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并非自然生成，具有极端的人为性。综观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近代以来，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成为“撒旦的磨坊”，所谓“市场化”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19世纪30年代后方才形成的市场经济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而崩溃，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当今所谓市场经济都是“伪市场经济”，实际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逻辑，所谓“市场化改革”实际就是让后进国家放弃经济调控主权，任由跨国垄断资本在本国扩张与嚣张。

 　　一、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新的转捩点，何去何从，见仁见智。在“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的声音高分贝发出之后，有人则迅速应和“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正是在这一思路下，铁道部——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被推上了手术台，犹如对待连体婴儿一般实施分离手术——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路在“市场化”之后，依照一如既往的改革惯例与惯性，“私有化”、“国际化”会相继到来。相关重量级人士已经放话“引入外资是衡量铁道部改革的成功标志”。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计划指导下建设了20多年，此后便是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国有经济由大到小(占国民经济的56%，到如今不到27%)，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是三分中国有其二(还要多)，所谓“国进民退”是地道的谎言。十四大报告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际已经被悄然置换——“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即便如此，中国的改革家们还要“将市场化改革坚持到底”，取得所谓的“改革红利”。依照“华盛顿共识”中国版蓝图(即《2030年的中国》)，改革者试图一鼓作气全部拿下国有经济，完成“市场化中国”的大业。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者的长年累月的拼命吆喝，也招揽不了几个顾客，主流学者近乎杜绝了对市场的崇拜与迷信。“2008金融大危机”之后，积极奉行自由经济的美国，不再是炫耀资本主义优点的灯塔，而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阶级”以及“阶级战争”(CLASS WAR)意识在美国普通大众中迅速滋长。由此，驱使社会精英对自由资本主义(听任市场调节抑或任由资本主导)的反思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强调国家(通过政府)、社会(经由工会)对市场进行干预，对资本进行节制。曾因“历史终结”而闻名国际学界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中承认： “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 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马丁?沃尔夫在自由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时报》上撰文无可奈何地叹息：“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

 　　我们应当肯定这些自由主义学者敢于知错认错的勇气，但是这种“见棺落泪”或“事后诸葛”的表白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认知“市场”、“市场经济”没有多大裨益。实际上，对于“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认知有很多先见之明。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新版前言所言：“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位因揭穿“华盛顿共识”的老底而被世界银行扫地出门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如此评价，“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

　　二、市场极端人为性

　　经济自由主义者宣称市场“具有永恒性”，“最有效率，最符合人性，理性，现代性”，“可以实现自动均衡”，“可以通过渗漏效应改善穷人福利”，“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持久稳定与繁荣”等等，因此让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由市场来主导，听任市场调节。其实，有关市场这些表述都是自由主义者凭空想象、编造的神话，是谎言。

 　　市场长期内嵌于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交易与市场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人类在极其低下的生产力状态下，为生存繁衍与自然作斗争，持续了几万年。即便在生产力发展之后出现交易与市场，“互惠行为是整个体系赖以存续的基础”。“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交易的自然秉性，而是社会行为中的互惠行为”。

 　　“亚里斯多德坚持把为使用而生产——不同于为逐利而生产——作为家计经济的本质。把为逐利而生产的原则斥为‘违反人类本性’。希腊人称之为家计(conomia)也正是‘经济’(economy)这个词的字源”。 而且没有市场调节的日子，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未停顿，而且持续数千年。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调节的。只要对诸经济体系的历史和诸市场的历史分别综览一下，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清楚。” “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社会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 根本不存在一个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等量齐观而与与交换相对应的市场模式。

 　　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即便在市场经济的摇篮——西欧，不仅交换与市场没有独立形态与长足发展，连包含交换与市场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长期处于抑制状态。在人类社会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在西欧直到封建主义终结之时，整个社会尚无相对独立的经济秩序，亦即经济之皮内嵌于社会机体之中，既无经济之皮，更奢谈市场之毛。“通常而言，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还是重商主义条件下，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分离的经济体系。”

