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高度警惕茅于轼这股反改革势力

　　——解析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三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国家安全问题(包括国防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日益严重。随着十八界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终于得到全党上下一致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多年呼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浮出水面。然而，当前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着哪些人物、哪些势力的危害，这些人又是如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这里以历史虚无主义和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茅于轼为案例进行说明。

　　显而易见，在中国拥有核武器及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军队的情况下，在当年美国军队于朝鲜和越南战场与我交手并惨败而归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垄断资本财团不太可能再像当年那样，采取直接武力的方式，占领中国领土或者逼迫中国制定不利于本国人民的经济政策，以使西方继续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主要通过文化软实力的方式，以意识形态领域为突破口，搞乱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政治信仰，干扰中国改革的大方向，诱导中国某些官员制定损害本国利益满足西方利益的经济政策措施，并培植以买办资本为核心的第五纵队，试图寻找合适时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肢解中国。

　　近几年来，茅于轼的一系列言行，深刻体现了西方垄断资本及其情报机构的上述战略。比如，为否定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茅于轼全盘否定新中国及毛泽东。比如他说：“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

　　许多人没有想明白，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为何频频在党史、历史领域发表奇谈怪论?难道仅仅发泄私狠?茅于轼肆意传播妖魔化毛泽东的谣言，绝不仅仅是因历史问题其个人对毛有仇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新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主要奠基者毛泽东是人类天字第一号恶魔，这个国家政权就活该被西方先进国家推翻了。更为重要的是，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信仰、理论和制度已经被历史证明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改革的方向自然就是明确的了——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学生。也就是说，茅于轼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是为干扰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将中国拉入半殖民地的依附型资本主义道路来服务的。

　　为了误导中国改革开放，茅于轼长期以来的主业就是传播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例如，零八年末，茅于轼牵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此报告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报告认为：中国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是错误观点，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无关。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只要有国际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

　　福特基金会资助茅于轼搞的该报告的阴险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最近十几年来，茅于轼依托其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频繁活动风光无限。而天则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长期系统性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茅于轼经常以赞扬改革开放为幌子，发表干扰中国改革的言论和报告。例如，2013年6月1日茅于轼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中共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不是来自选票，而是来自改革30多年的成功，以事实证明它具有管理一个国家的能力。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算是很好的，就经济而言绝对是第一。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有任何怀疑，还邀请中共参与全球管理。这个合法性绝非来自继承了毛泽东的统治。这一点绝不要看错了”。

　　茅于轼对显然改革开放是极其推崇的，并且他把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与新中国前三十年做了彻底切割。在他看来，前三十年无比黑暗，改革开放则是光明灿烂的春天，中共的合法性不是建国前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不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改革开放。

　　很显然，茅于轼的这些赞扬改革开放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邓小平同志早就针对此类人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茅于轼所主张的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呢?来看看他的一些观点：

　　“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公有制不行,应该私有化。”“我国贫富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搞福利”、“认为穷人亦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见，不能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商品房就是为有钱人建的”、“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我觉得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 “总的说来外资银行进入内地是一个好事，它帮助我们钱尽其用，它不来的话，我们用得不好。”“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让穷人上当受骗”“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铁道部春运不涨价的做法，表面上看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实际上对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好处。”“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物价涨了有十来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难道说物价都要降下来，那生活能好得了吗?”“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中国改革的成功有我的一份功劳。”

　　针对中国领土及国防安全，茅于轼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茅于轼主张的这些改革就是。茅于轼主张的改革开放，就是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外资化、殖民地化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一直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式的改革开放。茅于轼式所赞赏的改革开放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中国国企应该全部私有化;中国应该全盘开放，外资应该自由进入一切领域;中国的粮食应该依赖国际市场;中国应该继续扩大贫富差距;中国不应该给人民群众搞福利;穷人不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穷人住的经适房廉租房应该没有厕所;房价高住房困难与开放商的暴利无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是好事;火车票应该涨价;5%的富人和资本家是社会中坚，其他的人民群众是危险分子;中国的贪污腐败不是大事;中国领土和人民应该送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使老百姓生活得更加自由富有;一些汉奸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改革开放是按照“我”的理论搞得，“我”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功臣……

