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入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深水区。美国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屠龙战略”(详见美国威廉 恩道尔的《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这里到处是冰山、暗礁与漩涡。

   中国的经济巨轮是否可能在未来不断变幻的不测风云中触礁、搁浅和沉没，甚至像前苏联一样突然解体?

   当“顶层设计”成为时髦的话题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顶层在哪里?中国经济顶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谁在控制中国经济的顶层?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是否已经旁落到海外政治经济势力的手中?中国是否正在沦为国际金融殖民地?以美国为首的军政集团把全球围剿重点指向亚太，是否在配合着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的最后争夺?中国军队的后方粮草大营是否已被美国控制?

   这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顶层权力”及其内部关系

   市场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不同于计划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计划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使用价值领域，而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价值领域。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顶层权力都是由“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这三大权力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权力体系，决定着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功能，主导着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没有顶层权力概念或者不了解顶层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可能了解货币、外汇、资本市场、产业资本、政府财政、对外经济等彼此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如果没有站在市场经济“顶层权力体系”这一制高点进行观察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基础货币发行对汇率和资产价格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同时，汇率走势决定着海外热钱的出入、基础货币的松紧、产业资本的兴衰、资本市场的起伏;此外，通过扩张或紧缩股票债券的规模可以影响基础货币发行和汇率趋势。所谓“量化宽松”或“定向紧缩”也是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来完成的。

   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货币发行的目的究竟是为本国企业和居民服务还是为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服务，由此，可以判定这个国家究竟属于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性质还是属于经济附庸的殖民地国家性质。

   汇率定价权也是属于国家主权。一国的汇率政策究竟是服务于本国资本和产业还是服务于外国资本和产业，以及汇率定价的主导权究竟是由本国政府掌控还是由外国政府或外国国会控制，由此，可以判定该国是属于经济自主国家还是外国金融殖民地。

   资产定价权主要指股票、债券、利率和本国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果某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外国政府组织和国外央行所控制，那么，该国的资产定价权必然由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所控制。

   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丧权必然辱国。这种国家徒有主权国家之名，而无主权国家之实。外国政府和经济金融集团对该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对该国核心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人之任命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国家往往不停地进行宏观调控，但又表现为进退维谷、调控失效、越调越乱、失控失序的混乱状态。这类国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倾向于软弱，一般不会强硬，因为不敢强硬，否则，必然后院起火，经济金融与社会分配领域会突然冒出一系列问题，让国家管理者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中国是否属于这一类国家，这需要深入地分析。

二、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一：美国政府控制下的汇率定价权

   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也由原来的生产计划权、物资调配权和物价核定权转变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运，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则由中国央行即人民银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成败。

   如果美国操纵了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趋势，那么，事实上则是由美国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命运。如果承认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就可以在理论逻辑上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是哪个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当前的困境?答案应该是中国央行，是中国央行近十年来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被美国和美元剥夺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经济“顶层权力”一定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强弱走势、美元利率与美股走势，难道可以由中国、日本或欧盟来摆布吗?显然不可能。美国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套利的需要，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操纵美元的汇率走势，但是，美国拒绝任何国家对其货币与汇率政策的指责。

   即使是在美国驻军控制之下的日本，其经济顶层权力也不受美国掌控。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迅速推出“超常量化宽松政策”，使日元快速大幅贬值，同时推高股票市值，防止日本国内财富遭到垃圾美元的洗劫。反观中国，则是一副完全相反的图景。

   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所掌控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

   人民币兑美元由“汇改”前的8.11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币兑1美元。在人民币持续的可预期的升值过程中，美联储打开了垃圾美元的闸门，中国外汇储备由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万亿美元，增长5倍以上。

   人民币持续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稀释了人民币储蓄者的国内购买力，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大量美元资本涌入中国兑换为人民币，形成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并享受着人民币升值的财富盛宴;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等低收益资产，形成收益倒挂和财富流失。

   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增强了在华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在华的跨国产业集团降低进口零配件的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在华竞争力，最终抑制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人民币升值造成大批出口导向型实体企业破产倒闭，形成银行坏账。在国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跨国公司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压力;在国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价格压力。

   最后，国内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领域撤离而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逐步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实体经济的利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基于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高速运转并大量举债融资。政府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制和工程项目的灰色利益链，刺激着各地政府融资平台发债的疯狂。只要本届地方官员资金到手，哪怕下届政府洪水滔天。这是各地官员的普遍心态。社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经济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正是始于汇率改革。尽管中国前方将士守住了军事上的国防大门，但后方的金融经济精英们却以“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迎接经济全球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名义，向国际金融强盗打开了搬运中国财富的大门。