 　　市场是政府干涉的结果。“交换的倾向——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并不是通常的倾向，反而是最不平常的倾向。不但现代人类学的证据证明了这些理性主义的建构不过是一堆谎言，而且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同19世纪社会学家的悦耳说教所假设的完全不同。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 “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

 　　社会内部有着天然的机制制约市场的发展。直到今天，自由主义者无不是依赖、怂恿或操纵政府的权力，来推进市场化改革、实行市场经济。翻阅世界历史，开启近代化先河，当是英国。然而，只有当英国成功实施工业革命，急需为过剩产品找寻买主之后，发展市场经济方才成为英国政府的政策。“直到18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爆发出十字军般的热情，而自由放任则变成一种好战的信条。” 正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放任热情鼓动下，英国议会废除《谷物法》(1846年)与《航海条例》(1849年)，由此也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

 　　市场经济具有“极端人为性”，即市场不仅是政府权力创造的，而且更需要政府权力进行控制和维护。市场范围越大，形态越高(如金融市场)，越依赖于政治、政府与政权。“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通畅，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

 　　近代以来，很多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政府权力创造的，甚至是由政治的延伸——战争创造的。尤其是在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跨地区、跨国贸易总是紧随旗舰之后，而旗舰执行的是侵略性政府的旨意。不明白这一点，就去翻读中国近代史，了解一下“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中国国门被英国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近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被强行市场化，而且还是国际市场。

 　　上世纪70年代，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在打死阿连德总统、推翻民选合法政府、血洗整个国家后，推行市场化改革。类似智利的“休克疗法”使诸多拉美、苏东国家改弦易辙，走向市场，而且无不与智力一样是通过“铁扫帚”——政治乃至军事强权来实施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包含着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即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因为这些市场的运行有毁灭社会的危险，所以共同体的自我保存措施便建立起来了，它要么是有意阻止这些要素市场的建立，要么是干扰它们的自由运行。” 也就是说，一个市场在通过政府权力确立以后，还需要通过政府权力不断打击、清除反市场力量，如此才能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

 　　三、市场：撒旦的磨坊

　　波兰尼认为，自由调节的市场机制实际就是一个“撒旦的磨坊”，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甚或妇女的贞洁等等，都会卷入市场的磨盘碾个粉碎。

 　　把一切变为商品。市场从属经济，而经济长期内嵌于社会。然而，市场一旦得势，就有把一切资源变为商品的倾向。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三大核心要素，原本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土地不过是自然地另一个名称，…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然而，三大要素都是在“极端人为性”干预下才成为商品，并且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与货币市场成为市场体系的“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

 　　市场具有商品化一切的倾向，不仅是土地中包含的各种自然资源、人类中包含的各种社会资源，甚至还有货币与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国家是社会共同体最坚硬的外壳，以高度组织的方式来保护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但是，在资本逻辑作用下的市场，发起一轮又一轮碾平国界的运动。“世界是平的”，不仅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要求，更是国际垄断资本豢养的代理人——自由经济学家的殷切期待。“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国家并不存在;交换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个体之间，后者的政治忠诚就像他们的头发颜色一样无关紧要。”

 　　今天，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商品化倾向更为严重，甚至正不断努力把水、阳光、空气——这些“造物主”在创造生命之初就无偿地赠与了人类——逐一变相变为商品。商品化的途径依旧是努力使之具有稀缺性，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故意或放纵)污染，使水和空气变成了商品，矿泉水、纯净水销售与日俱增，城市空气污染使得市民周末出城旅游成为“时尚”;通过杂乱无章的城市化，使阳光变成了商品，向阳采光良好的住房会有更高的价格。 

