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王建中

　　2013年6月8日，我应邀参加了在首都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召开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研究会理事。在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由于时间关系，我仅就“文化与文化选择”作了简要发言。作为已入耄耋之年的原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理事，能够被邀请参加此次盛会，我深感荣幸，所以首先表达对研究会的感激之情，并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祝贺。特别是听取会长刘润为同志所作题为《弘扬红色文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正能量》的报告之后，深受启发和教育。会后，经过认真思考，我回顾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战斗历程和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光辉成就，同时展望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美好前景，并就文化与文化选择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以求教于诸位同行与大方之家。

　　回顾与展望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⑴先进文化就是红色文化，正如早年的苏区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而且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只有这种先进文化才能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说可以起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⑵此前，某些地区如革命圣地延安已率先成立了“延安市红色文化研究会”，随着形势的发展亟待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于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便适时应运而生。

　　从继承关系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前身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作为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传播者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在健康发展时期，先后举办了十几届学术研讨会，编著出版了几十部书籍与史料，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解放区文学研究，各省党政领导都给予高度重视，物质上予以支援，精神上予以奖励。我所主编和参与撰写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就曾作为“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给予资助，1995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辽宁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随后又荣获解放区文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在《延安文艺研究》等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使解放区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曾在《延安文艺研究》这份红色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文品与人品》(1987年第2期)、《丁玲艺术个性的形成、淡化与扩张》(1989年第3期)、《坚持毛泽东〈讲话〉的基本原则，继承发扬解放区文学的优良传统——兼驳〈历史无可避讳〉一文的某些谬说》(1990年第2期)等数篇论文。

　　中国解放区文学，也一直被各高等学校所重视。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各高校中文系普遍加强了解放区文学教学与研究。1958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解放区文学概述》一书。“文革”后，我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就曾给日本、法国等外国留学生讲授过“解放区文学”专题课，可见当时它所占据的重要位置。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中不仅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专章，还就“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专门列了三章，对解放区戏剧(如秧歌剧《兄妹开荒》、秦腔戏《血泪仇》、《保卫和平》，新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评剧及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话剧《把眼光放远点》、《红旗歌》等)、诗歌、报告文学和散文通讯(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诗集《黎明风景》、《抗战诗抄》，报告文学《冀中一日》、《渡江一日》，散文通讯集《光荣的人们》等)、小说(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荷花淀》、《我的两家房东》、《无敌三勇士》等)，分别作了较详尽的评介。其他高校教材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大都如此。就《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而言，不仅有刘增杰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分为“文学运动篇”、“文学创作篇”27万余字，而且有许怀中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该书分为“诗歌卷”、“散文、报告文学卷”、“戏剧卷”和“文艺理论卷”，多达60余万字，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为丰富。

　　我们回顾是为了展望。回顾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战斗历程和解放区文学研究被社会所重视，是为了展望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美好前景。从“文学”到“文化”，自然是一种概念的扩大，研究内容的扩大，而“红色文化”更有其特殊含义。正如刘润为会长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我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呼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我们坚信经过刻苦努力，必将实现这次大会的主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弘扬红色文化，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正能量。”并“用心血和汗水去创造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汪洋大海，去奔向千里万里之外的光辉未来!”

