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进：理性自信的中国模式与中华文明

《环球财经》 副社长 彭晓光　　

　 　

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进民进，是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突出特征，如果以中国模式依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为由否定中国模式（坚持中国模式的人士从未说过中国模式不需要改进升级），那么我们只能认为，当今世界不存在任何发展模式，因为没有缺陷、不需要改进的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　　

如何在美国西方强势物质力量与话语权的当今世界，建立捍卫中国模式与中华文明的理性而强大的自信，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国家（政治权力）控制资本（权力），还是资本（权力）控制国家（政治权力）　　

中国模式显然是前者，美国模式显然是后者，欧洲大陆莱茵模式、日本模式则居于中美模式之间，在美国虚拟资本已经凌驾于实体经济、政府权力与广大公众之上并一再导致金融危机的今天，依然坚持全盘私有化、坚持美国模式才是中国模式“彼岸”的观点，显然就属于非理性的、偏执的新蒙昧主义了，坚持中国模式，同时借鉴美国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的合理成份，这才是真正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思路。　　

自由派文人：根本不了解美国西方社会的主宰“大资本”　　

有网友介绍，美国兰德公司的精神教父沃尔施泰特曾武断地认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毫无意义”——当然，我们并不赞同他的观点，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但是，言必称美国西方的小资自由派文人，显然对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宰——大资本，是完全不了解的。　　

大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推动“羊吃人”，推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推动把大量黑人变成奴隶，推动对殖民地人民的疯狂征服杀戮，推动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镇压，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因为在二战前缺乏“生存空间”，甚至不惜把全球推入世界大战……　　

当然，作为理性客观的现实主义者，我们也承认大资本力量在推进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　　

真正理解并有能力博弈抗衡大资本的，要么是彻底的无产阶级，要么是同等量级的大资本。　　

对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集中攻击：从《资本论》与美国西方社会矛盾缓解谈起】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来没有过时，而是从欧美延伸到了全世界：美国西方内部社会矛盾之所以逐步得到缓解，不是因为资本与社会的矛盾消失了，而是转移了，被转移到了世界范围，更多地体现为美国西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间矛盾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西方在强硬捍卫自身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同时，无休止地攻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赶超型国家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西方的大资本只有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才能在全球体系中永远处于顶端，并将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的小部分在自己国内进行分配从而缓解国内社会矛盾，而这些国家的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显然对美国西方大资本的这套全球分工体系构成了巨大的障碍，美国西方大资本更愿意面对的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的发展中国家。　　

事实证明，美国西方大资本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一旦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赶超型国家不仅在中低端产业，而且在高端产业和金融领域逐步赶超上来，美国、欧洲、日本的内部社会矛盾就会凸显出来，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自由派文人对中国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持续攻击，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　　

　 　

对领先国家适合的制度对后发国家往往可能是毒药　　

菲律宾和印度几乎完全照办了美国和英国的制度设计，但是由于他们在近代史上是被掠夺者而不是美英那样的掠夺者，其产业、金融处于比美英低得多的水平上，这样照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英语民族比其在世界和中国的盲目的信徒们要高明现实的多，当英国落后于西班牙与荷兰时，英国奉行的是海盗掠夺、航海条例及发动三次英荷战争，而不是他们居于优势后向全世界推广的“自由贸易”，美国在落后于英国时，实行的是坚决的高关税保护政策和拼命山寨，而不是处于领先地位后奢谈的什么完全的自由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　　

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及金融大爆炸政策，拥有国际货币霸权的美国实行，就可以不仅增强自己的国力，而且还能在引发金融危机后转嫁危机，而日本实行的结果就只能是泡沫经济破灭和二十年停滞，俄罗斯实行的结果就更是导致国家社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国家意志、政府调控和国有企业对中国是极端重要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沦为被掠夺者，新中国是建立在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基础上的（1950年中国经济规模只与印度相当，是美国的3%左右），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的贫乏，除了依靠强大的国家意志，通过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别无选择。　　

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奠定的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有工业化体系、农业集体经济体系及国防、教育、卫生、科研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地基础和前提：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国家依然控制着核心金融与产业，保障了中国经济的相对稳健发展与至关重要的国家经济安全。　　

如果今天按照自由派文人推销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小政府成为守夜人，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开资本管制，那么，届时再强大的中国私有企业，面对控制了美联储华尔街、国际主要金融投行机构、评级机构、法律会计机构及传媒话语权机构乃至美国西方军事力量的国际大资本，也是弱小无力的，失去了强大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调控，他们在与国际大资本的较量中只能是一败涂地。　　