　　茅于轼，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国内买办资本及贪官污吏们的利益的优秀代言人，如他自我定位，他代表那5%的利益，与95%的人民大众是对立的。茅于轼主张的改革开放，就是抛弃、虐待和剥削绝大多数人民，实现国外垄断资本、国内买办资本及腐败的汉奸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开放，是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肢解中国国家领土的改革开放。茅于轼主张的改革观点，跟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南辕北辙;茅于轼站在5%富人角度所赞扬的当前中国的那些社会现象以及提出相关政策，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看恰恰是改革中的阴暗面。

　　三十年来，经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大众和党员干部的艰苦奋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然而，当前中国由于一些错误政策也导致了一些阴暗面，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外资泛滥、腐败问题突出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是西方垄断收买控制的我国某些官员所制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导致的。比如武断的、仓促的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四千万工人下岗及巨额国资流失问题，同时也滋生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腐败行为。

　　茅于轼的意图，就是通过赞美改革开放的方式，力挺那些奉行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汉奸官员，曲解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将改革开放诱入殖民地资本主义道路的歧途。美国的统治阶级也经常利用其媒体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鼓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其实质和茅于轼的意图是完全一样的：使中国当前的一些阴暗面继续滋长，使中国继续推行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错误政策，使美国资本更好地控制中国经济，鼓动和诱使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面进一步发展壮大并最终肢解中国。

　　假如中国民众误认为茅于轼所解释的改革开放，就是当今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那么在中国人民看来，今日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彻底背离邓小平、陈云等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走依附性的殖民地资本主义道路，使95%的人民大众遭受剥削压迫，使5%的国际垄断资本、买办资本和汉奸官员们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保障。茅于轼完全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改革的旗帜反改革，通过赞美改革开放的方式，干扰改革开放、破坏改革开放、抹黑改革开放。

　　实际上，茅于轼对现政权的影响是十分深入的。美国情报机构资助的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给了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巨额的金钱，茅于轼又以此为资本，收买和控制了不少中国政府的关键智囊和研究单位(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等)，从而使茅于轼的观点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因此，体制内的某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汉奸贪官，是茅于轼及其天则的权力保护伞。

　　茅于轼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功臣自居的，他多次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有我的一份功劳”，而南方报系及新浪、腾讯、网易、搜狐、凤凰等门户网站之类大众传媒也极力将茅于轼作为权威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功臣进行美化，想尽一切招数传播其各种观点。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假如茅于轼的反毛卖国的汉奸言论不但没有遭受中国政府的严惩，其言论反而常年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推崇，茅于轼自己也作为著名的权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的伟大功臣和代表性人物享受某些政府单位的推崇和礼遇，中国某些高层智囊单位的官员和研究员(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继续接受茅于轼的资助和控制，中国人民将会认定，原来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走茅于轼宣扬的那些新自由主义式的压榨人民的卖国路线，中国人民必将与现政权离心离德。因此，茅于轼一方面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时代，另一方面又拼命赞美改革开放，并将祸国殃民出卖国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解读为改革开放，其重要意图就是绑架现政权，离间现政权与95%的人民大众的关系，再伺机火中取栗，推翻现政权。

　　因此，茅于轼妖魔化毛泽东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和其曲解改革开放、宣扬新自由主义、宣传汉奸文化的观点，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一定程度上说，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其实，茅于轼那些妖魔化毛泽东及前三十年的观点，以及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理论，基本上全部都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如中央情报局精心编造杜撰出来，并极力向中国输送的。例如，茅于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上是对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等人理论的照搬照抄。中情局，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显学并泛滥至全世界的最大动力。茅于轼所宣扬的那些妖魔化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素材，基本全部来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及张戎《不为人知的毛泽东》等著作以及一些网络文章，这些书籍及文章的撰写、修改及出版出台，都是由中情局心理战专家一手操办的。