　　红色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部队称之为红军，随之就有了红区与白区、红色政权与白色政权之分，毛泽东同志就曾写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文中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⑶红区或红色政权下的文化，自然就是红色文化。所以，追溯历史，可以看出红色文化源远流长。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化与文化建设。我们不妨从苏区文化谈起。早在1927年9月，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颁布了“行动纲领”，宣布在文化上“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极力增进工人农民及一般平民的知识和娱乐，开办校外的教育机关(如图书馆、平民学校、阅报室、科学讲话、电影、新剧等)”。1929年8月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乡苏维埃设文化委员，区以上苏维埃设文化委员会。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在闽西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其中关于文化宣传工作，决议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并对一些人忙于对敌斗争，建立政权，对文化工作有所忽视的现状，特别指出：“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总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有的学者概括为三个“第一次”，认为：“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确立了文化宣传工作在党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认识了文化宣传工作在‘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提出了开展文化宣传工作的原则和方法，这就为苏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⑷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使中国革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文化教育工作领导机构，中央设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省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各县设有文化教育科(委员会)，各区、乡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并先后做出了一系列决议和决定，发布了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和大纲，指导和推动苏维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诸如湘鄂赣、闽浙赣、湘赣等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有关加强文化工作的决议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发布的《训令》，以及先后制定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俱乐部纲要》、《儿童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规章，都是加强文化工作的具体措施，显示了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说明我们的党和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一贯重视“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什么呢?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概括的“四个在于”：“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动群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⑸一切为了广大的劳动群众，一切为了革命斗争，这就是苏区文化的革命性所在。苏区文化，正是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源头。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革命文化作了这样的概括：“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⑹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⑺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又一次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⑻可见，文化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极端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我们党尤为重视文化的发展。远的不说，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和谐文化”。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则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文化兴国战略，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所指出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党的十八大对实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奋斗目标更加具体化，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说，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⑼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一贯重视文化，重视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引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建立，正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项具体措施。

