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 著 韩红军 译

　　[内容提要]本文强调了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的重要性，重点论述了“剩余”和帝国主义租金，并对剩余提出了一个“定量指标”。通过对剩余这个概念相关组成部分的分析，作者认为，对大部分活动进行的管理具有寄生性，会使GDP膨胀，从而大大降低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真正“财富”的指标的深远意义。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以垄断租金即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出现，把帝国主义租金从边缘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促使对剩余的吸收处于膨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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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有胆量、也有能力继续完成由马克思着手研究的工作。他们通过观察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价值，即工资的增长率，只能低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倾向。因此，他们推断，若没有系统的组织方式去吸收超额利润，这种由畸变产生的失衡将会导致停滞趋势。

　　这次观察成为他们后来定义“剩余”这个新概念的出发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资本积累进行了动态分析，将之概括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而巴兰在马克思的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吸收剩余的第三部类”的论点。

　　我一直将他们的这种果敢举措视为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巴兰和斯威齐有胆量、也有能力“从研究马克思入手”。像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会继续解读、评论马克思的理论研究。

　　就我而言，我完全接受巴兰和斯威齐做出的重要贡献。借此机会，我也想提出一个衡量“剩余”的“定量指标”。

　　剩余的定量指标

　　饱受争议的剩余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超出了劳动力工资增长的结果。假设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年增长率大约为4.5%，与资本设备假定的平均使用寿命相对应的话，大约15年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足以使净产值翻一番。第一部类由投资品组成，投资品等同于投资收益;第二部类由工资品组成，工资品等同于工资。为了简化此次讨论，我们假设两大部类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都为固定值。若允许这些参数值可变，我们只能为这个模型使用代数符号进行标记，这么做或许很容易，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只要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净产值的增长，即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也无法对这个模型所证明的结果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假设，在长期水平上，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大约为2.5%，那么15年后实际工资将增长40%。这个模型的一些关键数值的变化将与下表的估值相吻合。

　　表1：积累和第三部类(剩余)

　　年份 净收入 第一部类 第二部类 第三部类

　　1 100 50 50 0

　　15 200 70 70 60

　　30 400 100 100 200

　　45 800 140 140 520

　　这个体系经过半个世纪有规律的不断演化之后，剩余(它定义了第三部类相对于净收入的规模、工资总额本身、再投资收益和盈余)占据了净产值2/3的份额(大致与国内生产总值相等)。

　　此处所指的转变大致发生在20世纪一些“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三个国家和地区)。凯恩斯曾经明确指出，成熟的资本主义将受到经济持续停滞这一潜在趋势的困扰。但他并没有对这种趋势进行解释，这种趋势可能会要求他认真思考是否要用垄断资本主义来替代“古典的”竞争性模型。因此，他的解释显得有些多余：停滞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益或新投资预期利润无法解释的下降(甚至低于最强的流动性偏好)造成的。相比之下，巴兰和斯威齐则无可挑剔地解释了停滞趋势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他们解开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谜团。

　　最初，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剩余实际上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家税收融资支出的10%到15%。这项开支用以维持主权(行政管理、治安及军队)支出、与社会服务相关的公共管理(教育、公共卫生)支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桥梁、港口、铁路)支出。

　　通过对与剩余这个概念相关的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管理规则具有多样性。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与马克思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基本对应的分别被划归为“第一产业部门”(农业生产和采矿)和“第二产业部门”(制造业)，还有一部分所谓的“第三产业部门”，而第三产业部门的活动却无法从核算数据中获取，因为没有为此而专门设计的核算数据，即使对它们的地位的界定本身并非混乱不清。间接参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产出的有：运输工具、原材料和制成品;产品贸易;以及为两大部类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管理成本。因此，有些既不是直接也不是间接的产出组成部分被视作剩余要素，具体包括：政府管理、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涉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养老金)、与销售成本相关的服务(广告)以及对低收入者的个人支出(包括住房支出)。

　　尚处于争议中的“服务项目”在“第三产业”的名目下被归并到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中(在其中可能区分出一个新的部门，即“第四产业”)，无论它是由公共部门还是由私人部门经营，自身都无法证明它们是源于第三部类(“剩余”)。事实上，在核心地区的发达国家(在许多边缘地区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虽然这一不同问题在此处并没有涉及)，“第三产业部门”的总量远远超出“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的总量。此外，这些国家的各种税收和强制征税的总量达到或超过其GDP的40%。一些原教旨主义右翼理论家呼吁“削减”财政支出，而他们的言论纯粹是蛊惑人心：因为资本主义再也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发挥其职能。事实上，对“富人”任何形式的减税都必然导致“穷人”税收负担的增加。

