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大部分城市已经到了疫情的高峰，爆发比较早的北方城市已经开始出现达峰后趋稳的势头。但仍有很多人不解，当初放开之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以至于造成医疗医药的挤兑乱象？

如果说医疗不好短时间解决还能理解，那医药本可以做个提前准备吧，哪怕别的药不说，布洛芬等常用的退烧药品让每个人都有最起码的储备，不至于自己阳了却无药可用。

很多人是理解国家放开的，很多在最后管控中发生疫情的城市居民更有切身体会。有的城市已经封了二三个月了，也没实现动态清零，这样一直下去，确实不是办法。

但大家都认为这次放的太仓促，尤其是准备工作没做好。即便是一直主张放开的胡锡进，也曾对此抱有微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坚持了三年，放开前的临门一脚却显得如此慌乱呢？

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2022 凤凰网财经峰会”的一段讲话透露出了一部分原因。

曾光称根据他的判断，北京现在感染人数超过80%甚至更高。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精确统计的数字，但是他觉得这个数字是可以估算出来的。

同时他认为，根据过去流脑传播经验，第一波通常会感染30%的人群，但是此次新冠的感染率上升速度是超过预期的。

“我们没预到这次第一波就来势汹汹，甚至很快超过50%，60%、70%，甚至80%的感染率”。

他发言中的“我们”具体没有说明是谁，但可以想象，按照曾光的身份，国家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定会听取各个层面专家的意见。除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专家等等，医学专家的意见肯定是最重要的前置条件。

只有医学专家认为放开后疫情总体可控，对群众健康威胁程度可承受，国家才会最终做出决策。

所以导致后来发生严重医疗医药挤兑，甚至死亡病例明显增多的结果，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这些参与决策意见的医学专家低估了这场疫情。误判了疫情走向，也低估了疫情可能带来的生命健康风险。

如若这些专家能实事求是表达自己对疫情的发展无法预估，甚或表达一个保守点的意见，结果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国家在三年的防疫中付出了太多代价，世界上无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可以相比。直到放开前夕，还在不断的布置各地加强隔离方舱的建设，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还在疫情严重地方压茬推进全民核酸，提供民生保障。

这里面哪一项费用用来储备医药都绰绰有余，少做一次全民核酸就可以够给全民配一盒退烧药。建设的方舱的资金如果用来扩充医院床位，肯定又是另一番场景。

但现在一面是大量的资源被闲置终被浪费，另一面是医院一床难求，医药全国缺货。我们国家一直把群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怎么可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所以最近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发文猛批有关专家：对上不必逞能、对下不宜逞强！呼吁专家们要有科学精神，对自己不清楚的东西不随意做推测。

即便在放开前夕，多名知名专家依然频频发声，不仅声称：90%以上无症状，轻症多表现为呼吸道感染，很多症状比重症或偏重症的流感更轻！

按照曾光的说法，专家们预测第一波有30%的人感染，其中90%以上无症状，北京2000多万人口，也不过60万人确诊。如果真的是这个情况，北京何至于如此慌乱，平稳过渡才是情理之中。

但专家们逞能的结果使得疫情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想象，因为医疗挤兑，一些本有机会通过救治生存下来的人遗憾的在这个寒冬离开。

我从不否认专家们在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和贡献，但医学专家要有基本的科学素养，不发表自己未知的见解和言论，是对社会最大的负责。

公众需要安抚，但心理按摩的工作不该有医学专家来做，这明显是社会学家的工作。事实上，当一个以科学为指导的职业开始做起与专业精神不符的社会宣传时，他们就失去了医学的严谨、严肃，而成为了博流量的网红。

我们不缺网红，尤其是这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听到是负责任的真话，哪怕是主动承认自己认识不足，也比硬着头皮逞强好上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