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我们对策的几点思考

综合以上五部分所述，有助于我们更加认清马克思主义在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重要的基本观点。我们将更加明确：面向21世纪的当今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平局面的存在与发展，完全凭借我们尽心竭力去争取。

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中国坚持得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极大。既然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这一问题对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1. 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突破并获得成功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其他社会革命的显著不同之点。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在相对的和平时期，国家要发展，社会要前进，经济建设则始终是国家各项建设的基础、大局和首要任务。而国防建设决不能过多地占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对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关注比较多，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理解得还不甚深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的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能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我们党的生命所在，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所在。在人类没有到达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和平，往往是力量均衡或制衡的态势。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最主要的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中除了民族凝聚力外，其主要内容和物质基础则是直接体现自然力、科技力等诸要素的经济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中、美、法诸国与德、意、日三国对比，人力具有4倍优势，钢铁具有3倍优势，石油的优势更大。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分说明强大的物质基础对于战争的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这就是战争中，正义一方因军事和经济实力过分悬殊往往失败于邪恶一方的根本原因所在。恩格斯明确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列宁也说过：“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2]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防建设才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国防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才可能逐步强大和得到改善。敌人才不敢轻易对我言武，也才可能为经济建设创造和维护一个相对和平态势的国际环境。因此，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我们既不能置若罔闻，只讲和平与发展，也决不能过分夸大威胁的严重性，反应过度，只讲战争，把国家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从而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不发生举国迎敌的局面，我们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有了雄厚的物质资料基础，在战争爆发之时，才可能坚决地打赢战争，从而进一步赢得新的和平局面。

2.抓紧组织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无疑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大局。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精心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相对和平的周边安全环境。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制定一个符合当今世界格局的国际战略。一个主权国家有了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那么，便较为容易地“分娩”出国际战略的各个正确的分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及国际地区战略、军事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战略等。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冷战格局结束后，世界格局有没有发生变化？对这一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同志认为，世界冷战格局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甚至如前所说，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笔者认为，这类学术观点很值得商榷。我们先来看看邓小平是如何论述的。从1984年5月到1992年春，邓小平先后12次公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西方七国对社会主义中国气势汹汹的制裁，邓小平在9月19日会见日本朋友伊东正义时说：一个新问题，我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过去我们总是讲列强，这是不是又是列强主宰的形式。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存在了好几年了。11月13日，他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又说，究竟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美苏实现了对话，改变了政治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又冒出了一个七国首脑会议，代替了美苏争夺。七国首脑会议是否超越了联合国的作用？这种新的政治格局，是正常的吗？我们应当分外注意，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新的政治格局”的判定。所谓的“新的政治格局”就是“新的世界格局”，而且，这还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和华约解体之前。十多年过去了，当回顾这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激烈动荡和深刻变化，我们不得不佩服邓小平当年的历史眼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笔者认为，十年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华约的解体，即明显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并竟敢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表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失衡。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有可能极不平静。

由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了美国在其全球战略重点的改变。毫无疑问，在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把欧洲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企图通过欧、日联盟，并积极寻找中国的战略合作，以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欧、日经济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美在亚洲的战略意义也愈加突出。从经济上讲，1995年，美国对亚洲的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其进出口总额的41.2%和31.4%。[3]另外，美国已把防止核、生、化武器的扩散列为其优先关注的重点，印巴核试验和朝鲜导弹试射也已引起美国高度关注。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出访印度等南亚三国，正是其调整战略重点的具体体现。随着俄罗斯的衰落，其重新崛起尚需较长时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特别是我国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作用，使美国在近年来，越来越在整体上把欧亚大陆视为全球战略的重点，甚至把中国视为今后最主要的潜在的敌人。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假若确能判定世界格局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若能判定美国在其全球的战略重点已经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就应统一组织多方面的专门力量，根据变化着的世界格局，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不断调整我国的国际战略。有了正确的国际战略，就能恰当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即使21世纪前二三十年及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极不平静，甚至在世界上极端重要的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不一定是世界大战），我国也完全可能躲过这些劫难，继续赢得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全球烽烟四起中的“世外桃源”。这就如同美国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局部冲突中，美国虽是参战国，但其本土上从来没有飞进和落下异国的一粒子弹和一颗炸弹。假若掉以轻心，则不排除我国有可能面对周边狼烟四起的较为严峻的局面。

