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原志愿军总部所在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约19万志愿军烈士长眠在朝鲜

笔者曾采访过志愿军老兵曹家麟。曹家麟，1950年10月入伍，原志愿军第六十七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三次以志愿军老战士的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由于当年在志愿军六十七军服役，曹家麟对六十七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他对笔者说：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我所在的六十七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六十七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六十七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葬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五十四军在金城地区也有四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曹家麟曾走访了当年负责志愿军烈士陵墓建设的原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刘秀峰。据刘秀峰回忆，他从陵园筹建到1957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一、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二、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很可能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曹家麟还向笔者介绍了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烈士在朝鲜的安葬情况。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有12人，当年生还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被安葬在朝鲜。

李家发是曹家麟在六十七军的战友。在金城反击战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被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356。这里还安葬着志愿军六十七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

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曾随贺龙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当时，李继成曾来到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了长眠在这里的儿子。

2009年10月27日，应朝鲜朝中友好协会邀请，曹家麟和11名志愿军老战士以及烈士亲属组成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访问。代表团中有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访问期间，曹家麟陪同李家英专程祭奠了李家发。

曹家麟介绍，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峰里，也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朝鲜境内的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境内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处的山区，坐落在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一个150米高的山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曾驻扎在这里。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本是志愿军的简易墓地。1954年，即《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一年后，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始兴建，1957年建成，占地面积九万平方米。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

陵园大门上方用中朝两国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门至陵园第一层有240级台阶，象征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24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

在第三层的墓地里，有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除三名无名烈士外，每一个坟冢前都立有石碑，所有烈士墓旁都种有一株当年从中国移植来的东北黑松。

曹家麟介绍，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原则上都安葬在朝鲜。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的儿子、志愿军总部翻译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彭德怀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周恩来批示：“同意彭的意见。”这样，毛岸英烈士也被安葬在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在朝鲜境内最有代表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朝鲜时，都要到这个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每逢重要纪念日，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也到此陵园纪念志愿军。

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云山郡旧邑里，陵园内建有纪念碑、纪念亭、牌楼等建筑物。安葬在这里的是1950年10月25日至1950年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仗，此役历时12天，歼敌15，000余人，收复云山、博川、温井、宁边、德川等重要城镇，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1万余人，牺牲者大部分被安葬在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

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价川市中心的高地上。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牺牲的烈士。在第二次战役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激战八昼夜，歼敌23，000余人。

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长津湖畔，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在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中牺牲的烈士。长津湖之战历时28昼夜，歼敌13，900余人。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0，700人。价川与长津湖两个烈士陵园安葬着第二次战役牺牲的烈士。

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开城市松岳山下。开城是朝鲜停战谈判会场所在地，最初作为停战谈判会场的来凤庄和后来的板门店都在开城。这里安葬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此次战役历时9天，突破“三八线”，解放了汉城(今首尔)，将敌人驱至“三七线”以南地区。此战歼敌19，000余人，志愿军伤亡5800人，大部分被安葬在这个陵园。后来，通过停战谈判从南朝鲜移交来的志愿军烈士也都被安葬在这里。

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平康郡福溪镇。这里安葬着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残酷的战役。此役共毙伤俘敌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除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被安葬于沈阳外，其余的烈士均被安葬于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

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金城地区，安葬着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在夏季反击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的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志愿军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其中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一举突破敌人四个师的防御，突入敌纵深15公里。夏季反击战役共毙伤俘敌123，000余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54，000余人。

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新安州市，是为纪念在铁路运输战线上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园内有志愿军领导机关和朝鲜交通省分别竖立的纪念碑。志愿军铁道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空中力量，粉碎了敌人实施的“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131人，铁路员工牺牲574人。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18万余志愿军烈士战斗在朝鲜，流血在朝鲜，献身在朝鲜，英魂也安葬在朝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被志愿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的几名朝鲜妇女，在向志愿军烈士致祭

安葬在国内的志愿军烈士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笔者如是说。

据曹家麟提供的线索，笔者经过考证，发现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的烈士陵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的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的题字“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碑的顶部是中朝两国国旗，旗下是手握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铜像。碑的底部有铜铸的花环。花环的两侧刻有“1950—1953年”，这分别是志愿军赴朝参战和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

1962年，董必武题词：“辉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北陵园畔草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碑体的背面刻有一篇471个字的祭文。

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三位志愿军军级干部：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第二十三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底，从朝鲜战场上运回到沈阳的。1951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修建的同时，便有烈士遗体相继送来安葬。