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中，中国模式面临着艰巨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经济金融安全，社保体系完善及缩小贫富差距的艰巨使命，强大的国家意志，政府调控和国有企业，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保障。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坚决支持对政府调控的范围形式及国有企业的运营管理进行科学的、专业的、实事求是的深入探讨。　　

话语权的重要性“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穆迪”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这是对话语权重要地位最经典的描述，虽然次贷危机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普承认他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梅菲斯特”，但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并未动摇，并在后来的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中继续呼风唤雨。　　

要在这样的全球话语权体系中捍卫中国模式，对中国而言，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话语权与文化强势的建立：甚至比经济军事强势的建立更困难　　

对于这点，直面全球意识形态传媒战的中国人，要有足够清醒和耐心的思想准备。话语权和文化强势终究要建立在经济军事强势之上，但两者建立有时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后者也只是前者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　　

以罗马为例，罗马征服了希腊，但亡国的希腊人却拥有更高级的文明，罗马社会一度兴起了一个说希腊语、拜希腊老师的“言必称希腊”时代，以至于罗马英雄马略（或许是个外语文盲）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伟大的民族从来不说外语！”　　

再以美国为例，1890年代美国工业就超过了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是没有多大话语权的，拥有话语权的英国和欧洲主流传媒，往往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工业与环境灾难频发、盗匪横行的野蛮粗鲁国度，许多美国资本家为了证明自己是“文化人”，甚至纷纷把女儿嫁给欧洲各国的贵族（很多是只剩下贵族称号的破落贵族）。　　

一战没有美国的资本与军队，英法是根本无法击败德国的，但一战后英法还是联手把美国挤出欧洲主导权之外，美国真正确立自己的全球文化话语权及军事金融霸权地位，是在二战以后。　　

美国西方的强势形象：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与生活方式+英国的贵族绅士派头+法国意大利的夸张奢侈品+德国日本的高端制造业　　

这个大致的归纳参照了网友们的描述，这样一幅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形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定引发或多或少的深层民族自卑情结，否认这点，我们就不是理性客观的唯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就无法真正直面美国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就无法有效建立捍卫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坚强信心。　　

就算在西方文明内部，面对维持了二百多年的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法、德、日、意等发达国家也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民族心理自卑情结（只有以色列是个例外）。　　

因为没有经历过西欧式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始终对西方文明抱有深层自卑心理情结，即使到了苏联国力达到了顶峰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依然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短时间内极度扭曲放大了这种深层自卑心理，这同样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否则，如果不存在这种心理，即使苏联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其超级大国地位，也应该是更加强硬地甚至不择手段地面对西方捍卫自己贪婪的资本利益，而不是举手投降。　　

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讲中，告诫弱小新生的美国“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败坏的最好方式，是扭曲夸张的赞美”：伪自由派的特殊重要性　　

美国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意识形态传媒战，本质上是一场心理战：放大中国社会对美国西方的民族自卑心理，放大中国公众对国家民族文明与体制的自我怀疑，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导致苏联解体式的局面出现。　　

在这场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意识形态传媒战中，中国戏剧性地获得了美国西方的“意大利式盟友”——中国伪自由派的巨大帮助。　　

中国伪自由派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坚定地热爱美国西方，坚定地攻击中国公众和青年热爱自己的祖国（以至于被他们挟持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立场都受到公众广泛的质疑）。他们对美国西方扭曲夸张的民族自虐式的无条件崇拜赞美，甚至会让大部分正直的美国西方公众感到不好意思。　　

长期的高速发展（这对中国是必要的），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互联网舆情“习惯性批判”特点与网友们普遍的“逆反心理”，又不可避免地会放大公众对社会矛盾的感知，但是，作为“第五纵队”的中国伪自由派文人，却长期义务地扮演反面教员的角色，败坏着他们的“使命”，把众多青年们一次又一次地恶心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中国模式再有问题，也比他们伪自由派洋奴贩卖的货色强得多！”　　

现在，年轻网友们把他们称为“夸谁谁垮”的“三炮”部队，并已经开始统计他们的“赫赫战功”了：苏东战役、华尔街战役、冰岛战役、西班牙葡萄牙战役、日本战役……　　

假如伪自由派仅仅保持沉默，中国在这场意识形态传媒战中的较量中都将更为艰苦，但我们非常自信不存在这个“假如”，因为伪自由派文人的最大本能，就是一分钟也不愿停止的表达冲动。　　

