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布热津斯基曾倡导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政策，即利用隐蔽的秘密行动来维护、扩大美国的战略利益。近代史上中国的衰落、民族的苦难始自鸦片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其实并非单纯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一场运用“智能帝国主义”谋略的战争，涉及到利用清朝的腐败官员、内应来达到战略性目的，人们研究历史时往往重视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而忽视英国运用“智能帝国主义”手腕的重要作用。今天中华民族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时刻，重新研究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智能帝国主义”谋略，对抵御西方故伎重演和历史悲剧再现有着重要意义。

　　Abstract: US advocates intelligent imperialism to expand its hegemony interests and global influences. China’s disaster and decline in 19th century was caused by the Opium War, which was not a pure military operation but also involved strategic corruption induced by the British secret actions in line with the thinking of intelligent imperialism. Re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lesson is necessary.

　　English title: THE DANGER OF STRATEGIC CORRUPTION AS

　　BARRIER TO CHINA’S RESURGENCE

　　关键字： 战略性腐败 巧实力 鸦片战争 中国崛起

　　Key words: STRATEGIC CORRUPTION OPIUM WAR

　　CHINA’S RESURGENCE SMART POWER

　　希拉里倡导“巧实力”传承“智能帝国主义”衣钵

　　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时代曾担任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目前仍然是美国政府的重量级战略智囊之一。布热津斯基曾倡导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政策，即利用隐蔽的秘密行动来维护、扩大美国的战略利益，如通过各种途径拉拢腐蚀、贿赂各国领导人，然后利用掌握各国领导人的腐败证据进行威胁敲诈，操控主流媒体、互联网络进行魔化宣传，策划针对国际对手的颠覆、分裂和破坏活动，挑拨、唆使邻国如两伊发生军事冲突、战争，怂恿、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制造东海、南海紧张局势等。

　　2008年早在奥巴马政府刚上台之初，西班牙《起义报》报就曾撰文指出，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尝试改变方法，采用布热津斯基的“智能帝国主义”政策，让其战略的残酷性显得更加隐蔽一些，更多地动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努力用“间接”战争替代美国直接参与的战争，让邻国互相争斗，美国精英实际上是在军事主义和智能帝国主义两种策略选择之间交替。无论美国选择哪种策略，它都会继续在世界各地发动公开或隐蔽的战争，以推行自己的经济体系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西班牙《起义报》：《明天美国的国际政策会怎样?》，2008年10月11日。)

　　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果然实行了政策转变，明确将“智能帝国主义”提高到美国国家战略的地位。希拉里认为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具有过多单边主义色彩，过于片面强调依靠“硬实力”致使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遭到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对。 希拉里提出美国应依靠“巧实力”( Smart power )来恢复全球主导地位，就是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政治、舆论等政策筹码配合军事硬实力。希拉里倡导的“巧实力”与布热津斯基的“智能帝国主义”本质上如出一辙。

　　中国必须正视的严酷现实是希拉里推行的“巧实力”政策，比较布什采取的赤裸裸的单边霸权主义政策更具有威胁性。布什总统强行发动伊拉克战争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希拉里却依靠“巧实力”在全球咄咄逼人地推行着新霸权主义攻势。许多美国人称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国际形象过于恶劣，他们出国旅行时为避免麻烦往往有意隐瞒身份自称是加拿大人。当年法国、德国的政府曾联合中国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称美国政策导致“最糟糕的滥用权力”。

　　美国后来积极介入法国、德国的大选扶植亲美政客上台，法国、德国政府在奥运会期间竟然变成了反华的急先锋，公开跳出来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制造动乱事件，美国却有意躲在背后暗中操纵局面为反华火上浇油。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介入南海争端时，菲律宾政府还表示不希望争端升级影响地区稳定，短短一年后就改变立场寻找各种机会加剧争端向中国挑衅，菲律宾某些政客访美时公开争功要宠寻求美国奖赏，显示出美国运用了“智能帝国主义”手法收买别国政客，用经济、军事援助等筹码来换取菲律宾协助美国围堵中国。

　　布热津斯基倡导推行的“智能帝国主义”政策，采取幕后各种秘密的经济、外交、情报行动，比较布什的强硬政策确实是“代价小、成效大”，对中国维护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构成了严重挑战。倘若中国单纯运用硬实力筹码应对东海、南海争端，就可能正中美国军工情报综合体加剧冲突来谋利的下怀，必须研究有针对性运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筹码，挫败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发动的隐蔽“巧实力”战争。