翻开烈士陵园的原始“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情况历历在目。每张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签名。

第一位被运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叫赵兴玉，志愿军六十六军五八八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编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被运到烈士陵园的烈士是何渠若，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7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的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就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耿式全老人，当年在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四师供给处当通信员。1953年2月18日，师政治部的高干事对他说，上级指示，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遗体，都要运送回祖国安葬，命令他参加寻找烈士遗体、护送烈士遗体回国任务。2月21日夜，耿式全和二十九师张干事冒着敌机、大炮的封锁，重返中线阵地，寻找邱少云等烈士的墓地。

邱少云烈士是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九连战士，1952年10月，在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时，在潜伏过程中牺牲。当时，战斗打响后，卫生员上前把邱少云抱了起来，但邱少云已经被烈火烧焦。邱少云牺牲后，团里给他报了二等功。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总政治部后，首长决定为邱少云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时，立二等功的烈士与牺牲的战士一样，都集中在一起安葬。邱少云当时被报二等功，与牺牲战友安葬在一起，十分难找。当晚10时许，耿式全等人来到安葬邱少云烈士的墓地，打开手电，一排排、一行行地查看烈士墓的砖记。他们费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邱少云烈士的墓地。当时正值隆冬，冻土一尺多厚，他们挖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邱少云烈士的遗体挖了出来。

邱少云烈士牺牲不到半年，遗体保存完好，身上穿了一件新棉衣，棉衣口袋里的急救包还是崭新的。翌日，他们在找到刘光义烈士的遗体后，与寻找黄继光、孙占元等烈士遗体的队伍会合。

1953年2月22日，耿式全他们乘坐5辆货车，将29位烈士的遗体运送到丹东七道沟志愿军十五军留守处操场上。留守处已经准备好29口红漆棺材，将烈士遗体一一装殓入棺。简短的悼念仪式后，根据职务、立功级别，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刘光义四位烈士的遗体当即被送往沈阳。其余25位烈士遗体，被安葬在丹东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1年10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同意了《沈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灵柩安葬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1951年12月3日，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签署《通告》，颁布《规定》。

《规定》的第一条：“凡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或相当于团) 以上干部，或由军(或相当于军)之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英模牺牲病故者，得依本条例之规定入园安葬之。”可见，能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烈士，级别之高。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区的东南侧，有大型画廊和烈士纪念馆。画廊展出国家领导人陪同国际友人来园扫墓，以及各界群众和烈士亲属来园祭扫的大幅照片。烈士纪念馆主要展出抗美援朝战争42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武器，荣获的勋章、军功章等珍贵遗物。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已经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最早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该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两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两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的事迹。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使烈士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10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有13位，团以上干部有8位。纪念碑的两侧设有抗美援朝英烈事迹展览室。陵园的四周是铁艺围墙，整个园内苍松葱郁，翠柏肃然。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丹东市地处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中央和辽宁省的一些相关活动都安排在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进行。

丹东市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全市有多处烈士陵园。除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在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也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市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丹东市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坟墓就分布在现七道沟烈士陵园的周围。这些烈士来自于全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空四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由于历史比较久远，也由于当时的资料搜集不全，在陵园内安葬的烈士有的只有姓名，极少数的烈士有部队番号、职务、籍贯，而烈士参加的战役、战斗情况却没有记载。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近七成烈士牺牲时不到30岁。

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有一片志愿军烈士墓群，即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共计安葬着142名志愿军烈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备野战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其间，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于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期间因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该医院病亡了99人，其中7月就病亡了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0多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禁不住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把水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等药品，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死。有的是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而感染;有的是因美军飞机扔的细菌弹而感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救治无效而死亡，被就地安葬。

据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回忆，从前线送来的一位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都格外难过。当时，医院在掩埋中对她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她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前进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在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唐文玉找到了姐姐唐文英的墓地，她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其中湖南28人，湖北12人，河南10人，河北9人，四川6人，黑龙江6人，涉及当年21个军的35个师87个团。烈士中既有普通炮兵、步兵、卫生员、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粮秣员、驾驶员、修械员，也有班长、排长、连长、干事、参谋、营团级干部等，其中女兵3名。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中不少人都立过赫赫战功。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唯一的志愿军烈士。

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志愿军烈士、志愿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军长李湘。

曹家麟对笔者介绍：“李湘军长是我的老领导，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肿得非常厉害，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全力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李湘军长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回国内治疗，地区非常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应该有少量的志愿军烈士在祖国就地分散安葬了。