3.事情的关键在于做好我们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工作。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前，邓小平就无比坚定地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4]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又说：“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5]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才能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中国内部乱了，随意立党结社，新闻出版放任自流，各种错误政治思潮招摇过市，非法示威游行接连不断，甚至如邓小平所说：“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内战的局面……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6]如果中国内部乱了，那么可以断言，我国的周边战乱则必起无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乃至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世人公认的巨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随着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一些地方出现了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下岗待业人员过多、农民负担过重、分配严重不足、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等社会现象；一些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任务还比较繁重，有的金融部门的呆坏账比例过大；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阵地不时发现各种政治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一些人中还产生了“信念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并会继续给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将面临着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面对机遇，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抓住不放，大胆改革，奋勇前进；面临挑战，我们也一定会大智大勇，胸有成竹，审慎缜密，趋利避害。“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中华民族这句朴素而又普通的谚语，有着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只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只要我们的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我们就能任凭国际风浪起，不仅我们国家不会面临举国迎敌的严峻局面，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周边安全形势的稳定。

4.必须充分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对于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不少名流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说：“对于胜利，盾可能与剑或矛一样重要”。[7]华盛顿在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做好战争性准备是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手段”。[8]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对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十分重视。1965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作战计划和改变帽徽、领章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1977年，邓小平说：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9] 1993年初，江泽民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战略上必须深谋远虑。既要力争避免与超级大国发生对抗，又必须对其保持警惕，不能存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军事上要不动声色而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应变准备。江泽民这一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现实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决不直接等于现实的军事实力。只有打赢战争的军事实力，才能有力地扼住战争的喉咙。1999年5月间，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回答记者关于“北约空袭科索沃是否会成为未来介入中国等其他国家事务的先例”的提问时坦率承认，美国不敢循南模式袭击中国，因为“中国具有核吓阻力量”，以军事介入中国事务风险太大，顾虑遭到核报复。这又一次反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在当时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五六十年代下决心搞出的两弹一星，将是中华民族避免遭受战争之苦的强大盾牌，并使中华民族泽惠数代。否则便可能任人宰割。

1997年7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该报外信部长观堂义宪的文章中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占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3，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傲视全球。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下子被英国超过，20年后被美国超过，此后20年又被德国、俄罗斯和法国超过。即将没落的帝国无计可施，国土任凭西方诸国蹂躏。”笔者手中没有确切的资料来核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当时英、美诸国确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清政府没有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远征军”一共配16艘有大炮的兵船，4艘轮船及一些运输船，全部海陆军人数不过区区5000余人。战争后期不过有39艘兵船，除少量炮兵外，步兵才10000余人，且分驻在香港、厦门、定海、镇海、南京等地。清政府鸦片战争的惨败充分说明，单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国家，就像仅有脑满肠肥的皮囊，而无强健无比的筋骨的巨人一样，其外表倒也凛人唬人，实则是毫无防御能力和不堪一击的。被人击倒之后则会任人宰割，脑满肠肥的皮囊则慢慢会虚空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坚持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建设对国防建设需要的兼顾，在综合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立足当前，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坚持贯彻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增强确保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祖国疆土被分裂、边境领土被侵占、海洋权益受侵犯等各种复杂情况。着眼未来，就是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全面考虑国家安全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历来坚持不懈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努力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必然把我国视为眼中钉。我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必须全面考虑国际安全环境和整个国际战争形势的需要，既要保持当前适当的实力，又要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准备的基点，则根据国力的可能，必须立足于应付复杂因素的局面。一是立足于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准备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同强敌作战；三是准备与联盟对手作战；四是准备几个方向同时出事。准备得越充分，制胜能力越强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便越小。如果对战争的危险失去警觉而放弃必要的准备，则战争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降临的便越早。世界上近几年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渗透于战斗力诸要素之中，是衡量战斗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落到实处，除了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军外，还应用高科技知识武装全军，适应形势需要，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对未来战争式样的研究，千方百计把发展武器装备搞上去，科学地确立编制体制，改革教育训练，加速人才培养。在发展武器装备时，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走自己的路。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以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但我们随时都应清醒认识，我们国力有限，且是一个大国；世界上几个少数强国一直在对我国进行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高新技术的封锁。我们绝不可能买进一个国防现代化，别人更不会恩赐我们一个国防现代化。在国防现代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引进借鉴为辅的正确道路。否则，便会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除以上之外，在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方面，是否还应注意：一是必须深刻汲取苏联在冷战期间陷入恶性扩军备战，最终在经济上被拖垮的教训，决不能夸大外患威胁的严重性，从而反应过度，把国家有限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二是必须坚持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也决不能一进行适度的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便过分不适当地担心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拖上军备竞争的“贼船”，从而放弃适度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三是正因有了适度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才遏制住了可能爆发的战争。这也是我们在军事斗争准备方面有益的历史经验。因此，我们也决不能因为遏制了战争，战争没有爆发，却回过头来指责当初必要适度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认为是战略决策失误。