　　中国崛起、战略性腐败与鸦片战争教训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012年12月据西方媒体的报道，经济合作组织预测到201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位居世界第一，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越美国。无论究竟何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二十年将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必然面临着来自美国越来越激烈的遏制、围堵。

　　早在2010年，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誓言捍卫美国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国高层智库首脑甚至警告美国将会通过战争手段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的转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崛起的趋势必然同美国霸权发生矛盾，这不是由中国希望和谐的善良愿望或“惹不惹美国”决定的，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利益必然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崛起，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2012年7月1日，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罗伯茨博士，在西班牙《世界报》上撰文揭露了美国将中国视为敌手的战略图谋。罗伯茨揭露了美国绝不能容忍其全球霸权因中国崛起而衰落，正采取重返亚太的战略并在中国周边及南海地区兴风作浪，他指出华尔街金融投机家、庞大军工财团的利益，被华盛顿置于国家利益和公民福祉之上。美国经济日趋走向衰退时，中国经济却在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规模预计将在不远的未来超过美国，中国将替代西方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华盛顿面对被超越的前景寝食难安，华盛顿的对策是围堵中国并将亚太地区军事化。

　　美国正在将越来越多的隐形飞机、航空母舰部署在亚太地区，不断加强美国在冲绳、关岛和其它军事基地的部署的力量，鼓励日本右翼政府越来越强硬对抗中国巡航钓鱼岛，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意愿促使钓鱼岛冲突升级而不是缓和。国际媒体正热议中日围绕钓鱼岛爆发战争和美国介入的危险。尽管美国在军事上围堵中国的姿态咄咄逼人，但是，中国毕竟是拥 “两弹一星”的核大国，美国虽然是军事力量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历时8年之后仍无法军事征服伊拉克、在11年之后仍无法军事征服阿富汗，美国选择与中国交战前必须掂量这样做的代价风险。

　　美国围堵中国将会更多采取“智能帝国主义”攻击手法，即使是挑起军事冲突也不敢冒然发动大规模战争，以军事施压促进软硬兼施的全方位“巧实力”攻势，而将颠覆、分裂中国的希望更多寄托在运用“巧实力”手腕，图谋声东击西地攻击中国在政治、经济、金融诸多方面的薄弱环节，正像里根政府在实施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过程中，“星球大战”等军事项目表面声势浩大只是虚张声势，其实却是动摇前苏联领导人意志的攻心战伎俩，重点放在从政治上培养代理人进行内部分化瓦解，从经济上压低油价促使前苏联外汇来源趋于枯竭，，从意识形态上利用代理人制造历史观和理论思想的混乱，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误入改革歧途，最终不战而胜导致了超级大国前苏联陷入瓦解分裂。

　　未来数十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渐接近或超越美国，中国的国防力量日趋强大将逐步减少爆发硬战争的危险，但是，即使是中国经济成功崛起并真的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也将面临来自“智能帝国主义”的更多攻击、挑战，正像狮子群面对体型超过自己的大象也不会放弃贪心，而会更多运用谋略寻找大象群的薄弱环节然后进行攻击，因此，中国就是变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不能麻痹大意，倘若中国缺乏警惕稍有大意也会遭到种种隐蔽攻击。中国无论在崛起过程中还是成功崛起后很长时间，都必须将如何应对“智能帝国主义”的威胁放在首位，挫败西方运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领域杠杆，发动迟滞、破坏中国崛起的全方位“巧实力”战争。

　　近代史上中国的衰落、民族的苦难始自鸦片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其实并非单纯是一场军事战争，失败只是清朝的武器落后于英国的坚船利炮的结果，这场战争同时也一场运用“智能帝国主义”谋略的战争，涉及到利用清朝的腐败官员、内应来达到战略性目的，致使当年拥有世界最多的财富和军队的清朝陷于失败，人们研究历史时往往重视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而忽视英国运用“智能帝国主义”手腕的重要作用。今天中华民族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时刻，重新研究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智能帝国主义”谋略，对抵御西方故伎重演和历史悲剧再现有着重要意义。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在清朝后期，中国国力衰弱、军事落后，与拥有坚船利炮的大英帝国的军事对抗中遭到惨败，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尽管道光年间清朝的国力有所衰落，清朝的经济规模仍然不仅远远超过英国，而且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规模的总和。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欧洲的1.22倍,堪称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财富的国家。清朝拥有的军队规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当年英国对亚非的小国往往直接发动殖民战争，而对大国往往采用“智能帝国主义”手腕。

