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英雄有什么时代特点

徐  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明代杨慎这首著名的《临江仙》，前些年还曾伴以谱曲在亿万电视观众耳边回荡。过去几千年来，我们古老的神州历经灾祸，却是多难兴邦，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地挺起脊梁，并有了今天在世界上的再次崛起，当然是整个民族百折不挠勤恳实干的结果。但不得不说，历史上各个时期那些舍生取义、以身许国的贤臣良将、豪杰义士以及今朝的奋斗先锋们，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这一直是时代的要求。回想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前一天北京举行的最重要仪式，就是在天安门对面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那些为民族解放、祖国崛起而永垂不朽的英雄们，从共和国建立起就成为全国人民崇敬的楷模。

不同的时代又会出现不同的英雄典范，在战争年代突出表现为舍生忘死地冲锋在前，和平时代又体现为勤奋劳动或像雷锋那样以平凡而又伟大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近段时间的疫情防控，又相当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解放军和公安干警、社区干部和其他相关人员，又续写出了新的群英谱。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追求进取的国家，都有崇尚英雄的情结，并将其作为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血脉。中华文化所推崇的英雄，自古以来是注重忠义和有家国情怀者，强调为民族大义和保国抗敌不惜献身。虽说华夏过去的英雄观存在忽视个体、强调集中意志的偏向，其主流还是有着积极作用的文化精华。由于长期以追求多娇江山为一统，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华天下虽有分合，毕竟是统一时间远远大于分裂期。这一传统传承到现代，再同世界先进思想相结合，又出现了可贵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作风。

想当年“两弹”事业刚起步时，在美冲破阻力返国的钱学森就预言，我国的发展速度肯定会超过美国，就是因为有制度优势。这种优势，恰恰是以英雄们带头奋斗来保证，如冒着受核辐射危险到第一线检查未爆原子弹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榜样。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抗疫斗争，开始也受到西方一些人嘲讽，但事实却证明靠着我们体制的统筹组织能力以及奋斗精神的优势，短期内就取得重大成效，这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政要肯定。

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英雄崇拜，如西方文化发源的古希腊就出现过神话英雄史诗。不过出于其特定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塑造的英雄重视个体生命，颂扬自身权益高于一切而很少讲国家民族观念。古希腊虽生发出早期民主和人权思想，却是长期城邦林立无法统一，最终短盛而长衰。现代大众文化中被认为充分体现着西方价值观的好莱坞大片，颂扬的也多是“超人”式英雄，讲究个人至上并为此奋斗，导致的社会观念常是尊强蔑弱。如今让中国人非常反感的那种美式自傲，往往也是由此而来。

笔者长期研究中外军事史，看到欧美军队有中华文化观难以接受的一种现象，即在战斗条令中规定若战局绝望为保命可以投降，赢得胜利是靠物质和科技优势而不提倡奋斗牺牲，前些年美军甚至提出追求自己打仗“零伤亡”。无情的现实却证明，纵然有高科技装备(包括医疗设备)，如果操纵者畏缩怯懦或者缺乏敬业精神，再强大的物质和科技优势有时都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二次大战后，美军参加局部战争时屡屡在装备很差的对手面前受挫，某种程度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中国革命军队的装备长期同对手相差极为悬殊，经常陷入九死一生的险境，若按西方战争规则早就没法打仗了。但正是靠“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那种“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英雄军民才能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最终转化为物质力量并由弱变强，才取得了日月换新天的辉煌胜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大发展时也出现了社会思想多元化，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观念，文化界也有功利化、低俗化趋势。有人甚至贬低或否定英雄，搞历史虚无主义。如果让这种舆论导向在社会上充斥，过去英烈的奋斗初心和现实的制度优势将被根本否定，而且对年轻一代危害尤甚。如今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务就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也是新时代进行英雄主义教育的方向。根据培养这种价值观的要求，就应大力歌颂英雄、弘扬正气，当前抗疫斗争的英模就是很好的现实教材。

宣传英模并倡导向他们学习，并不是提倡冒险蛮干，例如现在对医务人员注重人性化、专业化的关心，把奋斗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才是正确的态度。现在国家有一批面对灾难勇于前行的无畏者，恰恰又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风气，最终会展示出“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好图景。(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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