   美国政府和国会以难以自圆其说的贸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中国经济管理部门并没有在外资、外贸、外汇、产业结构和财税政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夺回人民币汇率定价权，而是把人民币升值作为美国政要访华和中美战略对话的见面礼，把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的货币定价权用于外交领域的交易。美国舞着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就吓趴了一群中国金融门户的守卫者。

   美国操纵着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指挥棒功能，配合美元热钱的流入或流出，直接影响着中国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股票指数和其他资产价格。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贬值意味着该国经济扩张;一国货币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紧缩。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而对日本政府大幅贬值日元却网开一面，体现了美国看待对手与友邦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达到紧缩中国经济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放任日元贬值来支持日本的经济扩张，以此来弥补鼓动日本挑衅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地迈向紧缩的死亡之谷。

   不过，具有紧缩性质的人民币升值政策与城镇化的扩张刺激政策之组合，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牛头不对马嘴的搭配。这说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者还不了解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内涵、功能以及丧失这一权力的后果。

   汇率不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常规武器，而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这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紧盯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施加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此举不只是要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破坏中国经济安全，更是要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流通货币，致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为华尔街巨鳄与其他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扫除障碍”(详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介威廉 恩道尔新作》，作者张方远，台湾《海峡评论》2013-5-1，第269期)。

   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界和理论界在“汇改”之初甚至直至现在，尚未认识到汇率定价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核按钮，尚未意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起因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

三、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二：美联储和美元掌控下的基础货币发行权

   当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货币增加了一项职能：稀释储蓄和掠夺财富。这是信用货币的“第六职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并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也拥有稀释全球储蓄、掠夺全球财富的功能。

   美元作为发动金融攻击、掠夺世界财富的武器，与美国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并列为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法宝。美国严防死守着高科技出口的关卡，但却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元泛滥全球。在中国，美元是最软的武器，招商引资，无人不爱;同时，美元又是最硬的武器，无坚不摧，拥有无限的能量，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中，由美元储备主导发行的基础货币竟然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2010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金融设防、政策自主、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美元主导之下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经过中国央行错误的市场化操作，成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由于金融体系复杂、专业术语繁多、操纵手段隐蔽，因此，金融政策领域往往成为欺世盗名者的天堂，而中国央行及其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应该属于这个领域的登峰造极者。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破坏力被央行的市场化对冲动作掩盖着。

   自从央行启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汇率改革以来，国际热钱开始持续涌入中国。美元热钱的流入带来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美元进入中国之后，央行通过结汇收到美元，同时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获得了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开展国内的投资，亦即人民币进入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为了抑制人民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通过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减少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各类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

   如果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和回笼基础货币的动作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是把国内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的流动资金收上来，交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其在华攻城略地的资本金，而这部分外资所形成的资本金又形成了信用贷款的能力，并进一步挤占内资企业的贷款额度，使内资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近十年央行货币政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松与紧缩并存的十年”：由于对国际热钱流入实行宽松政策，导致对内资和中小企业实行紧缩政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资流入中国越多，而国内企业资金越紧张、民间利率越高、竞争力越差?在美元主导着人民币发行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只有以下选择：或者引狼入室、拥抱外资;或者海外上市、融入美元版图并成为买办经济的成员;或者逐步走向资金枯竭，成为外资的并购对象;或者逃债;或者破产。

   基础货币属于“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在不断的“交易—形成存款和贷款—再交易—再形成存款和贷款”的多次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但是，央行并没有注意到货币乘数背后的秘密。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最先从央行获得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的经济主体可以第一个捕获商机并获得超额利润，而最后一个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的经济主体已经没有商业机会，只能为银行打工。这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第一个获得资金的机构可以选择优质的标的物先下手购买，后来获得资金的机构只能追高股价和抬轿子。基础货币作为高能货币不仅表现在货币创造之上，而且表现在超额利润的创造之上。

   因此，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那些可以直接获得基础货币的机构和个人一定占有着这个国家的商业先机，并获得最高的经济利益。当美元主导着中国90%以上基础货币的发行，这意味着美元持有者占据了中国那一特定时期90%以上的最佳商业机会。

   在中国央行累计发行的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里，美元持有者占据了20万亿基础货币。这意味着九十年代以来，外资掌握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商业先机和超额利润，而本土企业只能作为第二、第三梯队的跟随者，为其抬轿子。这难道不是中国当今的经济现实吗?这正是货币乘数理论背后隐藏的秘密。