　　清朝的海军力量虽然无法与英国的坚船利炮抗衡，但转入陆地作战后力量对比就可能发生变化，清军有可能以天时地利人和弥补武器的不足。在陆地上，清军有熟悉地形、供给方便、人数众多的优势，发挥得好就能重创英军并令其不敢踏上中国土地。鸦片战争爆发前不久的1839年，英军曾派数万军队从印度进攻阿富汗，阿富汗人民利用地形等优势弥补武器缺陷，成功抵抗英军并消灭了其三万多有生力量，挫败了英军入侵并令其数十年不敢发动殖民战争。

　　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曾派遣了一支4000多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人数仅为入侵阿富汗的英军规模的十分之一，后来随战事扩大增兵后英军也不过万余人。英国深知中国的国土、军队规模远远超过阿富汗，派遣如此少的军队说明其目的不是全面军事征服，而是通过袭扰沿海显示武力恐吓清朝屈服。倘若清朝避开英军海上火炮锋芒并发挥陆上优势，即使不能像阿富汗那样几乎全歼入侵的英军，也很容易做到长期对抗并阻止鸦片走私贸易泛滥。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殖民征服、扩张的先锋，也是对华走私鸦片和挑起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东印度公司是英国1600年成立的最早股份公司，是为了分散海外殖民掠夺过程中的风险而成立的，曾长期被英国政府授予海外统治、外交和军事行动的特权。东印度公司作为肩负着英国殖民扩张使命的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特别重视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来掠夺最多的财富，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配合军事扩张行动。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就广泛采取了“智能帝国主义”谋略手腕，如通过行贿收买印度统治阶层来培育战略性腐败力量，挑拨印度不同派系、地区的统治者相互争斗甚至发生战争，然后向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从中渔利并趁机军事介入，以“智能帝国主义”手腕逐步以较小代价征服了印度，不像对待缅甸、阿富汗等亚洲小国一样直接进行全面的军事占领。东印度公司面对远比印度更为辽阔、富有的东方大国清朝，毫无疑问也会运用曾成功征服印度的种种“智能帝国主义”谋略，包括收买贿络清朝官员并要挟胁迫他们促使清朝屈服。

　　鸦片战争期间，关于英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袭扰活动有许多史料记载，但是，由于英国运用战略性腐败手法属于秘密活动很难有公开史料记载。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1830年至1839年，英国对清朝走私输入鸦片规模达到61776箱，以当时的市场价格每箱754两白银计算，这种违法走私活动的规模高达数千万两白银，远远超过后来中国洋务运动三十年投资总和。英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鸦片非法走私活动，必然花费大力气来广泛贿络收买清朝各级官员，这样才能打通关卡并对抗朝廷的查禁活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为实现以有限军事行动迫使清朝屈服的战略目标，也必然充分利用长期以来在清朝统治阶层中培育的战略性腐败力量，这一点无论是否有史料记载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是英国在征服印度等殖民扩张行动中的惯用手法。

　　十九世纪马克思撰写《鸦片贸易史》一文时，就曾依据当时西方报刊对鸦片贸易的报道，深刻揭示了英国广泛利用了战略性腐败手法，并将这种腐败侵蚀到了清朝官僚体系的心脏：“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船上被偷愉偷带进这个帝国的”。(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13-7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有些人认为不应强调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衰落的影响，清朝历代积累的腐败内因才是更为关键因素，清朝到了道光年间已是病入膏肓、不堪一击。清朝历代的腐败确实导致了严重社会问题，但是，有必要区别一般性腐败与战略性腐败的不同作用，一般性腐败不会像战略性腐败那样导致大规模财富外流。近代中国兴起的鸦片走私贸易，是由拥有丰富全球殖民扩张经验的英国，运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手法全力推动的，鸦片走私贸易的战略性腐败导致了大规模财富外流，其影响远远超过官吏盘剥国内商人的一般性腐败。