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从中国伪自由派身上汲取经验教训。　　

中国模式的自信：理性地解构与再认识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　　

美国西方及中国自由派说的“国际主流文明社会”，仅仅指美国西方国家，我们完全不认可这个定义，因此冠以“所谓”。　　

中国伪自由派特别希望中国社会把美国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并把这个整体描述成完美的人间天堂，要求公众膜拜，同时坚决否认美国西方存在任何严重的经济社会族群问题，实在否认不了，就祭出永恒不变的法宝：“与体制无关，万能的普世价值会自动解决的。”与此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一刻不停地进行解构，夸大矛盾或无中生有以一系列伪命题制造矛盾（包括经济、社会、阶层、地域、民族方面），把中国社会任何问题，包括最小或不存在的问题都上升到根本的“体制问题”，尤为可笑的是，天天“宏大叙事”的伪自由派，还特别爱攻击众多爱国者们总是“宏大叙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攻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与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对付伪自由派最好的战术之一，是“借力打力”，用他们解构中国的方式解构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让他们陷入“左右手互搏”的困境中。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战术措施，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不能真的把自己降低到伪自由派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坚持以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认识美国西方世界。　　

以下有意思的事情是伪自由派特别不愿意告诉中国公众的，当然，也许他们自己就根本不知道。　　

美国公众对美国体制的不满占了大多数，特别认为两党制其实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美国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攻击，言辞之激烈，远非美国以外的人能够想象，以至于奥巴马总统说“他们（反对派）象对待狗一样对待我。”　　

南北战争多年之后，南部联盟的旗帜还长时间悬在若干南方州的议会大厦上，“野蛮”的北方佬践踏宪法，联合了更加“野蛮”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摧毁了田园诗般美好的南方文明，这依然是众多南方美国人对南北战争的认识。　　

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坚信，美国政府把大量青壮年非洲裔美国人投入监狱就是为了遏制非洲裔人口的增长。　　

实际上，美国入狱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维稳”的警察人数与吃财政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都分别高于中国。　　

当然，美国真正严重的问题，一是控制国家的大资本对广大公众利益的日益背离；二是传统白人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其他族群人口特别是墨西哥裔人的比例迅速上升；三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福音派与犹太族裔的不可调和的“终极信仰冲突”。　　

欧盟内部的相互掣肘和涣散无力由来已久，对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拉近与他们距离最好的办法是说另外两个国家的笑话或美国的笑话，德国人一如既往地鄙视波兰人正如波兰人一如既往地痛恨德国人一样，巴黎人蔑视外省人而外省人对巴黎人“仇富”，意大利北方人蔑视南方穷亲戚，要求自我独立，而意大利南方人则对北方人充满了“仇富”心态。　　

同属英国的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从来没有过好感，苏格兰独立派始终拥有强大的支持率，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在苏格兰大受欢迎，苏格兰球迷支持任何一支同英格兰足球队比赛的球队，对他们而言，英格兰队失败是比苏格兰队获胜更快乐的节日。　　

二战期间，爱尔兰裔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是公认的亲德派，因为痛恨英格兰，爱尔兰在整个二战中顶住英国巨大压力保持中立，拒绝与德国断交，其领导人德瓦勒拉甚至坚持在1945年5月2日去德国大使馆吊唁自杀的希特勒。长期以来，美裔爱尔兰人始终是北爱爱尔兰人“新芬党”的主要支持者。　　

2010年世界杯期间，始终坚持自己是独立国家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举行了逾百万人的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西班牙队获胜后，队中的加泰罗尼亚球员挥舞的是自己的旗帜而不是西班牙国旗。　　

当然，美国认为欧洲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同化的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从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先后宣布“多元政策”失败，法国禁止穆斯林女性上街蒙面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突出性。　　

日本的关东与关西地区长期情绪对立，即使在关西阪神大地震和这次东部海啸核危机中，也不忘相互讽刺挖苦，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精神沉沦速度之快，这次海啸核危机中日本救灾的无能，令全世界对“日本效率”印象深刻的人都大为吃惊。　　

我们对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解构，就是为了纠正被伪自由派扭曲的世界真实面目。　　

同样，为了更为准确的全面认识美国西方世界，我们还需要审视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顽固的思维定势。　　