   如果中国央行的官员可以多接地气，少接洋气，那么，他们一定会听到民间的呼声：这些年钱越来越不值钱，但企业的资金却越来越紧，利率越来越高，实业越来越难做;外资获取着超额利润，本土实体经济却难以生存。当年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处境重新发生在当代中国本土企业的身上。这一切源于中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源于美国和美元控制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产品、产值、资源、土地、税收、GDP等经济概念已经不属于国民经济的“顶层范畴”，只有决定和支配上述经济要素的权力才属于国家经济的“顶层范畴”，因为这种权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财富分配。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中国经济的“顶层范畴”，也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四、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三：海外资本及其舆论平台控制下的资产定价权

   中国各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形成中国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概念与认识，更没有意识到丧失经济“顶层权力”所产生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拿着国家经济的顶层权力和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以换取部门政绩、个人利益和华尔街的胸章与掌声。

   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后明确规定，外国机构不得参股或控股俄罗斯银行股权，外国银行不得在俄罗斯设立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也不得伸手。俄罗斯以其成熟、清醒的对外经济政策，把国际金融资本的章鱼触爪挡在了国门之外，确保俄罗斯经济金融肌体内部免遭国际金融病毒的攻击，布防于未然，以维护大国经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而中国则完全相反，海外资本和海外机构遍布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信托、租赁、担保、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经济的顶层，海外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在中国经济的基层，海外金融力量渗透或控制金融机构、金融渠道、舆论平台和重要客户，从而形成了上呼下应的格局。

   在主权国家的“经济顶层权力”中，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的、多维的传导作用和制衡关系。只要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趋势、只要美元主导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及其基础货币的流向结构，只要美元拥有了进入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的渠道，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那么，美元资本事实上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控制着各类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趋势和波动程度。

   广义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债券价格、资金价格(即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房地产价格以及其它资产价格。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大量美元热钱的冲击之下，利率杠杆的功能被外资扭曲了。这是因为，面对热钱大量涌入造成基础货币过渡投放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则会诱引热钱进一步涌入，因此，央行只好一方面维持利率稳定、形成负利率、牺牲国内储户利益，另一方面只能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资金，收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从而导致国内好企业和差企业都难以发展。

   事实上，每一次宏观经济紧缩都成为外资在华攻城略地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国内中小企业难以发展的金融根源。但是，经济的逻辑并没有到此结束。央行放弃利率工具而选择存准率工具之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减少，直接导致民间利率飙升，又给海外热钱提供了更高的套利空间，从而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涌入。

   近十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热钱持续涌入、存准率维持高位、民间利率飙升、实体型企业微利或破产、股市持续低迷、IPO停止、房地产化泡沫难以抑制、整体经济结构恶化。这就是中国利率定价权丧失之后的宏观经济现实。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央行政策与证监会政策之间的持续的恶性互动，严重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力量，拱手让出了中国资产定价权。如果把央行和证监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

   一方面，美元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过度投放，为此，央行借助存准率等工具收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资本市场恐慌和A股价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被废;一大批优秀企业被迫到境外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的股票债券定价权转移到外资手中;

   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指数在底部区域超跌并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开始扩大QFII和RQFII的审批额度、组织交易所和券商到国外游说外资到国内抄底，动员国际金融资本把国内投资者手上的证券资产低价买走，最终结果是中国资产廉价卖给了海外投资者，造成财富流失，同时提高了海外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权重和控制力。从央行打压国内资本市场、证监会吸引外资抄底国内资产方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为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和话语权几乎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另一角度看，央行政策和证监会政策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刚刚走到中国大门口，走到香港，还没有漂洋过海，就被证监会推出的RQFII请回国内救市，用于支撑A股指数。人民币才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区别在于，从境外回来的人民币已经是受控于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

   证监会与商务部一样醉心于招引外资入市，这与央行的政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热钱持续涌入中国的情况下，证监会通过扩大QFII额度吸引来的美元无疑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的压力。QFII美元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央行马上要发行央票或提高存准率来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抽取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下跌，并进一步迫使证监会继续扩大吸引国际资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海外资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和监管者还没有经济“顶层权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国资产定价权丧失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没有从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三者关系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而是单纯地追求资本市场自身的扩张，以此树立形象、体现政绩。把资本市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建设和金融大跃进是极其危险的。

   盲目扩大QFII、RQFII投资额度和做空额度，片面发展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数量和参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资机构的舆论平台操纵国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切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当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指望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的垃圾美元政策的时候，当国内散户投资者不再指望国内基金和券商引领投资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类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的时候，当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左右国内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的时候，当证监会发言人开始用QFII抄底来说明股市见底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五、结语

   从“经济顶层权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国经济诸多重大问题的症结，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要从重新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开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使得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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