　　倘若清朝官员贪污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相当于1849年一年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即使不计算鸦片战争导致的清朝巨额赔款损失，也不考虑后来西方列强竞相侵略掠夺中国的财富，中国在1773年至1911年间因鸦片贸易流失白银45亿两，倘若没有西方列强推动鸦片贸易的外来战略性腐败，中国就能轻易将洋务运动的规模扩大一百多倍，由此可见，外来战略性腐败对近代中国衰落的巨大影响，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和新兴资本主义的残酷扼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要把中华民族复兴的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同时在软、硬两条战线上应对美国的霸权挑战，不仅必须击败美国运用军事力量发动的“硬战争”，还必须击败美国运用“巧实力”杠杆发动的“软战争”，特别是击败美国青睐“智能帝国主义”的战略性腐败武器，否则无论在软或硬的战线上失败都会带来巨大的历史代价，前苏联曾在经济规模上接近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结果遭到美国的“巧实力”战争攻击分裂瓦解，日本经济也曾一度非常风光并位居世界第二，结果遭到美国的金融战争洗劫并陷入长期停滞。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再次接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昔日“老二”遭到失败的命运是否在中国身上重演，最为关键的是，要看中国能否成功战胜“智能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挑战。

　　美国将战略性腐败视为“智能帝国主义”利器

　　美国将掌握各国高官的腐败证据作为谋取战略利益手段，视为智能帝国主义政策武器库中的精确制导炸弹，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实现扩大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平时就精心培育并毫不犹豫在关键时刻频繁运用，值得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中国反腐应该区分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某一单位领导人谋求自身私利的违法行为，一般性腐败仅能给某些单位造成局部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战略性腐败将会给国家造成影响全局的战略利益损失。

　　对于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治理，因为它们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损失。对一般性腐败在廉政反腐工作中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稍有忽视、纵容都必然会影响、败坏社会风气和党政廉洁，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利诱、胁迫就会转化为战略性腐败，如某单位领导人的子女的经济违法证据被敌对方掌握，结果领导人自己也被敲诈胁迫造成国家机密泄露的重大损失。重大战略性腐败的产生往往是以一般性腐败泛滥为基础的，防止战略性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是防微杜渐从治理一般性腐败入手。

　　战略性腐败将会被帝国主义用作威胁敲诈的武器筹码，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对战略性腐败给予特殊重视，作为国家安全和廉政建设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腐败发生的客观规律，在什么样的部门、场合和条件下容易产生战略性腐败，如何防范敌对方掌握战略性腐败证据并进行威胁敲诈，如何预防出现一般性腐败转化为战略性腐败的环境、条件等。

　　值得指出，战略性腐败的处理方式应该区别于一般性腐败，应优先考虑如何避免影响社会稳定并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应考虑如何避免领导人因子女的一般性经济腐败而受敲诈，对拒绝敌方胁迫并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允许将功抵过，而对屈从敌方胁迫出卖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则应加重处罚，应考虑采取掌控事态、将相关人员调离敏感岗位等措施，预先防范敌对势力利用、曝光腐败证据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

　　处理战略性腐败应首先考虑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以挫败帝国主义攻击中国的战略谋略为出发点，应根据涉嫌官员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决定是从轻还是加重处罚。对于战略性腐败应事先深入研究并周密预防，重点防止被美国利用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应建立不同于治理一般性腐败的国家安全和党政监察系统，应揭露美国既利用又冷酷抛弃其代理人的一贯传统做法。中国还应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认清新型的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认清美国利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巧实力”政策武器的危害，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范美国政治经济渗透的觉悟，特别是业务中经常与高盛等跨国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和企业。

　　围绕着美国竭力输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特别容易出现滋生战略性腐败的温床和客观条件，因为这些政策促使垄断财团随意进入操纵别国股市、楼市，廉价收买、控制别国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并获暴利，因此愿意出高价收买别国政客推行这些经济政策，如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撰文生动描述了在推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私有化过程中，政府高官在巨额回扣贿络的诱惑下瞪大了眼睛。希腊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也可追溯到战略性腐败，希腊的金融和国债部门的负责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推行汇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埋下隐患，为美国垄断财团利用希腊政府债务隐患大肆唱空、炒作，引发利率飙升等一系列经济危机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任职后竭力推行开放资本账户、银行私有化等改革，在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夕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后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曾重用卡瓦略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腐败出逃国外。

