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战略升级

　　新浪网：

　　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尽管去年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十连增”，但是国家领导人对粮食安全问题似乎比以前更加重视了?

　　胡鞍钢：

　　粮食安全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我国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农业资源有限、经济快速发展、城镇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国里，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第一位的大问题。

　　去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3.6亿人，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为19%，但是中国可耕地仅占世界9%，水资源占世界6.5%，而水田和水浇地合计9.16亿亩，还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在这种基本自然国情和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怎么确保13.6亿全体人口粮食总需求，特别是7.3亿城镇常住人口对商品粮消费需求的粮食安全，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新浪网：

　　我们看到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提法升级了?

　　胡鞍钢：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全局性与战略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与战略要求。

　　这个提法是渐进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去年两次中央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突出的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中央工作会议明确了六大主要任务，其中，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第一大任务，并且首次界定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二十字”方针，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因此在这个会议上，就具体的粮食战略涵义和内容做了详细的界定和介绍。

　　以往不是没有粮食安全这个概念，但没有更加明确的内涵，特别是没有在重要的中央级别会议上正式提出。

　　深化改革为粮食安全迎来新机遇

　　新浪网：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疾风劲吹，这对粮食安全来说有什么机遇吗?

　　胡鞍钢：

　　首先还是全面开放的红利，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会对中国的农业企业，包括粮食商贸企业创造一定的条件，从原来主要在中国国内配置资源，将来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可以在全球进一步的配置资源。

　　第二，是改革的红利，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也进一步提出了加速加快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包括家庭农场等各个方式，那么，同时从改革的视角来看，我们也积极的发展混合所有制，希望将来中国能够形成自己的跨国农业公司，跨国粮食商贸公司。

　　最后，是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的红利，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革命，或者说现代农业技术革命。包括如何科学的化肥施用，如何节水灌溉，如何防治病虫害，如何发展设施农业，如何防灾减灾，如何不断推动种子革命，使得中国的粮食单产能够进一步的提高。从历史上看，养活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中国农业，粮食增产的历史轨迹是从“两条腿走路”变成了“一条腿走路”，1957年之前的几百年，我们一方面是要提高粮食单产，另一方面要靠扩大耕地规模，靠“两条腿”支撑并养活了大约从1亿到6亿多的人口规模。但是1957年达到了历史上耕地面积最高峰，而后持续下降57年，中国的粮食总量生产就不得不靠土地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而支撑并养活的人口规模则从6亿多人达到今天的13.6亿人，今后还会达到14亿人。

　　由此可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的三大红利相互作用、共同释放才能够从根本上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新浪网：

　　现在把粮食安全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有哪些背景因素?

　　胡鞍钢：

　　确保粮食安全的核心目标和重大背景就是要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我们的保守估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美元现价计算，中国GDP总量由2013年的9.18万亿美元达到接近20万亿美元，人均GDP由6750美元达到1.6万美元;从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13年的35.0%下降至2020年的30-3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7.7%下降至33-35%;从城市化率的角度来看，到2020年达到60%，约有8.46亿人口，相当于美国城市人口总量的2.9倍。

　　从这些指标来看，是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核心目标的。但是从粮食需求来看，还有一些约束条件。因为随着总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规模扩大、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至少在7%)、恩格尔系数下降、人均肉禽蛋等农产品消费量持续提高，到那时粮食总需求可能在6.4-6.7亿吨。这本身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目标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这本身又面临更大的资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的约束条件。

　　三大约束条件制约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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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有哪些约束条件?

　　胡鞍钢：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还没有根本改变“靠天吃饭”的问题。

　　第一，是耕地资源的约束。如果城镇化在2020年达到60%，2030年达到70%的话，耕地的红线守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基础设施现代化加速过程，这些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确保18亿亩的耕地红线提出挑战。一方面要保住9.16亿亩的水田、水浇地田，这是我们的保命田;另一方面还要改造那些“望天”的中低产田。

　　第二，是水资源的制约。中国本身就是先天不足，水资源仅占世界比重的6.5%，但用水资源已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过高的用水比例是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从世界角度来看，农业用水占了全部用水的70%，其中发达国家比例要低得多，而发展中国家要高于70%，我们过去曾经达到90%，而后随着我们的发展过程，这个比例不断下降。从全国用水总量来看，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峰，还在缓慢上升。如果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农业用水量尽早达到高峰并不断下降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增加更多的生态用水量。所以需要增加对节水农业的投入，用物质资本来换我们的水资本。

　　第三，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气候变化。随着全球变暖，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反映在因自然灾害成灾面积不断扩大而引发的粮食损失。实际上自然灾害对粮食直接造成的因灾损失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由此，气候变化这种不确定性因素还会进一步引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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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有著名的“布朗预言”，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出“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他预言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需求总量要达到6.51亿吨，中国因耕地面积下降、水资源不足等等，粮食产量会持续的减少到2030年的2.67亿吨，粮食供求缺口高达3.84亿吨，中国将出现严重的粮荒，对世界粮食市场构成严重的影响。现在对这个语言有担忧吗?

