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湖北两省要求全面使用中医中药

王宏甲

　　非典时期的北京抗疫救危，值得今日各地学习

　　2月1日，全国确诊人数破万，已远超非典时期全球确诊总数。2月2日，湖北一省患者死亡人数就超过了非典时期我国大陆地区患者死亡的总数。形势还是严峻的。特别是湖北。

　　一场波及范围很广的抗击救危战役，运筹帷幄皆在指挥机关。十七年前，北京市有一个非常时期“北京防治非典圆桌会议”，特别值得湖北省和武汉市学习。

　　今天看，北京市当年的防治非典圆桌会议采取的攻防策略和实施效果，都很符合——今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所强调的——“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

　　今天，我改变介绍方式，在这里把当年写在《非典启示录》中的北京“圆桌会议”选载如下——

　　这个圆桌会议参加的人员有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军队、武警等各方面的领导。圆桌会议地址在北京市政府的一座小楼里，这个联席会议是整个北京保卫战的头脑，是真正的指挥中枢。在这里，专家的头脑被用得非常充分。会议的特点如下：

　　一是通常在夜里召开，各路指挥员在前线奔忙了一整天赶到这里，围着环绕的三圈“大圆桌”商议诸种大事。

　　二是任何议题都简洁明了，讨论、处理快速高效。

　　三是会后相关指挥员不是回家而是又奔前线去落实。

　　四是专家的意见在会议上得到极其充分的重视，方方面面的领导者在这里畅所欲言，发言都十分简洁，高度负责，知识被科学地运用到最佳的程度。

　　会议总是按通知的时间准时召开，时间一到，就像要发射导弹，或者像守时的电影院电影开播那样，主持会议的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一声“会议开始”，灯光瞬时变暗，两面墙上的两个大屏幕亮了，梁万年的声音出现。

　　梁万年就是非典袭击北京后，被火线任命的前线主将之一。他总是第一位汇报急速发展中的情况。他汇报的内容并非来自他个人的头脑。他受命后，也是“火线征兵”， 会聚了国家CDC、多所医学院、军队医院、回国参战留学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群专家，俨然是个“专家集团”。他们的会战场所就设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他们的工作，随着抗击非典的进展，不断给出深入分析、研究和专家建议的报告。

　　比如《SARS潜伏期、就诊及时情况及初诊入院情况分析》《关于对北京市密切接触者管理情况的调查》《首都儿科研究所发热门诊现场调查报告》等等。每日数篇。许多发生在当天的事情，晚上出现在这个圆桌会议两面墙的大屏幕上，已经是电脑制作好的图文并茂的演示画面。

　　此时大家都专注地看着屏幕，一帧帧图像来自梁万年的笔记本电脑，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会场里温和地响着，不管领导们是否着急，梁万年的声音总是不紧不慢。

　　他讲完了，接着是另一个主将韩德民报告关于医疗救治的情况，也是电脑制作的图像……他俩都讲完了，灯就亮了，一面墙上的屏幕随即升上去，消失了。

　　我坐在第三圈也就是最后一圈看着这一切，感觉这确实是有相当现代气息，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会议。

　　当年我被获准列席这个会议，任务是采访。为保障我的采访需要和安全，还给我安排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我几乎每天都按时参加这个会议。亲眼目睹在这个会议上，不论是医疗问题，重症特别转运问题，医生护士轮休安排，派医护人员增援某定点医院，流调状况，隔离问题，封院或者封某个小区，防护服、呼吸机、药品器械等物质供应……每天都会在会议现场得到及时解决，并且会战的各方面都彼此知道战役进展情况。我看到，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但是，北京遭到非典突然袭击时，最初也曾经猝不及防。

　　请看以下写在《非典启示录》中的记述，选自《北京保卫战·告急、告急、告急》——

　　防护服告急!

　　呼吸机告急!

　　口罩告急，救护车也告急!

