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与道德

　　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却不多了。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下面便是其中几个例子：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6250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1/3。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承认，他们的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上面列出的这些东西，但是现今却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挣一些钱，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500美元。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000美元不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和市场观念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在增进富裕和繁荣方面，任何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制都不曾取得过如此的成功。然而，正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运作经济方面拥抱市场机制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

　　二、市场必胜论的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的首要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而且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结。金融危机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而且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两点，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多的诚信和责任，并且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作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而且还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所当之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数量实际超过了美国军队。)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之多。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公共空间的“冠名权”，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孕妈妈，以及近乎于准许买卖选票的贿选财政制度。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

　　三、一切都待价而沽

　　我们为什么对社会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方向迈进感到担忧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平等。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楚。它所关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问题，而是市场所具有的侵蚀倾向。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而且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挣钱的零活而非一种内在满足的源泉。将大学新生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有可能会增加学校的财务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该大学的诚信及其颁发的学位的价值。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当然，人们在哪些价值观值得关切，以及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值得关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为了决定金钱应当以及不应当买什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想给出的答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至少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即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用于进行这样的评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奴隶制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它将人视作可以在拍卖会上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对人作出评价——因为人应当得到尊严和尊重，而不能被视作创收的工具和使用的对象。

　　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所以，为了决定市场所属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如何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物品的道德意义以及评价它们的适当方式逐一展开辩论。

　　这是一种我们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未曾开展过的辩论。由于我们没有深切地意识到要开展这种辩论，也就是由于我们从未决定要开展这种辩论，所以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

　　四、重新思考市场的角色

　　任何重新思考市场角色和范围的尝试，都应当首先承认下面两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障碍。一个是市场观念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力量和威望，即便是在80年来市场失败最惨痛的后果面前亦复如此。另一个是我们公共话语中的怨怼和空泛。

　　第一个障碍很令人困惑。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对此前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的做法所作的一个道德裁定。曾经无所不能的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几近崩盘以及对大量紧急援助的需求(以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看似毫无疑问地引发了人们对市场的重新思考。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为美联储的主席，曾长期扮演市场必胜论信念的高级传教士。即便像他这样的人后来也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怀疑态度”承认说，他对市场自我纠错力量的信心被证明是错误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曾积极推广市场信念，但金融危机后的那一期，封面上是一本正在溶解成泡沫的经济学教科书，标题则是“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最终走向了毁灭。其后想必是一个道德清算的时代，亦即一个重新追问市场信念的时代。然而，事实却证明，社会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

　　金融市场的惨烈失败并没有从整体上动摇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其实，相对于银行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所破坏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声誉。这场金融危机将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抛进了继1929年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之中，并且让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然而即便这样，它也没有使人们从根本上对市场问题进行反思。相反，它在美国所导致的最显著的政治后果却是茶党运动的兴起，然而茶党运动对政府的敌意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甚至都会使当年的罗纳德·里根深感汗颜。2011年秋天，“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把他们的矛头直指大银行和大公司的权力以及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尽管茶党与占领华尔街的激进主义分子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是在对政府采取紧急援助措施方面表达一种民粹式的愤慨。

　　除了这类抗议声音外，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严肃辩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仍严重缺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仍在对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等问题争论不休，只是现在的争论更多了一点党派色彩、更少了一些鼓舞或说服力而已。由于政治体制没有能力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公民对这种政治体制越来越感到灰心，同时对政治的理想也日渐幻灭。

　　公共话语的这般窘况乃是开展关于市场道德局限之辩论的第二大障碍。在一个政治争辩主要由有线电视上的吵架比赛、广播讨论节目里党派性极强的谩骂和国会中意识形态性的扔食品大战所组成的时代里，很难想象人们会把一种关于这类颇具争议的道德问题的理性公共辩论视作评价生育、儿童、教育、健康、环境、公民资格以及其他物品的正确途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辩论是可能的，而且还会促使我们的公共生活焕发生机。我们的政治之所以过于激烈，实在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亦即缺少了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而且也未能关注人们所关切的那些重大问题。

　　市场逻辑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辩论从公共生活中排挤出去。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断。市场并不追问一些评价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当。如果某人愿意花一笔钱来购买一个肾脏，而另一个同意此桩买卖的成年人也愿意出售，那么经济学家问的唯一问题就是“多少钱”。市场不会指责这种做法，而且它们也不会对高尚的偏好与卑鄙的偏好加以区别。交易各方都会自己确定所交易的东西具有多大价值。

　　这种对价值不加道德判断的立场处于市场逻辑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愿进行道德和精神争论，加之我们对市场的膜拜，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亦即管控政治)的盛行，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社会。

　　(注：本文选自《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序言)

　　(作者：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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