5. 要坚决维护我国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时语重心长地说：“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势力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真打起来也不怕。”“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10]1987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甚至说过：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谁要想同我们干，首先要下决心打二十年，包括打原子弹、氢弹。我们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十几亿中国人都打光。剩下百分之一二，还相当于阿富汗现在的人口，我们可以干阿富汗游击队现在干的事。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这个打出来的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辉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帝国主义这个邪恶之鬼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当时，战争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优劣异常悬殊。毛泽东以顶天立地的超人胆略，力排众议，说服战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打得艰苦卓绝，也打得无比辉煌。这一仗，打出我国、我军和中华民族的威势，为在国际上树立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光大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光荣传统。1989年6月，我国平息那场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通过决议，掀起反华逆流，联合制裁我国。此后，东欧、苏联又发生剧变。国际敌对势力踌躇满志，加紧对我施压，妄图迫使我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真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顶住西方压力和“苏东波”冲击，打破了制裁，并且进一步发展壮大，取得了更加引人瞩目的成绩。我们要战胜国际上武装到核牙齿之敌，需要两种本钱，一种是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一种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荣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第一种本钱还不会很殷实、丰厚，但是我们的第二种本钱却有相当好的基础。这种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和威势的本身，对那些妄图染指我国领土和主权的敌人就是一个强大的威慑。我们决不称霸，决不扩张，决不主动惹事，但也决不惧怕强敌高技术条件下的武力威慑，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有着准备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和意志。“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致胜。”这是我们威慑敌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根本可信的途径之一。

6. 正确处理遏制与打赢战争的辩证统一关系。战略指导思想是战略指导对军事斗争全局指导规律的总结和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而战略指导思想则是主观指导能力的主要体现。武器装备总体技术水平愈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军队，就愈加需要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杰出的军事家可以依据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凭借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在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过程中，贯彻好遏制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必须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不同对手、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既要坚决斗争，又要留有余地，做到软硬兼施，刚柔相济；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显示我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要避免把不必要的矛盾引到自己身上。

首先要着眼遏制。遏制战争是和平时期军事战略的基本着眼点和重要功能，不战而胜，是遏制战略的最终目的。我们要达到遏制的目的，就要以强大的实战能力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形式，示形造势，积极显示我打赢战争的强大实力和坚强意志，使任何敌人都充分认识，与我作战必将付出巨大代价，得不偿失并惨遭失败，从而迫其放弃发动战争的企图。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发展水平的限制等诸多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从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着眼点上讲，从所要争取的最好结果上讲，我们不仅要努力遏制战争的发生，当对战争的遏制无法奏效时，则要努力创造条件使战争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并坚决打赢。二是审慎使用武力。核心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在使用武力前和使用武力中，要充分运用强大的宣传手段，讲清战争的正义性，对内激发全体人民爱国热忱，全力支援战争；对外争取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同情支持。有利，就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能持重待机决不随意从事；能创造充分条件后再战决不仓促上阵；能小战决不大战；能低烈度决不高强度；能速决决不持久；能一面作战决不多面用兵。有节，就是服从政治、外交大局，打、停、进、撤，完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指挥，一旦达到战略目的，果断迅速收兵。三是奇策多谋善战。要巧妙运筹，多谋善断，利用矛盾，灵活用兵。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我们深入研究敌战略、战术、技术的系统的弱点，认清敌我优劣短长，确立正确战法，选好战机，果敢起战，就能将敌调动起来，扬我之长，击敌之弱。四是力求速战速决。在强敌侵占我疆土的情况下，我们不怕打持久战。但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我们须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力量，使用精兵利器，争取速战速决。速决是高技术局部战争制胜的关键之一，我们可把战略上的后发制人与战役、战斗上的先机制人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战略上的主动权和战争的突然性，实行前伸作战，连续高强度地击敌要害，尽量缩短作战时间，趋利避害，减少风险。五是多种手段并用。无论是遏制战争还是打赢战争，在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都要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法律等一切积极有效手段加以配合，并辅助以其他各种有效手段，军事手段便显得愈加有力、有效。