　　物资保障组担当着给前线运送弹药的使命，前线缺弹药就会崩溃下来。物资保障组组长是北京市一位年轻的副市长陆昊，联合工作小组是在19日晚决定将此重任交给这位年轻人。当时，他也顿感突然，顿觉压力巨大。

　　当夜召集市经委、商委、财政、卫生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开会，成立办公室开始工作。连夜摸情况，19日夜，实在还是“月朦胧、鸟朦胧”，医疗部门到底要多少东西还说不清楚。

　　20日情况骤变。办公室的电话立刻不够用，紧急新增电话，一直增到23部电话、15部传真机。

　　这时，不但呼吸机告急、防护服告急，还有监护仪告急、输液泵告急、注射泵告急、血氧饱和度仪告急、除颤器告急……!

　　“这些设备，我们听都没听说过，上哪儿找去?”

　　要得最急的是呼吸机，满世界找!

　　到23日，在全国只找到35台，都在商人手里。

　　20日汇总来的数字说：每天要1万套防护服。

　　这个数字到23日蹦到50万套。

　　再过一天就蹦到100万套!

　　天呐!上哪儿找这么多?

　　来自多家生产单位的防护服、口罩弄来了，经检测，大部分都达不到防护要求。这才知道，从前医生做手术消毒那么严格，是防止自己身上带菌感染患者，现在要防的不是病菌，是SARS病毒，是要防止患者感染医生。

　　前线的医护人员不断被感染倒下，没有办法，才把防护服穿到三件，有的穿了五件，在医学史上谁见过这场面?

　　十年以后，我相信人们会不相信，哪有穿五件的呢?

　　从广东发生非典开始，到十年后，我听到一直有著名专家说，非典的传染性其实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非典疾病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我相信，如果一开始就做好防控，不至于传播泛滥开来，当然是不会有2003年那么可怕的。但是如果说2003年发生在北京、香港、越南、新加坡的SARS疾病本身不严重，我以为那是会伤害诸多受害者和为之奋斗者的心灵的。我从未听过那些曾经身患SARS而死去活来的专家说过SARS疫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比如广东的邓子德、北京的刘清泉等从未这么说过。2003年的艰难与苦难，是不能忘记的。

　　2003年的团结奋斗，英勇搏斗，以及发动群众，非凡的行政指挥能力，协调能力，等等，都是不能忘记的。

　　再回到防护服，怎样才算合格呢?

　　国家没有现成的标准，怎么办?

　　“东西原本不够，而且不行，怎么办?”

　　这样的时刻就会比任何时刻都更感觉到，任何公众的事业都是要有人承担压力的，所以才需要“责任感”这种东西。有一瞬，年轻的组长感觉自己担不起这责任。

　　“可是也没有办法再把难题还给上级了。”那天，我听到陆昊这样说。他还说，如果说担责任，不是承担组织上的责任，而是要担良心上的责任。做不好，一生都会不得安宁。

　　用良心该怎么做?如果给防护服定个标准，大多数厂家的防护服就不合格，要满足一线防护服的需求就更难上加难了。

　　不定标准，采购来也总算是有东西……可是，如果不立标准，大量实际上防不住SARS的防护服进入一线，简直要命!

　　不行，必须在保障组首先铸一道防线!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冯国安、方来英两位领导奉命主持，会同三个局十多位专家，在22日，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制定了《北京市防护服和口罩地方使用标准和技术标准》，23日即按此标准执行。这个标准，经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后于4月29日即作为国家医用防护服标准(GB19082—2003)颁发全国执行使用。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政府给了我们1个亿的周转资金。”

　　要干的是政府采购，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他们开始了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在危难中做生意。”

　　“全球采购!”

　　上网发布消息，寻找有关物资的全球制造商。

　　这一招果然让我们深刻记住，信息时代的网络是非常重要的武器。他们因此有了可供挑选的物资，而且在谈判中可以讲价钱，不至于因为“急需”就顾不上价格。

　　办公室电脑增加到了28台、复印机2台、打印机10台，征调62名专职人员24小时轮班工作。当中国是深夜，大海那边是白天，24小时铃声不断，一天电话竟多到2800个，传真机总是热的。

　　不仅仅是保障医院。市民开始踊跃买口罩、买消毒液、买“姜八味中药”……4月22日下午4时许，最担心的市场抢购在丰台“顺天府”民营小店出现，

　　稍后，在海淀“超市发”、朝阳“京客隆”出现。

　　23日一早，抢购风潮在全市各有关商场大规模出现。

　　……

　　怎么办?怎么保卫北京，还有谁来保卫北京!