　　文化与文化选择

　　这里，我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文化与文化选择问题。

　　辽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著名学者彭定安教授出版一部《文化选择学》。我不妨先引述一段书中的论述：“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塑造着人。这是一个同步的双向发展的流程。”“人是凭文化来塑造自身的，人是用文化装备起来的。”“人从什么时候离开了动物界而成为人，也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文化选择：既包含人对文化的选择，又包含文化对人的选择。”细言之，“人类是自然选择这个考场和战场上的胜利者。他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如云敌手，包括宇宙的种种‘天上的势力和障碍’，动物界的种种‘地上的劲敌和侵害’，以及植物界的种种‘地表的陷害与干扰’，不是凭着上帝的旨意，或者别的什么力量，而是完全靠着自己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锤炼和习得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人类在几百万年前，取得一点文化，就取得一点力量;然后，又凭借这一点点儿的文化，作为手段的中介，对大自然进行‘有文化的’、‘文化性’的选择;于是便又前进一步、提高一步;于是便又增加一份文化;于是再凭这‘增加了的一点点儿’文化去作进一步的文化选择。就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一步步走向文明，从远古时代走到现代。……在这个漫长的途程中，前进的凭借、中介、杠杆，就是文化选择。人类有了文化选择，才得以成为人类;人类有了文化选择，才得以一步一步前进。”⑽这段论述深刻地启示我们：1.文化的重要。人类是靠文化一步步走向文明的。2.文化选择的重要。“文化塑造着人”，不同的文化对人的塑造自然是不尽相同的。必须选择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才能有利于新人的塑造和社会的发展。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今已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事求是地讲，社会上的文化主流是健康的，出现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和文艺作品，正沿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先进文化方向前进。但也不可否认，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繁荣，某些文化的商品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诸如在文化表现上曾有一种反传统之风不断袭来，他们把从“五四”新文化到苏区文化传统，从延安时期到解放后的优秀文化传统，几乎全盘否定，以“重写文学史”为名，否定坚持正确方向的丁玲、赵树理、老舍、柳青、何其芳等作家，甚至否定鲁迅，而他们所主张的则是全盘西化，于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引进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原则、唯美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反理性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性开放意识等。有人甚至提出“告别革命”、“远离崇高”、“玩文学”等错误主张，以此作为创作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在文学评论中，文风不正也相当严重。有的文章玩弄新名词、新概念，实则言之无物，连作者自己也没弄明白，或隐晦生涩，故作深奥，令人难以卒读;或信口雌黄，无认真研究而又大言不惭，妄作论断。表现在校园文化上竟然出现灰色歌谣。有一首歌曲，其旋律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的插曲，而歌词则另有“创造”：“有一个地方，那里不穿衣裳，这里就是洗澡堂。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的，当间隔着一道墙……”有的小学流传这样的歌谣：“春天不洗脚，处处蚊子咬;夜来大狗熊，谁也跑不了。”“有个老头心挺花，弄个姑娘带回家。老伴生气打老头，写个休书休了他。”⑾孩子们还有许多令人惊诧的歌谣，不便一一列举。更有甚者，是广告文化的失真与堕落。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繁荣的广告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鱼目混珠，有些广告却失掉了诚信与道德。君不见，夸大其词的虚假广告，布满报刊杂志和电视屏幕。沈阳的一家医院为了招徕患者公开打出“花一百元省一千元”的广告，在一家老年报上刊登了“免费治疗食道癌、贲门癌”的广告。这些广告明显地不合情理，使人难以相信，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炒作而已。在沈阳一家洗浴中心门前的大幅广告牌上，竟然写出“满意性服务，震撼性优惠”这样几个醒目的大字，并配以按摩女为男性“服务”的画面。⑿显然这是一种精神污染，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误导与腐蚀，从而引起了群众的非议和报刊记者的注目。这里也顺便谈谈“性文化”：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在男女之间两性关系上，其专一性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文明的表现。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西方性解放观念的冲击，特别是文学书刊和影视作品中不健康性描写的影响，加之一些黄色小报的传播，甚至夹杂着污秽不堪内容的小广告的散发，含有淫秽、暴力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入侵校园，等等，都导致了人们性心理的扭曲，连某些大、中、小学生也深受其害。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婚恋观，必然造成性道德的混乱。社会上“三陪”小姐的涌动，大款大腕和某些腐败官员“包二奶”、“包二爷”丑行的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一些插足的“第三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直接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稳定。上述种种，都是与先进文化背道而驰的。以至于使我们国家不得不年年扫黄，以净化社会风气，加强文明建设;也不得不把“包二奶”、“包二爷”作为违法行动写进新的《婚姻法》中，用法制手段保持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宁。事实说明，在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风行的当今社会，继承和发扬先进文化——红色文化，尤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深刻认识文化选择的重要性。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希·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指出：“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文本’。”他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特征。他说：“电影集中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征，因此电影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文本’。”杰姆逊认为“在继‘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各个精神领域，甚至‘理论’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商品化’了的广告、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和复制。在这样的社会，上层建筑起着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等概念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正是对于这些特征的概括。”虽然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及其概念内涵，至今还有很大争论，但是，杰姆逊所提出的那些文化现象却是实际存在的。它的世俗化、金钱化、商品化、“工业化”、低文化品位化，已经发展到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的地步。⒀——这当然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现状，但也提醒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文化的选择，亦即选择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红色文化当然不是也不可能一家独尊，正如刘润为同志在《弘扬红色文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正能量》报告中所言：“红色文化较之我们经常使用的革命文化、抗战文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更富有包容性和概括力。”诸多文化的关系以及先进文化的使命，中共中央宣传部刘云山同志在《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一文中谈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有排斥，有融合有斗争，有渗透有抵御。这种交流、交融、交锋不仅发生在国际而且发生在国内。对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摩擦，如果不注意协调、妥善解决，就会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和谐文化强调各种健康思想文化相互借鉴、相得益彰，主张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现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建设和谐文化，必将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壮大，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认同，有效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动荡;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交流比较中互动融合、相互促进，使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部门、文化业态各展所长、共同发展。”这便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今后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指导方针。

　　先进文化就是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坚持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让中国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2013年6月17日

　　定稿于辽宁社会科学院

　　注：

　　⑴⑵⑼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⑶《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51页。

　　⑷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2001年版，第51页，内部发行。

　　⑸参看《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⑹《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1页。

　　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9页。

　　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9页。

　　⑽彭定安：《文化选择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⑾《“灰色歌谣”污染稚嫩童心》，《沈阳晚报》2004年7月10日。

　　⑿《街头广告，你该系好“衣带”》，《沈阳晚报》2004年6月18日。

　　⒀参看彭定安：《文化选择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279页。

　　作者简介

　　王建中，1931年生，辽宁沈阳人。195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东北大学兼职教授，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同时担当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丁玲研究会理事等社会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主编、合著《东北解放区文学史》、《时代女性论稿》、《理论探析与文学研究》等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500余篇，获省级以上奖项50余次。

　　电子邮箱：syww195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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