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急于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杨 斌

　　当前正在西亚、北非地区蔓延的政治经济动荡，同美联储滥发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根据美国国会的报告，自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部、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至少投入了8.5万亿美元资金来挽救美国经济，其中主要是美联储通过各种方式滥发信贷，收购美国国债和银行的有毒资产。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的总和，包括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泡沫经济破灭初期大量增发货币向金融市场注资，能够暂时取得缓解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效果，但长期持续注资就会造成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由于美元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主要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美联储不断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全球美元泛滥，势必引起这些关系民众生活的商品价格猛涨，导致各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债券不断贬值。

　　美国还诱导各国中央银行效仿美联储的政策，普遍采取了发放天量信贷的办法应对经济衰退，各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相互共振必然加剧全球通货膨胀。2011年2月25日，《华尔街日报》载文指出，美联储政策是中东乱局的推手，美联储正为不断增加的巨额联邦赤字提供资金，这一举动将毫无疑问地导致国内通胀。与此同时，它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引起全球通胀，导致政治动荡。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动荡或许对美国有益。近两年来，许多国家的食品、能源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两位数。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消费支出中食品、燃料占更大比重，美联储滥发货币政策必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冲击，而国际局势动荡能够刺激避险情绪，有利于维护美元霸权，这样既能滥发美元又能避免美元急剧下跌并丧失购买力，通过制造、加剧国际局势动荡能获得千百亿美元利益。正因如此，美国一面积极输出天量信贷政策、美元和通货膨胀，一面竭力宣扬“普世价值”、输出颜色革命和政治动荡，通过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损失谋求多方面利益。

　　2011年，美国不惜冒着穆斯林极端势力兴起的巨大风险，抛弃突尼斯、埃及等亲美盟友，诱发了西亚、北非局势激烈动荡，但是美元一反常态，不但没有反弹反而大幅度下跌。美国看到美元逐渐丧失传统避险货币地位焦急万分，大肆宣扬美国经济强劲反弹以恢复美元信心，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舆论的反应平淡导致美元依旧疲软。显然，美国官方公布经济统计数据并不能让国际投资者放心，美国汽车行业不惜采取类似房地产次级贷款的办法刺激销售额大幅度增长，其实并不能说明市场好转，甚至可以看作是市场严重疲软和爆发危机的前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承认汽车离开工厂就计为销售收入，实际上很可能变成商家库存而并非出售给消费者。2011年1月，美国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而油价增长，但2月份美国汽车销售增长27%，使得国际投资者更加怀疑美国经济复苏舆论的真实性，于是抛弃传统避险货币美元而宁愿选择欧洲货币，尽管许多欧洲国家尚未摆脱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2011年3月初，美元已出现跌破长期趋势均线的险情，甚至西方国家开始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也未能扭转美元颓势，一旦继续跌破2008年和2009年的心理支撑点位，美元甚至可能遭遇恐慌性抛售并出现大幅度下跌。

　　美国作为拥有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视金融泡沫破灭引发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不会容忍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美元霸权走向衰落，为了转嫁危机并维护霸权可能采取进一步的举动，包括先发制人引发新一轮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大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以充分控制其石油资源，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制造战争危险局势，加大金融投机力度促使全球食品、能源价格暴涨，加剧全球严重通货膨胀来诱发各国民众的不满情绪，配合非政府组织、互联网宣扬“普世价值”并精心策划突发事件，甚至直接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政治动乱和颜色革命。美国历来将美元霸权视为维护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关键，为此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蓄意制造危机甚至发动战争。

　　当前美国迫不及待地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甚至不惜抛弃同美长期合作的中东亲美战略盟国，是由于美国经济正再次面临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前夕的危急形势。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投机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无限制膨胀，美欧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80万亿美元，比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50倍，比50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还高出10多倍。美国的巨额注资绝大部分流入虚拟金融部门而非实体部门，人为大幅度提升巨额有毒资产价值以避免华尔街破产，虚拟泡沫经济领域实际上已经发生超级通货膨胀，这意味着美国巨资救市后形势缓解只是“治标不治本”，美国经济随时可能面临新一轮泡沫破裂冲击的威胁。