7. 高度重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信息战。笔者完全赞成在扎扎实实的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中，认真加强对信息战的研究和准备。这是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必然。在未来的战争中，“信息战”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演变是“信息战”，或者说和平时期的“信息战”就是和平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信息战”已愈加成为政治、思想、外交、科技、军事等诸方面的独特而又强大的武器。这一武器运用得当，完全可以达到过去只能用强大武力才能达到的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和平演变，就是在和平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带有长远战略目标的信息战。苏联东欧剧变和华约解体，就是它们成功的例证。在现代人类社会，在信息化的今天，这种没有硝烟的战略信息战，是不流血的政治和战争，并在静悄悄地时时刻刻地在我们身边进行和发生，只是我们认识或仍未认识而已。和平时期的“信息战”与战争中的“信息战”在战争和战略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和平时期的“信息战”与战争中的“信息战”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同。战争中的“信息战”主要用来摧毁敌人的指挥、控制、通信和预警情报系统，以瓦解敌军的战斗力。而和平时期西方国家采用的“信息战”，则主要用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摇其信念，甚至制造混乱和动乱，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之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和平时期的“信息战”更加重要，特别是在今天，美国等西方强国垄断着世界新闻的90％以上，美国的电影产量仅占世界的6％－7％，但却占世界市场的50％以上，电视占世界市场的75％，对此，我们更加不能掉以轻心，再加上国际因特网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如何对应西方国家和平时期的“信息战”就显得愈加重要。

西方国家的“信息战”要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我国广大人民的信念和意志，我们从根本上应对，就应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信息战”。人民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克敌制胜的法宝。无论是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还是在现代战争的“信息战”中，或是在和平时期的“信息战”中，都不会过时，只是参与的形式有所改变而已。教育人民群众参与和平时期的“信息战”，就能进一步增加全民族在政治思想上的凝聚力，并能用技术上弱势之力量战胜高新科技占优势之敌。

关于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强调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世界冷战格局刚要结束之时，邓小平也高瞻远瞩并十分庄重地数次提出反“和平演变”的问题。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肯定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11]1989年9月16日，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又说：“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12]1988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又强调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争。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3]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社会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总是无时无刻不想摧毁我们。战争相加无法奏效，它们便以“西化”、“分化”为主。美国政府的当权者虽然不断更迭，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如果稍有变化，也仅仅是形式、方式和方法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恰恰是为了使其和平演变战略日臻完善并不断适应变化着的新的情况。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的成功极大地鼓舞着他们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其“西化”、“分化”的战略。1997年1月，克林顿在第二任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时明确指出：“我仍然相信，从长远看，同中国接触”，“最有可能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像柏林墙最终倒塌一样。”[14]1997年10月24日，克林顿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就对华政策发表讲话，其中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现在必须继续奉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我们就能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促使中国发生历史性的变化。”[15]美国共和党竞选人小布什虽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但其在竞选中也数次强调，若他执政，促进中国的“自由”将是他的对华政策的重点。[16]美国政界对中国“西化”、“分化”的战略越来越得到更多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的心领神会与喝彩。1997年2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和多伦多《环球邮报》前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声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的方式行事。”[17]因而要“对付中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中国“成为一个”“守规矩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使中国跟随全球的民主趋势，这样最尖锐的冲突几乎一下子就可以消失。”[18]该书还说：“美国外交的另一项重大的任务是与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中世界主义观念比较强的开明派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中国生活中的这一思潮得势并指引整个中国进入21世纪。”[19]“长期以来，美国决策人一直寄希望于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这些乐观派最终可能证明是正确的。”[20]1997年4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更加明白无误地说：“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政策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是，而且必须被认为是颠覆中国政权。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我“西化”、“分化”战略的罪恶目的昭然若揭，并完全付诸行动。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原理认为，物体的质量越大，对其他质量小的物体的引力就越大。当物体接近光速时，质量很大的物体的引力甚至能使时空发生弯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新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先进众多的传播媒介，运用经济的、教育的、科技的、文化的、行政的、法律的、外交的、民族的、宗教的等多种斗争形式，吸引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吸纳入其“运行轨道”。对此，我们既要藐视，处变不惊，又要高度重视，沉着应付。既然西方对我们“西化”、“分化”，我们也应该有一整套的与之针锋相对的战略和策略。笔者赞同，完全没有必要在全民中间，大张旗鼓地去开展不适当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从而动摇我们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但是，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则必须进行反对“西化”、“分化”的教育，与此同时，应开展对西方强国所大肆宣扬的各种霸权主义理论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如它们刻意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为价值观而战论”、“合法的人道主义干预论”、“文明冲突论”、“第三条道路论”、“历史终结论”等这些谬论，既是它们在大打没有硝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争，又是为其适时公然发动野蛮而血腥的战争寻找必要的借口并进行舆论准备。如果我们对此等闲视之，中国便会像邓小平所讲的那样，成为一个乱的社会，甚至国内会起战端，虎视鹰瞵的国际霸权主义还可能乘隙而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新置于社会动荡、战乱频扰的国家。这不是危言耸听。