　　胡鞍钢：

　　对此，当年我曾在新加坡《海峡时报》(英文版)称，他对未来中国粮食增长趋势的推测缺乏科学依据。事实是最好的审判官。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我们的粮食产量总量已经突破了6亿吨，并且比2012年增长了1200多万吨，连续十年中国粮食增产。1949年以后，粮食产量能够持续长达10年增产，这是第一次。

　　如果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做对比的话，美国的最长时间是连续6年，澳大利亚是连续5年。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的农产品，不止是谷物肉类，包括蔬菜水果，有大幅度的提高。

　　从水果和蔬菜来看，这个贡献是非常之大的，我们不仅是自己消费，还可以出口，现在已经占了世界的一半;肉类占到世界的27%;粮食谷物也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

　　从粮食生产量来和世界粮食生产量来对比，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的自然灾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中国仍然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2001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是366公斤，2012年已经达到了436.5公斤，去年首次突破了440公斤。这一点来看，中国发展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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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国的粮食需求到底有多大?

　　胡鞍钢：

　　现在各方面预测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在6亿吨到6.7亿吨，预测的结果非常有意义。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要实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4亿吨，而去年我们已经到了6亿吨，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三五”规划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底线，到2020年至少要达到6亿吨，我们希望实际生产量能够达到6.4亿吨，还要争取6.7亿吨上限。

　　这取决于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包括农业改革等。

　　粮食安全要向食物安全、食品安全拓展

　　新浪网：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跟全球的联系日益紧密，那么粮食安全呢?

　　胡鞍钢：

　　中国粮食在全球粮食的贡献率大体占了1/4左右，中国粮食安全了，就会产生正外部性、正外溢性，就会对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反之，如果中国粮食不安全，哪怕很小的不安全，由于我们的体量太大，也会导致我们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负外部性、负外溢性。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今天解决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确保粮食安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自己的问题本身就演化为全球的问题。中国如果不能够实现高度的自给率，可能对世界粮食市场及价格波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从农产品出口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处在世界第六位，从粮食进口的角度来看，我们只在2004年进口量曾经达到世界粮食进口总量的4%，而后都处在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确保了自己的粮食安全，也相应的确保了全球的粮食安全，否则，世界的粮价要比现在的水平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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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现阶段的粮食安全有什么建议?

　　胡鞍钢：

　　首先，我们需要新的粮食安全观。从单一的安全向全产业链的安全方向转变，特别是现在我们在各个环节中的因自然灾害的损失、因餐桌上的损失、因土地的损失可以说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进一步提高;

　　第二，从消极的安全向积极安全的方向转变，从政府控制的安全向市场中求取安全拓展，从国内的安全向全球的安全拓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去年已经成为世界第 一大货物进出口贸易国，也许，明年或者今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有能力也有条件在全球配置资源，利用好两个资源;

　　第三，从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食品安全拓展，也可以称之为“大粮食安全”。这可能有很大难度，通过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布局来谋划粮食安全布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包括怎么确保食物安全作为一个核心的目标，那么由此就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四个主要的矛盾，供需求矛盾、国内与国际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安全与效益的关系。

　　应设“粮食储备”红线

　　新浪网：

　　有没有什么具体一点的量化的标准?

　　胡鞍钢：

　　做到“三个自给率”和“三个红线”，基本上可以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所谓三个自给率：一是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二是谷物自给率争取能够达到97%;三是粮食的自给率可以维持在90%，这样的自给率能够保证粮食基本安全。当然，谷物自给率还要考虑到饲料粮不一定达到这么高，客观上来说也做不到。

　　此外保证三个重要的红线：一是18亿亩耕地红线;二是水资源红线;以上都是国家明确规定的耕地和水资源红线。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有第三个更近一步的红线，三是“粮食储备红线”，确保粮食储备率维持在年产量的1/5左右的规模，当然这个红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浪网：

　　前两个红线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是否能详细讲一下“粮食储备红线”?

　　胡鞍钢：

　　我们提出粮食储备红线，是受到什么启发呢?如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了能源储备红线，中国是比较晚才建立了国家能源储备制度。

　　粮食储备既要解决自然灾害的问题，也要解决局部地区，不是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区域间的供求基本平衡，还能作为抑制或调整粮价一个很大的蓄水池。

　　不光是口粮的问题，还有饲料粮的问题，有些地方口粮充足但是饲料粮断了，不能运输过去，价格马上会上升，粮食储备是公共产品，既要保证口粮的安全还要保证经济安全，能够保证防止通货膨胀。如果粮食储备比例是粮食年产量的20%，这个绝对量还是比较大的，国家对粮食储备既要有支出，还不能成为负担，还要保证效率比较高，需要找到一种平衡，这具体的数据还可以再进一步区分。

　　这个储备是一个体系，是宽口径，有国库、有地方、还有其他相关如农民手中存粮，主要还是以国库为主体、社会参与、分散风险等。

　　粮食很难脱离金融属性

　　新浪网：

　　金融往往会使粮食的价格完全背离市场的供需，但目前被富裕金融属性的粮食种类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与粮食安全之间有没有什么逻辑关系，有没有什么影响?

　　胡鞍钢：

　　金融属性和粮食挂钩，从能源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垄断了这些资源后，就开始炒金融衍生产品，从世界角度来看粮食还没有到这个份上，所以我们现在提出 来一定要在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下，发展中国自己的农业或者粮食商贸公司，要把这些实体经济做大了，然后再在金融上开一些口子试一试，如在国内期货市场，但是我是不大主张拿粮食到那些外部市场去“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说的粮食碗端在自己手里，但是粮食很难不具有金融属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商品。这需要专题研究，需要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