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是“半年河东，半年河西”。　　

年初，大家担心的是“过热”、“通胀”、“升值”等等之类，现在转而开始忧虑二次探底了，开始讨论是否要“二次刺激”了。　　

现在的经济形势看起来好像一架过山车，市场和政府是乘车的游客，在忽上忽下、旋转翻滚中爆发出一阵阵恐惧、刺耳的惊呼。　　

事实上，比过山车还要复杂，无论如何惊险刺激，过山车的轨道毕竟是设计好的，是可控的，而经济形势的轨道如何延伸，似乎没有人知道，当然也无法控制。　　

更严重的是，政府们不仅不承认经济形势的不可控性，而且也不承认它是一辆过山车，而是掩耳盗铃地说它就是一辆在平坦大道上行驶的，性能良好的小轿车。想刹车就刹车，想提速就提速，想跑多少码就跑多少码。　　

更更严重地是，很多市场人士也是这么认为。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可能破灭，为啥，因为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不会允许它破裂。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不顾空置率，无视租售比，中国的民间和国有资金对房地产趋之若鹜，前赴后继。　　

在最近这一轮被称为房地产最严厉的调控中，我们的国有银行不断地发布报告称，自己可以承受30%的房价涨幅，无非在向市场传达中央的意图，希望房价降幅控制在这个限度以内。真实太精确了，真的可以这么精确吗？　　

我们正在陷入一种盲目的政府万能迷信，盲目地相信政府可以将市场玩弄于股掌之间。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极右滑向极左，从市场万能迷信滑向政府万能迷信。是极右的市场万能迷信导致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全世界都在恐惧中开始信奉政府万能。　　

我们想说的是，政府不是市场的救命稻草，盲目地迷信政府只会使形势更加恶化。　　

也就是说，是市场万能迷信引燃了全球经济危机，而政府万能迷信将会把危机推向一个又一个深渊。　　

靠所谓的宏观调控，所谓的经济刺激，不可能化解当前的经济矛盾，只能暂时延迟它。有一次刺激，必然会有二次探底；有二次刺激必然会有三次探底，有N次刺激，必然会有N+1次探底。而且，底是一次比一次深，直至无法再刺激。　　

那么面对危机我们就坐以待毙吗？就应该对经济形势听之任之吗？　　

当然不是。　　

从扬汤止沸的、宏观调控的浅层次看，经济形势的确不可控，但是从釜底抽薪的、结构调整的深层次看，经济形势是可控的。　　

宏观调控只是在经济结构性问题不严重时才有效。当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时，宏观调控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将因为无法消除结构性问题而最终失效。不仅如此，结构性问题还会因为延迟而恶化。　　

可以这么说，宏观调控就是止痛片和麻醉剂，它可以暂时消除痛苦，但是不能根除痛苦的根源；结构调整是大手术，能够消除痛苦的根源，从而根除痛苦。但是，宏观调控本身是无痛的，而结构调整本身是痛苦的，一个理想的结果是，应该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同时进行。类似于在重大手术时一定要使用麻醉剂和止痛药。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使用宏观调控，而较少地实施结构调整。　　

中国当前的经济存在太多的结构性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收入分配结构太不合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社会总收入过多地流向占人口比例很少的强势利益集团阶层，过少地流向占人口比例很大的普通劳动者。有钱人的基本消费早已经满足，他们有钱但已经不想再继续增加基本消费；没钱人的基本消费远没有满足，他们想继续增加消费但是却没有钱。导致基本消费需求不足局面的出现，这是经济危机的经典根源。　　

在现在的中国豪房、豪车、豪饰、豪服需求增长很快，据说奔驰、奥迪等德国几家顶级车商的生意最近好的一塌糊涂，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这还不算中国人到国外的奢侈品采购。但另一方面，在基本消费用品方面，需求的增长是缓慢的，我们的产能是远大于需求的。　　

实施收入分配改革，压缩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增加内需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　　

但收入分配改革和宏观调控不同，它实质上是一种权利再分配改革，需要强行把强势利益集团的权利扒下一块来，放到弱势利益集团中去。　　

资本主义历史上，最经典的收入分配改革就是“罗斯福新政”，其思想源泉是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包括实施社会保障，累进税，提高工人的谈判力等。有人说，罗斯福新政是凯因斯主义的，这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凯因斯的《通论》发表于1936年，而罗斯福的新政在3年前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1934年的一次会谈中，罗斯福对凯因斯更是不屑一顾。　　

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式的结构调整，它是一项改革权利分配结构的政治改革；凯因斯主义只是不涉及权利调整宏观调控。　　

罗斯福被称为是一个背叛了自己阶层的人——作为一个资本家出身的人，他打击资本家，保护劳动，强迫实现权利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这恰恰是罗斯福的伟大之处，他背叛了自己的阶层，却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缔造了一个长达40年高增长的基础之一。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克鲁格曼认为，罗斯福的收入分配“大压缩”是战后美国高增长的重要基础之一。　　

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罗斯福，而不是凯因斯，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宏观调控。只是和罗斯福不同的是，中国当前需要打击的不是纯粹的资本家，而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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