根据以上情况估算，在国内安葬的志愿军烈士超不过3000人。

1958年，即将回国的志愿军官兵向烈士们告别

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遗骸情况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过第四、五次战役等多次作战。因此，志愿军有相当一部分牺牲在韩国境内。

曹家麟为笔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笔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即在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遗骸情况。

曹家麟介绍，1954年，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运回来的志愿军烈士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专门用于接收安葬来自敌占区的志愿军阵亡者。1954年9月，双方在一次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面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约为1万具，他们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线壮烈牺牲的烈士。

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烈士遗体，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在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在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进入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志愿军烈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进行了掩埋。这部分烈士的遗体已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具骨骸。

二是在金城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53年7月中下旬朝鲜战争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往后撤退时被就地在战场进行了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即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大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还有敌方早先交来的被俘人员死亡名单可以印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4.2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人，志愿军伤亡7.5万人。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时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也临时掩埋好战友遗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烈士遗骸的搜集难免会有遗漏。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据韩国陆军部队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据新华社驻韩国的一位记者介绍，这并不是韩国首次发现志愿军遗骸，“早在1981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安葬仪式。当时仪式很隆重，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部队番号和一些文字资料。这些志愿军遗骸没有被运回国内的先例。在朝鲜境内开城有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约有1.5万名烈士被安葬在那里。所以被发现的遗骸应该会移交给我方，然后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

1986年6月，“联合国军”方面曾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这具遗骨是在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的。同时出土的还有部分遗物。从出土的遗物分析，埋葬的是志愿军烈士。于是，“联合国军”方面便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如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

笔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之后，对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简称“军停会”)有个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的、经由“联合国军”方面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然后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中国小组最后一次履行职能是在1989年11月。据当时新华社报道，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的一个高坡上，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非军事区的前沿进行修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一枚中国全国政协1951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

当他们继续下挖至离地面约1米深处时，一具零碎的烈士遗骨显露出来，遗骨附近还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18万元纸币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391部”字样的空白临时介绍信。“军停会”中方人员和朝鲜军方前往现场检验后认定，这是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的遗骨。这位无名烈士终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战友长眠在松岳山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的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从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在韩国境内究竟还会不会再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遗漏在韩国的只是少数零散掩埋的志愿军烈士，不会有大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被发现。

长眠在韩国的志愿军烈士

近年来，韩国又不断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这些志愿军遗骸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骸。

2007年1月，韩国专门成立了从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的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人员有85人。其中，军官13人，副士官15人，士兵48人，军务员9人。截至目前，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骸，分别是1963具韩军遗骸，8具“联合国军”遗骸，386具朝鲜军队遗骸，180具中国志愿军遗骸。中朝军队烈士遗骸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墓地，墓地题字“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2010年，在志愿军入朝作战60周年前夕，凤凰卫视记者秦晴在韩国坡州探访了安葬有志愿军烈士的该墓地。

到韩国后，秦晴和她的同事打听到，由于这块墓地属于韩国军方，所以他们必须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去拍摄。于是，秦晴很快就向韩国国防部提出要去这个墓地探访的请求。而韩国国防部一直都没有给她回复。一直焦急等待的秦晴终于等来了负责他们此次韩国行采访协调的韩国文化中心的电话，约请她去文化中心当面谈此事。

进入韩国文化中心前，秦晴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说服他们帮我这个忙。见到韩国文化中心新闻处的两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话就说：“这次墓地探访是我这一趟来韩国最想看的东西，是我们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

为了引起对方的重视，秦晴讲了一个她刚刚从同事那里听来的有关志愿军的故事。

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他刚出生时，父亲就去打仗了，战争过后又奔赴朝鲜战场，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90多岁的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亲的遗骨。带着母亲的嘱托，他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朝鲜，遗憾的是，都没能找到父亲。最后，他带着从朝鲜志愿军墓地挖来的泥土来到已经昏迷五天的母亲床前，令人吃惊的是，母亲听完他的话后居然又有了意识，双手紧紧握住那个装满泥土的罐子。

听同事讲述采访时听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秦晴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很受触动。但是，当她又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韩国文化中心的负责人听时，话没说两句，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下来。

韩国文化中心的两位男士看到她这个样子，于是连忙安慰她，让她放心，他们一定会尽全力推动秦晴的采访。

秦晴和摄制组一起反复交涉，历经周折，终于来到安葬志愿军烈士的坡州墓地。

按照韩国的传统，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发现这里的志愿军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这是为了让死者可以面向家乡的方向，遥望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