但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强调并反对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对我和平演变的阴谋很难得逞。邱吉尔曾说：战争是一种所有其他办法都失效后才使用的手段。但是一旦必要，他就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战争。[21]这是一切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的幻想一旦彻底破灭，可以想见，他们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矛盾对抗的发展，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将会再一次赤裸裸地发动矛头指向中国的战争。

8.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毛泽东、周恩来为我们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排除避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间问题，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唯一可靠的途径。这五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又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互利、和平和民主的精神。邓小平和江泽民也多次反复地强调要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提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主要是加大全方位外交力度，充分利用世界上各大力量之间的矛盾，维护我国的国家根本利益。

一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头等大事，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旧殖民制度，削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的凝聚力、作用力虽有所下降，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变本加厉的盘剥和霸权主义无所顾忌的扩张，随着对西方强制推行的“私有化”和“多党制”带来严重后果的反思，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正在进一步觉醒。当今世界，广大第三世界依然是经济上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主力军。第三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必将有力地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并将深刻地改变联合国甚至正在改变世贸组织这一经济上的联合国。世界上4/5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其中的一员，同属第三世界，我们的历史命运、根本利益和发展前途是共同的。因此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彼此同情、相互支持；我们的团结与合作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对这一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始终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协调与配合，坚决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共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并努力探讨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双方互利合作的新途径，进一步加强经贸关系，促进南南合作，争取共同发展。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和发展壮大，将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牵制，将从根本上缓解西方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甚至企图干涉我国内政的压力。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指示要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力争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利益有根本对抗和冲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点，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双方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也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只要西方国家不对我言武，不干扰我内政，我则一律尊重、友好相待之。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我们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在坚决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做到斗而不破。革命是不可能输出的，最终埋葬什么制度和实行什么制度，只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对双方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力争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中俄东段边界归属悬而未决，是几十年来双方边界关系不稳定的焦点之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急衰，极需稳定的周边环境，与我国有着共同的内在需求。1997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会见时共同正式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并签订了两国边界协定。这无疑是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公正合理地解决双方存在问题的成功范例。

三是继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为我国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周边安全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十分重要。因此，争取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应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应积极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信任，消除疑虑；对与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应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争取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只要不损害我国的主权和权益，只要还有时间，我们都力争求同存异，暂时搁置，留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再去解决，以防霸权主义从中渔利。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中国强大了，也决不搞扩张，谋求地区霸权。

四是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会议，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和声援，进一步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积极参与各项国际条约的制定，积极呼吁修改不公正、不合理的条约和规则，加大对“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理论基石的揭露和批判，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妄图改变《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建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图谋。

在过去的百多年中，饱经忧患而又渊源绵长的中华民族，既有屡遭外来民族鲸吞蚕食的欺凌，内战频频的磨难，又有告别灾难深重的大规模战争，巍然屹立、扬眉吐气、和平发展的辉煌。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并正在富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已经站立在雄伟壮丽的21世纪的门槛上，让我们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勇于开拓，张开双臂，去迎接和平、稳定、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明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2]《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1页。

[3]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第194至195页，1996年，湖南出版社。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61页。

[7]《西方思想宝库》第1077页，198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8]《西方思想宝库》第1073页，198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9]《邓小平论国防和军事建设》第31-3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32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32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14]《克林顿强调与中国接触有利且可能影响中国》，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月28日英文电。

[15]《克林顿就江泽民访美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全文》，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0月24日英文电。

[16]《国家安全》《洞察周刊》（美），1999年10月25日。

[17]《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6页，新华出版社

[18] 同上第170页

[19] 同上第183页

[20] 同上第12页

[21]（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70页，1983年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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