　　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重视刺激实体经济部门的措施，但是他提出的8000亿美元刺激公共基础建设计划，仅占美国出台各种救市计划总金额的8%。2009年7月20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巴洛夫斯基表示，目前联邦政府各项援助计划仅仅是挽救银行行动的开始，未来救助银行的总金额可能高达23.7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这表明他间接承认已经暴露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机构利润更加依赖于投机赌博性交易，高盛的高风险投机性日均交易额达到2.45亿美元，同次贷危机前200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这只显示美国银行业盈利增长并非意味着运行正常，而是潜伏着比次贷危机前更大的金融风险。

　　2011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像2008年严重金融风暴爆发前夕，值得高度关注。2007年美国注资千亿美元挽救次贷危机之后，2008年上半年似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一切良好，其实那只是物价指数掩盖了真实通货膨胀的假象。当时美国高盛等华尔街金融机构深知救市只能延缓危机，破坏威力更大的次贷金融衍生品泡沫即将破灭，一面在美国政府、媒体制造的乐观舆论掩盖下悄悄出货撤资，一面购买大量信贷违约合约（CDS）暗中布局作空市场，准备在更加猛烈金融危机引发的市场恐慌中谋取暴利。高盛等华尔街金融机构还将从次贷市场撤出的资金，投入商品期货市场大肆投机炒作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导致石油、粮食价格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暴涨了数倍。由于美国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将能源、食品排除在外，无法反映能源、食品涨价导致通货膨胀的真实情况，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掩盖了实际经济衰退，直到2008年9月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政府才修正数据称2007年第4季度就已步入经济衰退，石油、粮食价格在经济危机冲击下又开始出现暴跌。2010年下半年全球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再次猛涨，同华尔街金融机构将通过注资救市获得的巨大流动性，纷纷从即将破灭的各种金融泡沫领域撤出，再次涌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有很大关系。2010年不同于2008年的是，撤资范围不仅限于房地产泡沫领域，而且还包括股市、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和政府国债泡沫。美国标准·普尔股票指数上涨的同时出现大规模撤资，清楚表明金融垄断财团正在经济复苏舆论掩盖下拉高出货。2010年12月15日截止的一周内，美国股市的资金流出额高达24亿美元，地方市政公共债券撤资额高达86.2亿美元；2011年3月10日, 比尔· 格鲁斯掌管的美国最大债券投资基金抛售了全部国债债券，表明投资者甚至对美国最安全的国债也丧失了信心。

　　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奇怪现象，西方主流媒体在爆发重大危机前夕往往散布乐观舆论，吸引投资者购买金融财团悄悄抛售的股票、债券。一些发展中国家爆发大危机前夕都曾倍受西方媒体赞扬，如阿根廷、泰国、埃及、突尼斯都曾遵循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积极推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并实现“与国际接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扬为推行经济改革的“模范国家”，而爆发危机后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落井下石、横遭责难。美国传播媒体主要被若干金融财团所拥有和掌控，国际货币基金主要代表美国财政部和金融财团的利益，美国正是依靠输出特定的经济理论、政策和舆论，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进而输出有毒资产、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倘若人们对此缺乏警惕，就会对种种奇怪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时常误入陷阱，因资产贬值或危机动荡蒙受损失。但是，倘若人们意识到美国有系统地利用舆论、经济、金融杠杠作为大规模掠夺财富和削弱、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就能识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为制造泡沫和提前出货套利所蓄意散布的种种虚假理论、统计数据和媒体舆论，预见到爆发危机的风险，并采取措施防范冲击避免财富损失。 

　　西方媒体将埃及、突尼斯的亲美统治者称为独裁者，但实际上这些统治者甚至根本没有独立裁决的能力，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忠实地秉承了美国的旨意，在社会经济领域完整地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美国著名教授乔苏德基称这些亲美统治者实际上是美国的傀儡。埃及的穆巴拉克从1991年起就秉承美国旨意，推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包括大规模私有化、削减政府干预和社会开支，解除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并出售国有企业，减少政府的公共服务、燃料、食品的价格补贴，实现价格机制、银行金融、投资领域的国际接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埃及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私有化带来的腐败泛滥激起了强烈的社会不满。突尼斯的本·阿里于1988开始推行全面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开放垄断性行业并吸引私企、外企参与竞争，1995年有95家竞争性和垄断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几乎出售了全部国有企业。突尼斯的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失业，本·阿里时代的实际失业增加了10倍，实际失业率高达30%，青年失业率高达50%。外资控制了突尼斯经济命脉，汽车、石油开采等支柱产业均被外资企业控制，本·阿里家族却借私有化之机大发横财，据估计其家族的全部资产达到35亿英镑。但是，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一直将埃及、突尼斯称赞为“改革模范”。现在，他们却丝毫不谈“华盛顿共识”误导而将社会动乱归咎于政治独裁，掩盖中东统治者背后的真正独裁者正是美国自己这个事实。