比如，英国人刻板，法国人浪漫，德国人理性，意大利人散漫，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和很多方面，这是对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另一面，刻板的英国人在外交、宣传与情报方面，是世界上最灵活、最随机应变的，浪漫的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挥舞的恰恰是“启蒙”、“理性”的旗帜，而理性的德意志地区与之相抗衡的，却是“非理性浪漫主义”思想，德国近年来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对抗，突出反映了德国人非理性的一面，不客气地说，同他们的表兄弟英国人相比，德国人在外交宣传情报方面，依然处于可悲的幼儿园水平，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都没让他们提升多少。意大利军队在二战中的散漫无能，让希特勒说出了“墨索里尼是当代意大利人里唯一的罗马人！”，但是意大利足球队的战术纪律性和严密性（特别是防守方面），大部分时间是强于德国、法国与英格兰的，这次金融危机，至少到今天，意大利经济的稳健性和坚韧性，也还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　　

建立对中国模式的理性自信，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彻底摆脱美国西方与中国伪自由派妄图强加给中国的新蒙昧主义伪启蒙，以冷静理性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去认识中国和世界。　　

文明对话的自信：中华文明、三大一神教文明与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再造　　

中国伪自由派说什么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因而没有信仰，这是出于对文明与信仰的无知。　　

1840年以来始终强大的中华文明蒙尘，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拯救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机会，但最终，九十年前（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六十二年前（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了这个使命，拯救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信仰。　　

有种意见认为美国西方世界进入了类似“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状态，对此我们持谨慎不支持的态度，美国西方确实呈现出了严重的惰性与疲态，但断言他们已进入“罗马共和国末期”显然为时尚早，即使未来他们走到这一步，也不能否定会出现新凯撒、新屋大维式的人物（集团），以帝国的方式“拯救罗马”。　　

不要忘了，统治美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早期极少数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刚刚登陆北美，就向世界大声宣布自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至于犹太人，灭国两千年都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仅奇迹般复国，而且在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建立了强大的地位。　　

同样不要忘了，虽然伊斯兰文明今天缺乏强大的国家与国家联盟，但穆斯林人口却是世界上增长最为快速的人群，而且让欧洲从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走出来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靠的是当年曾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文明。　　

但是，占据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却都相互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虽然后两者来源于前者），这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场绕不过去的重大考验。　　

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中华文明，以其特有的“天下大同”包容精神，追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恰恰可以在这场全球文明对话及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再造中，发挥独有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中国人不仅有理由感到自信，更有理由感到骄傲和自豪。　　

附文：中国模式3.0之国进民进

在2008年金融海啸突如其来后，为刺激经济活力，避免衰退，全球各国一致行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复苏。也由此引发了国内2009年有关“国进民退”的一场大讨论和思想交锋。2010年1月16日，在《环球财经》以“中国模式3.0之国进民进”年会主题下，政、经、商、学界百名精英汇聚一堂，就“国进民进”展开探讨与辨析。会上主要嘉宾发言观点如下:

□  环球财经实习记者 邬钰/整理

★破解“国进民退”伪命题
■  徐林 （现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
探讨“国进民退”问题不能二元对立
在中国探讨“国进民退”的问题时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国有经济发展壮大起来，如果分红机制健全，成果应该为全民共享。在某个特定阶段，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比重有可能会出现此消彼涨。但总的说来，中国模式下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是共同前进的关系，而且是民营经济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
中国模式是有制度弹性的模式、非常开放的模式、与时俱进的模式，也是一种不平衡发展的模式，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沿海和内地之间以及城乡之间。这样一种模式，在过去对推动中国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起到了独特作用，但是也带来了内需不足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    （现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
不以所有制而以生产力看待“国”与“民”
 浙商发表了一个“2010年投资预警名单”，把山西跟迪拜放在了一起。我想从一个反思考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问题。反思考之一：说到底进退的标准是什么？能源行业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产业需要集群式操作的行业，国进是很正常的，民退也很正常。它不是一个所有制的标志，而是一个生产力的标志。反思考之二：这个预警名单可能只是披着所有制外衣的利益考量。反思考之三：风险的不同形态。反思考之四：危机之后的复苏路径。研究各国复苏之后的样本，有三种模式值得大家思考：一是创新者，比如英特尔，在危机之后通过自身的创新迅速崛起；二是重新定位者，如诺基亚和思科集团；三是本身就很强大，趁着危机迅速扩张自己的地盘，如麦当劳。第三种路径与山西煤改十分吻合，是现状强大者通过低交易成本迅速扩张自己的地盘，整合产能，使自己的产能在一个安全指标更高、环境方面更友好的基础之上大步前进。

