首先免去毛泽民的财政厅代厅长职务，让他改任民政厅厅长，并将其工作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毛泽民明知情况危殆，仍力争用有限的时间，在全省整顿和新建了16所救济院，收容孤寡残疾三四千人。他还推动实施新疆省区、村及城镇的民主改革，废除农官乡约制等，还权于民。

 

这进一步触怒了盛世才，他开始疯狂制造事端，原形毕露。有鉴于此，毛泽民建议我党在新疆主要负责同志和干部先行撤回，自己则留在最后。1942年春，德军围攻斯大林格勒，反复无常的盛世才自认为苏联“靠不住”了，国内发生了皖南事变，盛世才于是就转而投靠蒋介石,随即与中共、苏方彻底决裂。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为了收买盛世才特意跑到嘉峪关坐镇，派出宋美龄飞赴迪化，向盛世才传达了蒋介石关于“肃清新疆共党”的几条指示。宋美龄离开新疆几天后，1942年9月16日，蒋介石对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状一颁发，盛世才的脸就变了。盛世才把所有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包括家属小孩统统集中在几个地方，以后又分批投入了几个监狱。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去谈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法。毛泽民、陈潭秋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

 

自1922年起，毛泽民就为党为革命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他身处钱海，一尘不染、一丝不苟、一心一意为人民理好财。在出任国家银行行长之时，他白手起家，励精图治，被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开辟了中国红色金融事业艰难而伟大的道路;在红军长征路上，他创造了国家银行在敌占区发行货币、回笼货币和率领国家银行长征二万五千里、边作战边筹粮筹款的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天山脚下，他大力整顿、废除苛税、发展生产，首创了在军阀统治下建政、理财、改革金融、造福人民的空前绝后的记录。回顾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抓的是枪杆子，而毛泽民是抓钱袋子。不但肩挑红军给养，并扛起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信念、正义和忠诚！在2020年的红色金融元年开启之际，不忘初心，向伟大的红色金融鼻祖毛泽民烈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