　　危难时期，北京有数百万人结成的抗疫救危狙击队伍和首都保障线!其时，民工返乡正成为SARS扩散到整个中国的最大危险。严峻的形式已远不止是“北京保卫战”。北京，如何防止首都的疫情扩散到全国各地，这是北京一定要承担的政治任务和牺牲……

　　后来的战局，大家看到了，当年SARS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按专家说——不比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弱，但没有今天在全国传播得这么广。感染者和死亡人数也没有今天多。北京人当年的努力是有相当作用的。

　　这些都值得湖北省和武汉市，以及各地的领导者们参考借鉴。如果以为17年前的工作不大值得今天学习，那就错了。

　　现在接着说目前的情况。

　　再说中医中药的特有疗效

　　有关中医中药治疗非典的特殊疗效，我曾写在《非典启示录》中。今年1月24日上午，我就在公众号发出《莫错失中医中药的特有疗效》，现在这是第四次再说中医中药的特殊疗效，先说几个各地的好消息。

　　武汉的好消息

　　《湖北日报》报道，2月3日上午，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接管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楼感染一区8名确诊患者出院。8人中最大年龄68岁，最小年龄26岁;其中重症6例，轻症2例。

　　

　　出院患者和医疗队队员合影

　　正月初一，第一支国家中医药医疗队从北京驰援武汉。大年初三，由北京和广州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二支国家中医药医疗队再赴武汉。第一支中医药医疗队接管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南楼感染一区，第二支中医药医疗队接管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三个病区。由于中医直接进驻定点医院，主导救治，将会继续呈现明显效果。

　　广州的好消息

　　1月31日，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拟将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肺炎1号方”制剂注册纳入应急审批。原因是：广州八院用肺炎1号方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的轻症患者50例，经1周临床观察，全部体温恢复正常，50%患者咳嗽症状消失，52.4%咽痛症状消失，69.6%乏力症状消失，总体症状明显好转，无一例转重症。

　　

　　广州八院是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设有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内科、神经内科、腹部外科、骨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中医理疗科等等。肺炎一号方是广州八院中医科研制。

　　河南的好消息

　　早在1月27日，河南省紧急召开一个全省的视频会，宣布一个决定：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全病程使用中医中药。

　　河南省卫健委要求，各相关机构要全面落实中西医协同诊疗机制，没有中医医师参与治疗的定点医院要立即安排中医参与治疗，确保每个定点医院至少有一名中医医师参与诊疗，提供中医治疗意见，确保所有确诊病例尽早、及时、全病程使用中医中药，确保中西医协同机制落实，有效发挥中医中药的治疗作用;要建立规范的中医诊疗流程，做好中医诊疗记录整理和总结。

　　

　　河南这个决定，一定是河南人民的福音。

　　这里强调的是：要用上中医中药治疗，不是说不需要西医。西医对症支持治疗，肯定是有益有效的。中西医结合必相得益彰。

　　河南说的是对确诊病例全病程使用中医中药。这已经是非常有魄力的睿智之举!如果医疗机构参鉴北京东方医院的经验，前移到疑似病人，甚至发烧病人，则会使一些实际上感染了病毒的发烧病人不发展到疑似，使相当一部分疑似不发展到确诊。那就会使全省的确诊病例大幅度减少。这种防治原则并非无稽之谈，它就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治未病”思想在今天的运用。

　　如果全国都向河南学习，则救治战局一定迅速全面改观。

　　湖北的好消息

　　2月1日晚，湖北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表示，目前在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加大中医药诊治的力度，多位院士已参加到此项工作中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2月2日，武汉立刻响应。