■  刘海峰 （时任中国财经报社副社长）
政府不作为，损失的将是广大劳动者
“国进民进”这个问题，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事实。在中国，“国进民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把国有企业交给民营，企业就能发展起来了吗？在现阶段不可能。苏联就是明显的例证，拉美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国有企业不占领，外国、跨国公司就占领，中国就变成外国的殖民地，所以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只靠民营企业自行发展，在现行条件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  彭晓光 （现任《环球财经》副社长）
美国的资本专政模式不应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面临着三个非常尖锐的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一，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的问题。第二，中国模式3.0时代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产业升级与社会保障。第三，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经济有可能在10到15年之间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虽然届时在综合国力上依然落后于美国）。当我们经济的规模超过美国时，将对美元霸权产生很大影响，还将对美国国内社会问题产生很大影响，而美国的社会问题其实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复杂得多。

■  宋鸿兵 （现任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
未来中国的贸易战将会变得极其尖锐
这次危机是是一场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危机。 未来中美贸易战会越来越激烈，这对中国的出口经济模式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我们的外部出口不太可能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增长之后，中国必须要靠内需拉动。

■  徐旭 （现任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
民营资本应当建立自己的智库
从全国进出口的数据来看，2008年国有企业占比较2004年下降了4.7个百分点，民营占比则上升了7.1个百分点；2009年1~11月，国有企业占比又比2008年下降了4.19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和2008年两次普查统计中也显示，在第二、三产业企业资产中，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比分别下降了8.1个百分点和上升了3.3个百分点。以上两组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观点。
当前，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大多都在那些资源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领域，在并购重组过程中以强吃弱、以大吃小，这符合市场规律。
我认为当前应组建由民营企业资助的“民营智库”，专门研究民营资本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政府的政策导向，向民营企业提供指导性意见，对政府政策的不足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现代化经营理念，提升民营企业的素质和地位。

 ■  孙兆学 （现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
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国家战略
中国在资源走出去的战略中，应该有一个国家战略，应该在资本投资过程中进入到主体行业，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和世界一些大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实现多样化，特别是在一些产业链上必须进行融合，不能孤立作战，不能一枝独大。我们对紧缺资源必须要有战略性的研究。此外，在金融战略上，人民币怎样国际化、怎样用增加黄金储量支撑人民币诚信度等，都是我们应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如何实现“国进民进”
■ 靳海涛 （现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用政府引导基金实践“国进民进”
当前最时髦的话题就是“中国模式”，我认为“国进民进”是用最简短的语言诠释“中国模式”。我认为下一步的国家战略应该继续推进国进民进，大致上包括三个内容：
 第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互相学习，互补优势。第二，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联系起来，股权结构多元化，相互融通。第三，在创新领域，应该是国进带动民进，因为在社会责任、前瞻性等考虑上，国有企业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责任，同时带动民营资本跟进。

■ 王永利 （现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要坚持国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
高度国有的体制不能再回去，像苏联那样全部都分了，显然也不可以。所以要坚持国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特别是遇到大危机的时候。怎样进一步推进？一是扩大规模，扩大市场。二是大家很容易把国有和民营截然分离开，实际上它是可以融合的，比如国有银行都在推行股份制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 王湘穗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向公平一方努力
第一，当前舆论提出的“国进民退”有意识形态的背景。许多人是从经济角度切入，谈政治话题。
第二，要把“以人为本”确立为进和退的基本目标，要以人民福祉为目标。
第三，对中国来说，国有和民营经济都应该发展、都应该进。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经济生态想象成一片树林的话，应该是乔木、灌木、草地和苔藓都存在，各自都长得很好，就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森林生态。国有企业要与跨国集团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博弈，民营资本恐怕不行。但是有很多事，国有企业也做不好。用战争比喻，这就像野战军、地方部队、民兵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 白益民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以日本为鉴看如何实现“国进民进”
日本的经济体制叫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他们每个企业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整个形成的是一套民有国营的体制。日本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社会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形成一个利益集团，然后又共同去海外投资，共享情报。这样的组织形态西方称为“法人资本主义”，日本学者总结为“公社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叫“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

■ 向松祚 （《环球财经》总编辑）
“进”的内容有不同主张
我同意“国进民进”的提法，但是“进”的内容我有不同主张。我想面向未来中国真正要做的事应该是在教育、科技、文化、思想、国家形象、法制建设，尤其帮助民营企业怎么走向国际市场做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