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美之间又发生了一起令中国国民沮丧、商务部门尴尬的事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表公开声明，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要求，放弃对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3Leaf Systems的一项知识产权的购买。此前，CFIUS曾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建议华为放弃这项收购。这是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招标、市场准入等商务活动加以屡屡加以拒绝的最新一例。这与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一路绿灯，而且往往还享受“超国民待遇”，形成鲜明对照。

在“保护”中成长

常识告诉我们，小孩出生到成年，多需要精心呵护，才能健康成长。发展中国家幼稚经济同样如此，世界经济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一国经济的强大是有序保护而不是放任自由的结果。当今世界经济强国，都有长期保护主义的记录。英国有200年，美国有100多年，发达的日本，迄今的市场保护程度，尤其是非关税壁垒，比中国要高得多。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长期实施保护主义。1651年和1660年，英国议会通过两份《航海条例》，要求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雇用英国水手的英国船只运输，所有从欧洲运往北美及其他英国殖民地的货物，以及所有由英国殖民地输出的货物，都必须经由英国转运，通过关检，交付关税。1699年，为了保护羊毛业与纺织业，英国禁止从国外进口羊毛，而后又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据统计，1796-1845年间，英国大多数年份关税率是30-35%，其中1820-1835年间曾出现增高，最高的年份达65%。正是经济保护而不是自由贸易，培育了英国工业，使英国日趋强大。1776年亚当·斯密著书《国富论》宣扬自由经济，但是直到1846年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英国方才积极倡导并正式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欧洲另一强国也是当今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同样是通过经济保护主义实现强大的。英国强大后，用一整套自由贸易理论蛊惑世界。德意志民族向来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经过反复实践与探索，德国最终选择了经济保护主义，并诞生了一套经济保护主义理论，杰出代表者就是F·李斯特。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强调，世界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每个国家都应走自己的道路。李斯特强烈怀疑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动机，“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李斯特的学说在德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879年5月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发表演说，直接呼吁加强保护主义。他指出，广开门户使德国全部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的经济地位蒙受损失；采取保护主义的一些国家正在繁荣起来，采取自由主义的各国正在衰落。“铁血首相”所指的正在繁荣的国家就是美国。

经济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美国都有过长期充分实践，但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强大而坚定选择了经济保护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诱导了无数读者，包括很多圣贤，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就坚定相信，自由贸易可以使美国实现繁荣。事实也表明，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以及美国独立建国后到第二次美英战争的30多年间，通过自由贸易，形成了合乎美国“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对内依靠开采资源、发展农业，对外依附英国、国际市场（美国80%的棉花、出口货物的50%销往英国），实现了经济繁荣。美国人在衣食住行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英国，作为英国人的后裔，身高平均比英国人高出两英寸，就是营养良好的明证。

但是，以联邦财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坚持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使美国强大，国家摆脱依附，实现真正独立。经由国内政党与精英分子的反复激烈斗争，汉密尔顿个人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国家遭受烈火的“洗礼”（纽约、华盛顿在第二次美英战争中被英军焚毁），美国精英方才认识到，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家富强，落后挨打，富而不强同样危险。如此，美国最终走上了经济保护主义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100多年。美国通过一系列关税立法（1816年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提高到25%，1828年提高到50%），大力扶植民族制造业的发展。此后，尽管仍有自由与保护之争，甚至由此演化为南北战争，但是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没有动摇，而且不断强化。美国的保护主义直接壮大了民族企业，促进了工资上涨，并维持着高工资，如此可以持续吸引、留住优秀人才，为美国发起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而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一举将美国推向世界强权的宝座。到1872年（也有说是1880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国，即便如此，美国并未拆除传统的经济藩篱。

美国的崛起，又为保护主义增添了而一个经典案例。美国等到具有强大甚至全方位竞争力后，便接过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并发起成立“关税总协定”（GATT，1947年）等国际组织来加以推动。而昔日的鼓吹者在不断失落中搞起了“帝国特惠制”（1932年），逐步转向了保护主义。前不久，有高官在要刊发文宣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大论证就是“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真是贻笑大方，不仅不懂经济，而且不懂历史。理论逻辑与经济历史所揭示的是“经济强国才是贸易中心国”，那些所谓“贸易中心国”（如荷兰、西班牙等）因贸易而得到的经济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中国南宋通过“茶马互市”等商业活动，把经济搞得十分繁荣，府库积累的绢帛与钱绳都腐朽了，却一个偏安一隅、任人欺辱、窝囊透顶的王朝。

