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作为哲学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能够在研究经济问题、制定经济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指导经济建设时，始终从哲学和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①]。尽管毛所代表的党中央在经济决策中犯过一些错误，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出现一些波折，但是他们对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所做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以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以及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可以说已度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水期，而应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好坏。今天，倘若不带离奇的偏见，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尤其是有关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具有反作用。在生产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适应与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生产力也就不断向前进步。不断进步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后，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会越来越大，由此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大调整或大变革，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②]

　　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通过主动变革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以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切社会体制都不会例外。

　　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始终处于落后挨打的处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终结了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上层建筑。“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④]。而后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以公有制(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如此改变、革新了整个新中国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二、发展生产力，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农业、技术和文化革命

　　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真的是十分薄弱，可谓一穷二白。“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⑤]。旧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比这“一穷二白”近似文学语言的描述要严重得多。“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生无就业之望”[⑥]。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饥寒交迫，糠菜半年粮，穿的是破衣烂裳，住的是土屋草房。

　　为了改变这“一穷二白”的面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变革上层建筑，调整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依照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是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⑦]人才、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及其进步的主要载体。“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地教育;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好”。[⑧]

　　工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是强国富民的根本措施。“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的落后”[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就提出建设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⑩]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外国，崇洋媚外，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象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到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1]

　　事实不可否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制造从针头线脑，到汽车坦克，再到飞机导弹近乎无所不能。中国从一个破败落后任人欺负的农业国，变成了令美苏霸权都不可小视的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在国际上真正实现了由“棋子”到“旗手”的飞跃。

　　但是，在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过程，由于没有处理好四者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是“超英赶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出现了波折，不断调整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中“一大二公”，上层建筑中的“以阶级为纲”、“高度集权”)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劳动生产率(包括工业与农业)出现停滞不前的趋势。因此，有必要通过和平方式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部分，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部分进行调整，这就是始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2]

　　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帝国主义生产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文件中都赫然写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就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1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改革——主要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开放——主要是引进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先进生产力。

　　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众多物质文化领域的生产力比中国先进、发达，因此要创造条件，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所谓生产力，是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劳动者技能、企业家管理等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当象当初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那样引进领先者英国的技工、设备，抑或象后来的东亚日本、韩国那样购买西方专利、设备，消化吸收，推陈出新。

　　然而，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某种力量的引导或诱导下，悄然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即从努力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技能、企业家管理等，转向了积极引进外资——不是西方资金(一类生产要素)而是西方资本——直接投资(FDI)。然而，资本不是生产力，“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4]

　　实际上，来自西方的跨国公司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反映的是西方垄断资本家阶级对国际大众的剥削、掠夺与压迫关系。中国引进外国资本，实际引进的是总体落后的资本主义而且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之改造总体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来改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如此，不断侵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种改造正由量变引起质变，即从“利用外资”到“被外资利用”，从“解放发展生产力”到“改造生产关系”，从要求“调整经济基础”到要求“变革上层建筑”的转变。近年来，资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表现为一些新自由主义专家学者、政府内的一些高级财经官员、一些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公知大V等)在上层建筑上，要求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要求多党制，要求军队国家化;在经济基础上，要求取消公有制(国有企业、土地集体所有制)，全面实现私有制，并将一切经济乃至社会领域向跨国资本开放，便于跨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控制与操纵。

　　“解放发展生产力”、“利用外资”一开始是有范围的、有控制的、适度的，即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坚持国际资本与民族资本只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经济开放原则。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与深入，在中国很快就出现了囊括部分政治、社会与知识精英在内的买办阶级，这个买办阶级得到外资的充分阳光雨露以及国内某些政治权力的庇护，迅速成长壮大，成为一个极有势力与能量的利益共同体。这个日趋强大的阶级是维系中国对西方片面、不对称开放——积极推进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坚强堡垒。引进外资、促进增长、增加GDP成为政府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二法门。如此，源源不绝的国际资本，如决堤或泄洪一般涌入中国，在带来一部分技术、管理并一定程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断蚕食建国后发展积累的生产力，解构中国业已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改造、替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消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核心价值。

