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克兰、格鲁吉亚爆发“颜色革命”以来，以“街头运动”推翻合法政权的政治动乱先后在多国发生。近一两年发生在西亚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本质上也是种“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无一例外地将有关国家拖入内斗不已、民不聊生的深渊，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的高度警惕。但是，我国依然有相当部分学者、官员不相信“颜色革命”能够在大国发生，缺少必要警惕。那么，我国真的不存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吗?认真考察“颜色革命”发生的各种影响因素，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回顾清末民初，当中国人愤于封建统治之腐败而睁眼看世界时，“自由、平等、博爱”有极大的吸引力，被认为是救世良方。但后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列强侵略中国，另一方面欧洲爆发了争夺殖民地、死伤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中国不少有眼光的知识分子开始清醒，原来西方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他们开始思考：中国若走西方的路走得通吗?袁世凯的“国会”能带来民主吗?民主理念怎样才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呢?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愈演愈烈，但竞争的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化，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把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方面。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是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而这种软实力恰恰是西方文化侵入为特点，以文化包装的意识形态侵略正无所不在的渗透我国的社会的肌体，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制度上，他们培养了一批“精英”，律师，作为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企图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阴谋。热衷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贫富悬殊的批判和炒作，诱导部分民众“仇官、仇富、仇国企”的危险情绪，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凡此种种，有充分依据认为，我国已形成敌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而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却长时间估计不足，应对乏力。

我国一直被西方污为“专制政权”也面临国内某些公知污蔑化的诋毁，已经在互联网平台大肆传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作为大国，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较强，但是言论自由空前的开放，各种政治性社团明里暗里与外部势力相互勾结，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周世锋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就是鲜活的例子，这给国人敲响了警钟，应该引起一些思考。“颜色革命”被乔装打扮“民主、自由”的华丽外套，但绝不是真正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运动，而是特指一种带有西方战略背景的政权颠覆活动。“颜色革命”的对象选择，取决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需要，不管你叫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皆有可能“中枪”，因其选择标准只有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听命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附庸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中国搞什么“主义”，都免不了成为“颜色革命”的对象，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壮大，为抵御“颜色革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物质条件;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在市场化改革中，我国经济上公私经济易位，贫富差距扩大，引起劳资矛盾乃至社会诸多矛盾凸显;思想上一向“钱”看，理想信念滑坡，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泛滥;政治上一些官场腐败问题蠹国殃民，等等，这就为某些敌对势力在中国内地“试水”“颜色革命”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因此，现实紧要的是，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需要相关部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警惕“颜色革命”对我国的渗透和传染。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始终没有放弃颠覆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图谋。对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防范、应对、抵制“颜色革命”，坚决、果断、果敢地捍卫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不受侵蚀、不受损害。为此，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捍卫主阵地。要坚定正确信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戮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道路，是防止“颜色革命”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