“自由”与“保护”随机应变

大英帝国用思想理论、坚船利炮两手，打开后进国家国门，铺就自由贸易之路。作为大英帝国的衣钵继承者，美国对英国的手法显然发扬光大，在“胡萝卜”与“大棒”的选择上，更加细致精巧。在以大棒做后盾的基础上，美国设计了一系列手段，包括一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一批推进经济自由主义人才（如“芝加哥男孩”），一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弗里德曼的致富“金马甲”），一个后进国家“拒绝或接受同样是失败”的世界体系，以此来推行经济自由。

美国正式对外兜售经济自由主义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首先集中于建立一个商品自由流通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资本的自由流动被提上议事日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东巨变，冷战结束，自由主义登峰造极。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炮制的“华盛顿共识”诞生，“共识”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无管制的金融市场，拆除一切制约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抛出“哈佛报告”。报告认为，只有保持央行高度独立，才能在低通胀条件下，实现适度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1991年，应美国的要求，国际组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的统计方法，如此很好地掩盖了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制造“数字业绩”而将财富输送母国的实质。也是从这个节点，西方多家研究机构（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着手对全球不同国度的经济自由度进行评估，每年发布世界自由经济指数，它们“倒因为果”，“揭示”一个相同而又清晰的结论：经济越自由，国家越富裕。

毫无疑问，美国从它主张的自由经济与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轻松、持续地获取巨大利益。但是，祸福相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美国从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中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愈发增加了对这种不劳而获收益的依赖，从而使得美国的企业创新、国民奋进逐渐失去了动力。如此，像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遭受“不义之财的魔咒”一样，美国的衰落不可避免。面对朝气蓬勃的新兴后来者，美国养尊处优的企业、国民越来越缺乏竞争力。玩弄自由经济越来越力不从心，如是，美国以自己的利益为基轴，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交替使用，随机应变。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在与欧洲、日本、“四小龙”、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经济摩擦中，美国的所谓“公平贸易”不时出现，而且调门越来越高。统计数据显示，当今世界，美国是发起反补贴、反倾销最积极也是数量最多的国家。在美国经济时好时坏的周期中，保护主义潮涨潮落；在美国经济实力总体衰落中，保护主义呈现总体走强态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在经济拯救法案中增加了购买国货条款，第一个竖起保护主义大旗。多年来，美国为保护主义兴起做了“充足的功课”，仅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就有从1917年的《与敌贸易法》到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等十来部法律法规，此外还有诸多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等与保护主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任何一个美国不喜欢或有挑战性的竞争对手，美国都可随便用某一种名义加以拒绝。法律官司持久且昂贵，被美国敲打的对手即便侥幸赢了官司，但是十有八九还是输了票子。因此，在经济保护主义问题上，聪明的对手，是不会与美国讲道论理，美国人根本也不相信这套，他们相信的就是实力。国家博弈，利益至上，实力是剑，道义是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最有效手段。

在名义上，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实际中，政府官员则是代表本国利益集团谋取利益。政府是船长，利益集团是罗盘，船长要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是合乎逻辑与历史规律的。保护主义要保护的是本国企业市场份额（也就是企业利润），保护劳动者就业，保护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保护国家安全。保护企业市场份额与劳动者就业，在现行国际法理与道义之下，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往往便用可以自由界定、抽象的、亦真亦假的“国家安全”作为挡箭牌。当今国际交往准则，功利主义当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多年来，一直高举功利主义大旗的国家，国家利益最大化，非常清晰。显然，拒绝中方对美直接投资，是出于严密的市场保护主义。

中国：乱了思想，手足无措

出于对本国企业与国民的保护，本着国家利益最大化，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以各种名义，设立重重关卡，不断强化经济保护，易于理解，非常正常。反观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谋不如人，力不如人，技不如人，却高叫着“我家大门常打开，敞开怀抱等你”，让国人、世人大跌眼镜，显得十分另类。

对于自己在美国市场遭受强大政府力量的阻击，华为仅一家公司做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与挣扎。美方的解释是，华为缺乏透明度，被怀疑与中国政府甚至军方有关联。华为在2008年与Bain Capital LLC一起计划收购美国3Com公司失败时，就自己是一家“100%的民营企业”给予了澄清。此次遭挫，公司副董事长兼美国分公司总裁在公司网站上发布公开信，声明“愿意遵照美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开放给美国的权威机构进行调查，我们将坦诚的给以配合”。华为的努力可谓仁至义尽，但是与此同时，也透露出无奈与天真。