　　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向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紧急发出推荐使用中药协定方的通知。要求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要成立中医药防治专班，要成立中医药治疗专家组。特别是——

　　要在2020年2月3日24时前，确保所有患者服用中药(中药煎剂或颗粒剂)，并于每日17时将前一日用药量和患者服药后病情变化情况上报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

　　

　　

　　武汉推荐使用中药协定方通知

　　文件后面附有“推荐使用中药协定方”。

　　

　　

　　这同样是武汉患者的福音，武汉人民的福音。

　　非典死亡率告诉我们什么？

　　现在国内外医学界都说，非典的死亡率10%。这是从非典时期世卫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得出的平均值。给人的印象是，非典死亡率10%，这是个定论。其实，这是主要采用西医疗法显示的死亡率。采用中药治疗的情况则大不同。

　　我在此前三篇文章中已写过如下情况：(见下面“往期回顾”)

　　关于非典病例，中国大陆5327例，死亡349，死亡率6.6%;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死亡率17.1%;中国台湾655例，死亡180，死亡率27.1%;加拿大251例，死亡41，死亡率16.3;新加坡238例，死亡33，死亡率13.9%……所以，全球平均死亡率为10%，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死亡率只有6.6%，才平均到10%。中国大陆非典死亡率低，是因为运用了中药治疗。否则，除中国大陆之外，用西医疗法的死亡率是18.6%。

　　但是，中国大陆，大多数医院也是采用西医疗法。只在后期，约一半或半数以上患者采用了中医中药治疗。那些入院全程用中医中药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则更低。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接收的71例非典患者，死亡1人，死亡率1.4%。治愈率就是98.6%。

　　北京小汤山医院收治680人，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死亡8人，死亡率1.18%。治愈率是98.8%。

　　还有更高的治愈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73例，零死亡，治愈率100%。

　　北京东方医院共收治了1100多例发烧病人，一入院就给病人每天喝中药，最后从1100多个发烧病人中只筛到22个确诊和疑似患者，没有一例发展到重症，没有一例死亡。治愈率100%。

　　现在，北京东方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中医主力人员，都在上述驰援武汉的中医药医疗队里。他们和其他来自全国东南西北的中医，都必将在武汉前线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还可以再听听岭南中医泰斗邓铁涛的一段话(可参见以下视频)。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接收的71例确诊患者，就是在他的主持下治愈率达到98.6%。他这样说：

　　我们的治疗不是杀灭病邪，而是驱赶，赶走它，这就是我们治这些病的重点。我们掌握了几千年来各种各样的病邪到了人体里面发(病)的规律。所以，我不管它SARS如何变，不怕。我主要目标不在(病毒)那，主要目标是在人体上面。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钟南山的呼吸病研究所，收治了病人88例，死亡10例。前头中医没有上去，后来中医上马了，(其中)中医介入71例，死亡只有一例，这就说明了中医的疗效。

　　

　　中医泰斗邓铁涛谈治“非典”

　　有一点应该说明一下，当时转到钟南山重症监护室的多是重症患者。邓老领导的中医科收治的71例，各种轻重程度的非典患者都有，治愈率如此之高，无疑可证中医突出的疗效。

　　弘扬祖国医学，每个华人的责任和财富

　　大灾难里必有大智慧。

　　大灾大役也是对一个国家的大考验。

　　中医中药抗疫救治患者的作用，是历经中国人几千年来同疫病斗争之考验的。祖国医学，“药食同源”，荫护着中国人生息繁衍走到今天，它的伟大作用远远不止是防治传染病。

　　中医中药在现代曾经受到西医的冲击，但在新中国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得到辉煌的发展，只是近几十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医被日益边缘化，甚至到岌岌可危的地位。但在抗击非典中，中医中药奋力突起，发挥了特有的救治疗效。

　　老中医邓铁涛还这样说：“SARS是中医药命运的转折。”

　　弘扬祖国医学，是弘扬中国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哲学，生命科学，不仅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所特有的，也是极其博大的。如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不止是写个医生的，了解祖国医学护卫生命，保卫健康的原则，敬畏它，学习它，就是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