　　战略性腐败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客观经济规律，就是美国比较容易掌握亲美政客的腐败证据，因为美国同亲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设置种种腐败诱饵，然后就能以较低成本的代价逼迫他们屈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为了获得最大战略利益不仅优先选择利用亲美政客，而且往往选择从威逼利用和曝光抛弃两方面来加以利用。美国开始时往往逼迫亲美政客直接效力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如鼓吹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让美国的跨国公司廉价收买、控制战略性行业和国有企业、银行，配合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行动并受唆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等等。但是，当美国觉得正面利用的价值不大就开始从反面来利用他们的价值。

　　例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中央情报局都曾提供大量资金，收买、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了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阿连德政权，进行了残酷迫害社会党、自由民主人士的镇压活动，还重金资助经济学家设计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而在尚未发生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和“滞胀”的情况下，将智利扶植成拉美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样板，以利于美国垄断财团通过私有化控制拉美各国经济金融命脉，但当皮诺切特将军的地位下降和利用价值不大时，又策划趁他访问英国时以侵犯人权名义将其逮捕，以配合美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战略。

　　巴拿马的前总统诺加列曾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中央情报局曾有意引诱他贩毒并掌握了贩毒证据，后来为了策划入侵和控制巴拿马运河的战略行动，毫不犹豫将诺加列的贩毒证据曝光并将其抓捕到美国。美国虽从亲美政权得到利益但并不会因此而满足，到了一定阶段后就变换手腕追逐更大的利益，此时美国培育的战略腐败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就会将其作为战略筹码操纵别国政权更迭。

　　美国对于一些奉行强硬反美政策的国家，虽然感到如芒刺在背并恨之入骨，一直千方百计推翻、颠覆其政权，但因缺乏战略性腐败等智能帝国主义的手段，直接干预的代价太大而始终没有得逞，例如古巴、朝鲜和伊朗等国。对于这些公开而又强硬反对美国的国家，美国很少有机会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内部，因而很难掌握这些国家高官的腐败证据。对于朝鲜竟然敢于公开发展核武器，美国口头上威胁恐吓但却束手无策。由于古巴、朝鲜等国的体制具有纯洁性，致使美国很难渗透并培育战略性腐败。

　　受到美国策划政治动荡和“颜色革命”颠覆的很多国家，恰恰以前不是奉行反美政策而亲美政策的国家，如萨达姆曾经奉行亲美政策并发动两伊战争，甘心充当美国的智能帝国主义工具来打击邻国伊朗，美国不仅向萨达姆提供经济援助还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镇压库尔德人反抗和打击美国的仇敌伊朗，当萨达姆因两伊战争的长期消耗陷入财政困境时，他指望通过侵吞科威特的石油财富来弥补损失，还期待凭借充当走狗的特殊关系获得美国允许。

　　萨达姆曾多次向美国试探入侵科威特的意向，没想到恰恰中了美国从两面利用亲美政客的一贯圈套。美国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向萨达姆暗示放心行动，一旦萨达姆上钩就果断将其做为军事介入中东地区的借口，先是通过“沙漠风暴”战争行动打垮了伊拉克的军力，又通过武器核查禁运重新夺回了美国提供的化学武器，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消失后才以此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了旨在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军事入侵。萨达姆像巴拿马的诺加列等美国走狗一样，最终落的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深入观察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就会发现美国正在积极实施布热津斯基倡导的战略，运用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制造巴尔干、中东、亚洲地区的动荡。前些年美国在中亚推行“颜色革命”的过程中，当一些国家政府和反对派煽动的街头民众激烈对峙的时候，有些政府领导人甚至在并未丧失掌控大权的情况下就突然出走，原因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威胁将有关领导人的腐败证据曝光。美国有意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有权力根基的亲美政权，然后不断更迭政权扶植更加亲美的反对派上台执政，反对派缺乏权力根基和经济实力被迫更加依赖于美国，这样美国就能更好地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以获取战略利益。当前美国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之后，又将这些智能帝国主义手腕运用于东海、南海，拉拢、唆使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客遏制中国，损害了地区各国长远发展利益和企业、民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

　　[美]史蒂文• 希亚特：《帝国金钱游戏》，王少国译，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7年。

　　[美] 恩道尔：《石油战争》，赵刚译，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8年。

　　[美] 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前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北京)，2001年。

　　[德] 汉斯•马丁：《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2000年。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