　　因此，在无重大错误风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判断“剩余”(第三部类)占GDP的一半，换句话说，“剩余”在19世纪仅占GDP的10%，而发展到21世纪最初10年，其占GDP的比值已上升到50%。所以，如果像在马克思的时代那样，仅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积累进行分析，那么这在当时的确言之有理，然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巴兰、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关注第三部类(以及与此相关的“剩余”概念)，他们为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却对此提出质疑，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另外，并非剩余中的“一切”都被斥责为无用的或寄生性的。事实绝非如此。相反，与第三部类相关的大部分支出的增长值得称道。在人类文明进入到较高阶段时，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退休等活动支出--甚至与取代市场结构的民主结构相关的其他社会化“服务”的支出，如公共交通和住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相反，第三部类的一些基本要素，如在20世纪增长速度惊人的“销售成本”，明显具有寄生性，这很早就被琼•罗宾逊等经济学家发现，但这些经济学家却遭到经济学界的蔑视和诽谤。一些政府支出(武器)和私人支出(保安、法律部门)同样也具有寄生性。毫无疑问(或许我们应该质疑)，部分第三部类是由工人社会福利救济金和工资补贴(卫生保健和失业保险、养老金)构成的。同样，在过去的30年里，工人阶级通过激烈的斗争而获得的这些福利待遇却一直备受质疑，其中一些已被严重削减，其他一些由政府当局根据社会团结原则制定的福利条款已经转化为由私人管理，可根据“个人权利”进行“自由的讨价还价”。这种福利管理模式在美国相当普遍，还蔓延到了欧洲，为剩余投资提供了利润丰厚的补偿。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有用还是无用，所有的GDP都在履行同一职能：让资本积累继续增长而不受劳动收入增长乏力的影响。而且，许多第三部类的基本元素从政府管理转移到私有管理而引发的永久性斗争，也为资本打开了额外盈利的机会(从而增加了盈余量)。私人医疗保健机构告诉我们：“如果病人想要得到治疗，首先(私人诊所、实验室、制药厂、保险公司等机构)必须有利可图。”在吸收剩余方面，我对第三部类的职能分析与巴兰和斯威齐的开创性工作所表现出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对大部分活动进行的管理具有寄生性，会使GDP膨胀，从而大大降低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真正“财富”指标的深远意义。

　　然而，当前的趋势却是把第三部类的快速增长视为资本主义转型的标志，使“工业时代”转入“知识经济”的新阶段。因此，实现对资本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会重新获得其合法性。“知识经济”一词本身就是矛盾的。未来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确实是“知识经济”--资本主义永远也达不到的水平。就像安东尼奥•内格里和他的学生们在其著作中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内部试图通过其自身来发展生产力、建立未来经济，表面上看似合情合理，但事实上，这种建立在剥削劳动力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方式破坏了其进步的一面。这种破坏发生在第三部类发展的核心阶段，是为了吸收与垄断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的剩余。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并非资本主义更完美的社会形态，虽然它们做同样的事情，但社会主义在收入分配方面做得更好，也更公平。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是对直接生产使用价值进行社会化管理的模式，这恰好与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下参与吸收剩余的某些支出的强劲发展相一致。

　　帝国主义租金的数量级

　　全球资本主义与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进行的帝国主义剥削是分不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以垄断租金(通俗地说，就是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的形式出现。总的来说，垄断租金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租金。

　　我所提出的论点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性的价值规律(参见我撰写的《全球价值规律》一书)，强调了帝国主义租金的重要性。在此，我想阐述我对普遍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定量范围的看法，将它的影响同与吸收剩余相关的影响联系起来。

　　在帝国主义租金中，可量化部分的数量级是生产率相同的劳动力价格不同的结果，显然工资级差很大。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数量级，这里假设占世界人口总数20%的核心地区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3，占世界人口总数80%的边缘地区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3。假定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同为4.5%，核心地区的工资增长率为3.5%，而边缘地区的工资处于停滞状态，即零增长。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话，15年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发展结果可见下表。

　　表2：剩余(第三部门)和帝国主义租金

　　核心地区 边缘地区 世界

　　第1年 生产总值 66 33 100

　　工资 33 17 50

　　利润 33 16 50

　　第15年 生产总值 132 68 200

　　工资 56 17 73

　　利润 56 17 73

　　第三部类 20 — 20

　　帝国主义租金 — 34 34

　　无疑，帝国主义租金虽然几乎占边缘地区GDP的一半，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7%，占核心地区GDP的25%，但它还是部分地被汇率所掩盖。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它把不确定性引入了国际间的对比：GDP的价值对比是依据市场汇率，还是依据反映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此外，帝国主义租金并非以净利润的名义被转移到核心地区。当地的统治阶层仍牢牢控制着部分租金，而这也是它们同意“参与全球化游戏”的条件。事实上，源自帝国主义租金的物质利益不仅可以使资本利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同样也可以使富庶的核心地区的利润不断增长，这部分物质利益是相当丰厚的。

　　除了与劳动力工资级差相关的可量化优势外，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不可量化优势，这些不可量化优势基于对地球上物质资源的独家获取、技术垄断以及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

　　巴兰认为，把帝国主义租金从边缘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促使对剩余的吸收处于膨胀状态。鉴于当前正处在经济危机阶段，核心地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缓慢，而相比之下，边缘地区的经济增长则较为迅猛。只有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把对吸收剩余的分析与对榨取帝国主义租金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反差。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1期，摘自2013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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