　　美国深知新自由主义政策必然带来严重社会问题，早就着手接触、培育反对派为政权更迭作准备，以便扶植更加亲美的傀儡政权上台谋求更大利益。埃及、突尼斯统治者秉承美国旨意推行的宪政改革，又为美国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创造了条件。突尼斯的本·阿里于1988年2月将执政党名称改为“宪政民主联盟”，后来还修改选举法设立两院议会制并规定反对党议席不少于20%，宣扬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并允许非政府组织发展，向西方跨国企业开放传播媒体和互联网等领域。近30年来，美国一面支持埃及、突尼斯的亲美统治者，一面积极扶植反对派和宣扬人权、民主的非政治组织，美国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理，都曾亲自会见埃及的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代表。美国还通过同中央情报局联系密切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埃及、突尼斯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大量资助。美国中央情报局由于策划大量军事政变而臭名昭著，于是改为利用国家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等公开外围组织，向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渗透、培育非政府组织、影响并操纵选举，精心策划突发事件、政治动荡和推动有利于美国的政权更迭。美国还有意识地利用推动私有化过程中掌握的战略性腐败证据，作为胁迫、操纵各国有污点高官为其谋求重大战略利益的手段。据国际媒体对全球各国大量私有化项目的调查，出售国有资产普遍存在严重的行贿腐败，行情惯例是索取出售国企价值10%的回扣，这已成为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的普遍市场规律。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利用这种市场规律谋求经济利益，廉价控制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还广泛利用所获取的腐败证据谋求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埃及、突尼斯政府的某些高官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原政权，同美国情报机构利用其腐败证据进行胁迫有密切关系。中东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侵吞资产暴富的高官，普遍惧怕政治动荡引起股市、楼市暴跌和财产损失，他们背叛原政权转向支持反对派动乱是出于外部胁迫压力。美国长期精心资助“脸谱”、“推特”等互联网站渗透，关键时刻有选择地曝光埃及、突尼斯某些高官的腐败证据，同时提供联络信息、通讯工具，精心组织街头动乱和颜色革命。

　　纵观当前西亚、北非和以前的中亚、东欧爆发颜色革命的许多国家，它们具备一些共同的政治经济环境、意识形态和舆论氛围特点。如，在政治上都曾推行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和民主选举，在国际外交政策上讨好、顺从美国的经济军事霸权，在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大规模私有化造成腐败泛滥并形成高官家族财团，新自由主义导致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蓄积了庞大的社会贫困人口和强烈的社会不满。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领导人和学者，盲目遵从美国倡导的全球化并实现同国际市场接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输出政治经济动荡的帮凶。突尼斯政府的经济领导人一直遵从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推行公益事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公共服务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管制并实现国际接轨，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诱发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创造了条件。2010年9月，突尼斯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达成了一项协议，取消残存的一点政府食品价格补贴，并实现完全与国际接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突尼斯政府2010年的协议，突尼斯政府承诺将严格控制政府财政开支和补贴，降低公共债务的比重以促进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此后不久，伦敦、纽约、芝加哥商品期货市场的大宗农产品价格随即开始了新一轮大幅度上涨，成为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的导火索。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的高度巧合令人感到惊讶，显示了美国正是依靠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误导发展中国家打开大门实现国际接轨，进而输出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并维护美元霸权。但是，西方媒体将突尼斯动乱完全归咎于政治独裁，掩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胁迫误导政策的破坏作用。

　　埃及、突尼斯以及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发生危机的教训说明，政府任命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主管经济金融部门非常危险，他们容易受到美国极右翼和情报机构的欣赏并建立密切联系，往往卷入涉外金融、贱卖国有资产巨额交易并被美国掌握证据，容易受到美国威逼利诱，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本国战略利益。阿根廷经济部长卡瓦略积极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备受美国赞扬，他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因涉嫌违反经济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国跨国银行泄密、协助资本外逃并逃避管制。分别被称为俄罗斯“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和丘拜斯，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受雇设计旨在掠夺的私有化方案，充当甚至连西方经济学家都不耻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已被美国收买、控制的买办身份。埃及、突尼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配合美国选择在国际农产品价格暴涨的关键时刻，完全取消政府价格补贴并实现国际接轨，实际上也充当了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的帮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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