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以经济高速发展著称的新兴国家，纷纷出现经济下滑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2012年新兴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为4.9%，比2011年下降1.3个百分点，其中俄罗斯从4.3%降至2.2%，巴西从2010年的7.5%降至2011年的2.7%，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0.9%。2013年上半年，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分别下跌22.14%、16.47%和12.07%。国际上有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意思是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将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拉美化现象”。而当前很多新兴国家恰好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新兴国家是介于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半边缘国家”。从历史经验看，这类国家距离迈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看似只一步之遥，但真正能跨越这一步的国家少之又少。当前，新兴国家接连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深入分析新兴国家动荡的根源，有助我们未雨绸缪，明确未来前行方向。

　　一、资本主义“毁灭性破坏”的外溢效应殃及新兴国家

　　由于西方国家处在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把持国际经济和金融主导权，当遭遇经济危机后，这些国家仍可以通过保护主义、再工业化、量化宽松等政策，刺激本国经济，对外转嫁危机。而处在产业链中低端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则缺乏这种规避风险和转嫁危机的能力。这些国家当初拥抱全球化的过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全球化本身蕴含的“双刃剑”效应：当中心国家经济兴旺繁荣时，这些发展中国家也能“一荣俱荣”，获得一定发展收益;而当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后，这些国家便只能“一损俱损”，无端遭受殃及。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急剧萎缩，使经济对外依赖度高的新兴国家深受影响。同时，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凭借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滥发货币，推出多轮“量化宽松”政策，由此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国家货币升值、通胀加剧、出口受阻。而当美国停止量化宽松，大量货币又回流美国，引发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大起大落。在“一损俱损”和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过程中，经济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最先受到殃及。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之所以相继出现政权垮台，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最薄弱链条”，因而受冲击最早，后果最严重。相比之下，新兴国家属于“半边缘国家”，有一定经济承受力，尚不致像阿拉伯国家那样大批量政权更替，但出现经济下滑乃至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则在所难免。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金融大鳄惯于借发展中国家经济剧烈波动“剪羊毛”，当前新兴国家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不排除西方某些势力刻意推动、作空的成分。

　　二、新兴国家自身处境脆弱，发展战略也有误区

　　新兴国家当前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期。这些国家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历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因此往往需要同时解决多组棘手难题：既要工业化，也要信息化;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政治变革;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既要打击阻碍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集团，也要培植新的中产阶层队伍;既要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也要保持传统文化。各种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各派势力盘根错节，变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新兴国家的“发展转型期”，同时也是“矛盾多发期”和“政治危险期”。政府处置问题如方向偏差、顺序颠倒、方式失当、时机不成熟，往往动辄得咎，“按倒葫芦起来瓢”，由此积累下大量矛盾和不满。再加上网络传播和外部势力推波助澜，往往使简单问题复杂化，使小问题演变为大危机。如突尼斯政权更替源于小贩自焚;土耳其持续抗议源于马克西姆广场拆迁改建;巴西民众大规模抗议起因于公共交通费用涨价。

　　从主观方面看，新兴国家的自身发展战略也存在一定误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不同阶段有不同经济战略。二战结束后，日韩在现代化初期都奉行“贸易立国”，靠低端产品和出口加工获得经济起飞的“第一桶金”。在此之后，便适时转向“技术立国”，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逐步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只转移财富，而不自动创造财富，只有制造业(尤其高端制造业)才是真正的“摇钱树”。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易被“出口导向”带来的表面繁荣迷惑，沉迷于“GDP崇拜”，满足于“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忽视工业能力提升和经济自主性。西方大国及其把持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借机推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忽悠”发展中国家沿袭“比较优势”思路。由此造成部分新兴国家发展模式单一，要么是资源驱动，要么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伪工业化”。这类经济模式往往脆弱敏感，“发达国家打喷嚏，新兴国家就感冒”，进而由经济领域传导到社会和政治领域，轻则社会动荡，民众骚乱抗议(如土耳其、巴西)，重则政权倒台(如突尼斯、埃及)。

　　土耳其是典型案例。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土耳其就将全面私有化作为释放“改革红利”的主要法宝。2003年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私有化力度进一步加大，电信、化工、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体彩、公路、卫生、教育、住房等统统被列入私有化行列。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不仅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而且还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日益陷入“依附性陷阱”。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便会出现巨大波动乃至经济危机。1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后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1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当前，土耳其贫富分化程度在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倒数第二。因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完全在意料之中。而巴西、俄罗斯、南非、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同样存在爆发社会动荡的现实可能性。新兴国家如不尽早调整战略，经济仍将被西方经济危机笼罩、殃及，社会动荡和各种隐患仍将持续发酵、发作。

　　三、清算新自由主义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

　　当前，新兴国家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沿着惯性向前走，长期徘徊于“有增长无发展”;另一条路是将危机化为转机，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最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宿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搞清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什么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通过何种手段来实现国富民强?新兴国家当前处境表明，充当“世界加工厂”或出卖原材料显然不是办法。而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表明，一味靠壮大金融业增加国家财富，同样是缘木求鱼。相较而言，唯有发展和壮大民族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才是真正创造财富的“会下金蛋的鸡”。

　　回顾当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的富强之路，几乎都是竞相发展本国制造业。而为保护这只“会下金蛋的鸡”成长壮大，这些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产业保护，等到本土工业强大到足以与外部进行竞争或能在竞争中获胜时，才打开国门，祭起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大旗，鼓吹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经济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等貌似动人的市场教条。表面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可以使所有国家从中受益，但由于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产品附加值不同，因而这种自由流动和产品交换，实际只是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更为有利，而对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则很容易陷入“坏的自由贸易”和产业链下游位置。但很多国家不明白这个“先保护，后开放”的道理，简单地认为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就可以实现富裕，“只开放，不保护”，结果导致相对虚弱的民族工业逐步萎缩，日趋沦为产业链下游国家而不自知。这种悲剧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常可以看到。

　　这种经验教训对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部分国人深受新自由主义毒害，将“改革”与“开放”混为一谈，将“对外开放”当成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而对民族产业缺乏保护意识，结果在掌握着技术、管理和品牌优势的西方大企业竞争下，中国不甚强大的民族工业体系日趋瓦解。据媒体报道，当前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今日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产业。而民族制造业萎缩的最终结果，就是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只能充当打工者角色，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国内不少地方频频出现靠高强度压榨劳动力，以维持经济繁荣的“血汗工厂”。这方面例证不胜枚举。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做法，导致“有增长无发展”，只见GDP增长，不见民众真正富裕。与此同时，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开放，使中国政策调整面临两难：继续参与“寻底竞赛”，靠压榨工农劳动者和低工资维持经济繁荣，势必会造成庞大的无产者队伍，出现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动荡隐患;但如果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跨国资本在感到无利可图或利润减少的情况下，很可能将企业转迁到更落后的国家(如越南)，使中国陷入类似南欧国家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

　　中国要彻底摆脱这种结构性困境，步入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首先必须破除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迷信。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靠对外开放实现持久繁荣，反而制造出大量依附性经济体或经济失败国家。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应是更好地提高独立自主能力，而不是“为开放而开放”。因此在政策实践中，必须时时把握对外开放节奏和主动权，加强对本土市场和民族产业的保护力度。

（原标题：新兴国家处在转型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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