而对于近年来，中资企业（如中石油、大公国际以及华为等）一再在美国市场受挫，中国政府部门总是以“遗憾”一词做出反应，耐人寻味。“弹丸小国”阿联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失败后，当年即推迟与美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使两国贸易谈判蒙上了阴影。而“泱泱大国”中国只有阿Q式怒目相向，实际什么也没有做，说实话也不知道怎样做。我们不知道代表谁的利益，如何代表这种利益。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乱了！在自由与保护之间无所适从。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诸多学者专家将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对外不断开放、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化所取得的，因此即便经济社会出了诸多问题、尽管在国际上遭遇百般挫折，但是对“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进与利用外资”、“积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甚至“全力阻止全球化倒退”等是毫不含糊的，不允许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与挑战，说白了，在一些人看来，自由经济似乎被中国的伟大实践检验为真理了。

将全球化当着神话，当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种认识是幼稚而危险的。所谓“历史潮流”也是有反复、起落、甚至中断的。如今，被当着“历史潮流”的全球化就兴起、中断过多次。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如贸易和资本流通规模、金融的开放度等，并未超过20世纪初期的水平。部分发达国家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世纪90年代还低于20世纪初期。

然而，“与国际接轨”的功用的确被神话了。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就远远不是“融入全球化”所能完全而切实解释的。如果深入透视这些年的发展，不难发觉，中国经济的繁荣，与昔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发现美洲新大陆所带来的繁荣相似，尤其是与美国独立战争后近30年的繁荣十分类似，是用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廉价环境，还加上廉价主权（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换来的。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成就更多的体现经济繁荣，而不是经济强大；是脂肪与肥膘的堆积，而不是肌肉与筋骨的强健。

自由经济可能会赢得一时的繁荣，但是无法持久；自由经济可能有助于一国经济做大，但是无法做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美国建国初期30年的历史表明，自由经济所带来的繁荣是禁不起时间检验的，这犹如夏日的玫瑰，一场冰雹即会零落成泥。因为在自由经济上建立的繁荣，犹如高速的经济列车行驶在别人的轨道上。多年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资金、技术、营销、品牌，甚至是货币、秩序、理论、人才的高度的、全方位的、不对称的依赖，我们没有能力与底气与美国叫板，也不知道如何叫板，所以我们的企业遭遇挫折只能“向隅而泣”，政府部门只有表示“遗憾”。

美国政府怀疑华为等中资企业与中国军方“有染”，而且一直是不愿求证的怀疑。然而，美国诸多企业如波音、通用电气等等与军方关系密切，高盛、大摩等等机构通过“旋转门”与政府难分彼此，Google、穆迪等等与政府情报部门长期合作，这些机构与企业在中国多年来，中国赚取无数钱财，而且往往像“神龛”一样被供奉。Google公司在华作恶多端，与中方发生争端时，美国国务院多次高调出场，为Google“伸张正义”。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我们相关部门怎么学也学不会？

不仅是不会用，不会说，而且还做出奇异的举动来。2007年，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并购纠纷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多位学界骚人纷纷搁笔费评章，孰是孰非争得不可开交。主管相关事务相关部门，不知所措，竟然荒唐地举起“中立”大旗，不免让人想起，当年晚清政府袖手旁观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的情形。晚清政府作壁上观的是外人厮杀，如今咱们横眉冷对的是自己与别人厮杀。

在美国拒绝中国华为投资行动时，中国政府也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响动不小。《通知》字里行间透露出，为维护国家安全，未来要强化对外资在华并购的审查，一时间赢得不少国民的喝彩，算是狠狠瞪了霸道的美国人一眼。但是，文件的蹊跷在于，这些年来美国高盛等金融机构在华兴风作浪，不仅虹吸中国的财富，而且严重扰乱中国经济与社会秩序，威胁中国金融信息安全。金融是众人皆知的国家安全最薄弱环节，最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金融并购，却不在《通知》所涵盖的审查之中。更为诡异的是，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与政要一再表示“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即是中国企业”，任何外国投资者都可以设立一个“中国企业”在中国顺利展开并购，如此这个响动甚大的《通知》高调发布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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