　　或有人认为，引进外资改造、替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未尝不是一个次优选择。这种想法是天真而幼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软弱，过去如此，今天也是这样。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异常强大，民族资产阶级只能依附、屈服于这种强大力量。中国国民党以资产阶级革命形式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最终抛弃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由此表明，资本主义道路过去在中国走不通。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垄断资本富可敌国，垄断了一切优质与关键资源，牢牢占据产业链高端，进行不等价交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只能依附、屈服于这种强大力量。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持续开放的拉美、非洲、东中欧等诸多国家最终变成了实质的附庸化。由此表明，资本主义道路今天同样走不通。过去，“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5]。今天，跨国垄断资本投资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相对落后的中国变成繁荣富强的中国。跨国垄断资本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实质附庸。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认为：“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组合：一种市场与计划之间的组合，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组合。这种组合从本质上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它最终会偏向其中的一方。”[16]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偏向资本主义的一方。实际上，早在1949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一齐破了产。”[17]今天，一些食古不化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一些买办文人妄图使中国重走资本主义老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抑或“拉美化”的实质附庸。这只能是开历史倒车，定会被中国人民与历史所唾弃。

　　四、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可不说是伟大，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另一方面，出现的问题不可不说是严重，上层建筑中，人民民主专政被严重侵蚀(人大政协中工农代表少数与边缘化)，并进一步出现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经济基础中，国有企业主导地位丧失，跨国企业垄断盛行，并出现要进一步消除公有制的倾向;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确保国家繁荣富强的工业化有被中断倾向。生产关系中，劳工阶级不断恶化，资产阶级不断壮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有被抛弃的倾向。……社会矛盾异常凸显，已经到了十分严重地甚至有可能令共同体解体的地步。究其深刻缘由——

　　其一，贪大求快、急躁冒进的思路没有根本改变。过去的“文化大革命”被今天的“经济大革命”所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以GDP为纲”所取代。这种僵化思维严重不合乎唯物史观。实际上，“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8]“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9]“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而后搞社会主义的”。[20]“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21]

　　其二，恪守教条、好走极端的思维没有根本改变。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被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教条所取代，极端保守被无限开放的极端所取代。很可能正是因为国人自古就爱走极端，所以先哲们早就谆谆告诫，“过犹不及”，要“中庸”，要“执两端而用其中”。过去，迷信“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今天，则迷信“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深化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无止境”。这种僵化思维严重不合乎辩证法。“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发展总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22]

　　其三，盲目自大与极度自卑、唯我独尊与崇洋媚外的思想没有改变。过去盲目自大，排斥异己，华夏无所不能，无奇不有，汉贼不两立，华夷须严辨。鸦片战争之后，盲目崇洋媚外日盛，学习西方，精华要吸取，而糟粕当作精华也津津有味加以吸收。辩证法告诉我们：既不能盲目排外，“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等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因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23]，也不能盲目崇洋，“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4]“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三十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一脉相承。历史的螺旋上升使中国又处在新的历史关头，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十八大报告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前提。为此，要花大气力纠正几十年来在道路、理论与制度选择上出现的偏差，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正轨。

　　第一，处理好专家治国既要懂经济外又要讲政治的问题。现代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专家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国民经济工作绝不只是经济问题，“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6]。经济大师，财经高官，除了懂经济外，一定要讲政治。对外开放、经济建设绝对不只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27]“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必须恢复与坚持。

　　第二，处理好学习引进与自主创新的辩证关系。“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28]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然而几十年侯的今天，我们依然一如既往仍然在积极引进，没有自己的关键、核心创新，核心技术仍然主要掌握在西方手里，关键零部件依然依赖进口。早起的美国、德国，后来的日本、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积极学习外国技术，但是都努力做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从而成为工业强国。“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29]

　　第三，处理好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道路、理论与制度的偏差，主要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社会阶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因我们的鸵鸟政策而改变。唯物史观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阶级斗争最深刻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以特定的经济关系为纽带而联接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30]。今天，我们不再“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不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但是因为某种政治原因而讳莫如深，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对客观存在采取“鸵鸟政策”，不是科学的态度。中国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存在买办阶级早就是个不争的事实。倘若不继续面对并做有效应对，那么这类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大业、对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传承都将贻害无穷。

　　作者江涌为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王金磊《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版，第146-147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1991版，第1473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12]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

　　[13]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16] 【法】米歇尔•于松著《资本主义十讲》，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6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