　　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建国以来主要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历史时期。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所开创和奠定的。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是邓小平、陈云等所开创和奠定的。在当前中国，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建设路线才是正确的，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人认为邓小平、陈云等人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未来中国，应该将毛泽东的道路和邓小平、陈云的道路的优点都继承下来，摈弃各自的不足之处和时代局限性，走一条前无古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茅于轼既不是前一类人，也不是后一类人。茅于轼一直以改革派自居，他表面上赞扬改革开放，否定前三十年，但他赞扬的改革开放，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式的改革开放，是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那些阴暗面，是试图将中国引入殖民地资本主义道路充当西方附庸的改革开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茅于轼即反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反对邓小平、陈云等人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茅于轼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在前三十年的合法性，也否定中共及社会主义制度在后三十年里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茅于轼即否定历史上的共产党，也否定当前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茅于轼即要推翻毛泽东的共产党，也要推翻邓小平、陈云们的共产党，茅于轼只拥护那些新自由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式的汉奸官员的合法性，他迫切希望这些叶利钦式的人物能够像当年瓦解苏共那样尽快瓦解中共。茅于轼表面上用称赞后三十年的方式来迷惑当局，其实主要是在称赞那些迷信新自由主义的汉奸官员，称赞那些后三十年里的阴暗面，打着改革的旗帜反改革，干扰改革大方向，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妄图使中国误入歧途。

　　今日中国，有的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对邓小平、陈云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有的人打着邓小平、陈云的社会主义改革旗帜反对毛泽东。这两种思潮虽然都是错误的，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茅于轼这第三类人，才是最危险的敌人，是敌我矛盾。而在当前中国，和茅于轼一样，妖魔化毛时代、打着改革的旗帜反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者和官员，非常多，有很多人已经渗透和潜伏在体制内，他们拥有不可低估的强大能量，足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

　　我们搞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当然，革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命，革的仍然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命。我们的改革是在新历史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而茅于轼这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他们不仅全面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全面反对社会主义改革，这类人是当前中国危害最大的反共、反党、反革命、反改革势力。

　　谈到反改革势力，许多人只注意到僵化保守的马列原教旨主义，事实上茅于轼这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是危害最大的反改革势力。前一种反改革势力，是人民内部矛盾;茅于轼这类反改革势力，则是敌我矛盾。假如将人民内部矛盾夸张化扩大化为敌我矛盾进行打击，却包庇纵容放纵茅于轼这类反改革势力，岂非咄咄怪事?

　　当前，许多人认识到的茅于轼的危害性，主要是其宣扬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但是对其赞美、曲解、抹黑、干扰改革开放，打着改革的旗帜反改革的阴谋活动认识不清，对茅于轼所宣扬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言论和活动缺乏警惕。互联网管理部门，只是对其散播历史虚无主义、妖魔化毛泽东的文章进行了删除，但是对那些传播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干扰和抹黑改革开放的言论，却大肆放行，这其实是在做茅于轼的帮凶。其实，后者才是茅于轼种种活动的真正意图和关键重心，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仅仅在媒体及网络上封杀茅于轼妖魔化毛泽东的言论，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意义不大，因为本来相信茅于轼那套离奇说法的，就是少数人。

　　因此，删除茅于轼散播新自由主义、曲解-干扰-抹黑改革开放的言论，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在相关部门立案调查之前，茅于轼有他个人的人身自由，但是，中国的报纸、刊物、电视、网络、论坛、课堂、讲堂，不能继续充当茅于轼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平台和工具。此外，只有对茅于轼及天则所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取缔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以天则所为线索，清查天则所与国外情报机构和各色基金会的关系，清查那些受天则所资助和影响的改革智囊机构的人员(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官员，才能最终斩断其权力保护伞，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因此，无论从各个角度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头等要务，应该是解决茅于轼这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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