　　垄断性、盲目性、滞后性与市场密不可分。依照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分析，只要信息不完全，那么“看不见的手”就不能完美地发生作用，就会有市场操纵;如果信息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在“优胜劣汰”下走向垄断，同样会出现操纵。 如此便完全走到了竞争的对立面，从而终结了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也总结了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当商业资本升华到产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阶段后，经济金融化使操纵越来越便捷——省时省力省钱。如此，所谓“无形的手”基本显形为垄断资本操纵之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市场不能够自我修正，或者说至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不能够自我修正。 在“经济人理性”的趋势下，市场主体有着鲜明的趋利避害特点。有利可图尤其是潜藏大利时，投资者便一拥而上，导致供给过剩，造成资源浪费。为提高竞争力，商品与服务提供者则尽可能降低成本，于是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不仅造成秩序的混乱，而且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利益。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危机与市场如影随形。历史上的市场经济，的确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而不断发展。这犹如“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再合上也无济于事。“撒旦的魔方”一旦启动，就会依照自己的节奏运行。市场经济在它确立后，在资本的驱动下，在权力的协助下(政府力量对付社会反市场力量)，短短百年间一路奔向它的最高形态——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危机。在经济金融化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金融杠杆化不断放大风险，扩大危机。小市场大危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繁。以前，机构破产，国家拯救。经济金融化下，金融资产往往远远超过国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一旦发生危机，很容易将国家置于破产境地，冰岛、希腊、塞浦路斯等不断重复这种悲惨命运。而且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危机越来越频繁，冲击波越来越强烈，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

 　　“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抬轿人”。然而，市场调节具有“马太效应”，即给予你多余的，拿走你不足的。市场调节的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由此导致两极分化，即“闻所未闻的财富被证明是与闻所未闻的贫困密不可分的”。 如此令西方多年来无比自傲的“纺锤状社会”，因中产阶级坍塌而蜕变为“M型社会”，出现了1%与99%的对立。由市场调节的“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瓦解。因此，要确保“变迁者”不被新的变迁所否定——正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悲惨命运那样，经济上不能任由市场自由调节，政治上也不能任由政府不断折腾，改革应当有度、有边界。

　　四、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变迁高度契合。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三个历史阶段。在产业资本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劳资双方处于一个“共同体”——生产企业之中，有着共同创造与分享价值的牵连，因此尚有对话和解(如何创造与分享价值)的余地。“福特主义”就是劳资和解、俱荣俱损的杰作。“福特主义”盛行时期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最富有活力、生命力与吸引力时期。

 　　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阶段，“福特主义”为“摩根主义”所取代，由于经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金融资本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垄断者为无尽的贪婪所驱使，积极谋求利润而不是创造价值，而且总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甚或独占利润，哪怕“于乞丐钵中取食”，打劫那些贫弱穷困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资本谋求的是相对稳定与秩序，因为组织、生产、销售商品需要相对稳定的市场;而金融资本越来越厌恶稳定与秩序，就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金融资本越来越习惯利用甚或制造市场动荡，在“做多”或“做空”中赚取利润，火中取栗。“金融市场是通过制造恐慌来进行统治的”。 金融投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后果必然是金融危机，经济动荡。产业资本成就的中产阶层，随着金融资本的持续掠夺而不断萎缩，导致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如此市场经济必然走向崩溃与毁灭。

 　　市场经济的崩溃与毁灭千头万绪，但是很明显是以金本位制崩溃为标志。

　　“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生是金银”。世界经济的演绎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最终选择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而且有且只有黄金真正充当世界货币。以黄金为本位的国际货币汇率，才能排除国家干预与操纵。如此，只有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经济体制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金本位制是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卫士”。金本位以及由“黄金输送点”确立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是市场体系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关键。

 　　金本位制是一种自动导向机制，是经济自由主义“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开端，没有它的话，市场体系就不可能运转”。 然而，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遇重挫，在1929年大危机的打击下最终解体。在1929年大危机冲击之下，当时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英国(于1931年9月)与美国(于1933年6月)先后放弃金(块)本位制，标志金本位制在一国乃至国际的崩溃。1944年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名义上称“金汇兑本位制”，实际已经不再是金本位制，至多只是金本位的残余。然而，就是这么一丁点残余，到1971年也无法维系，“尼克松冲击”结束了“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彻底埋葬了金本位制。卡尔?波兰尼坚定地认为，“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代表了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

 　　金本位崩溃后，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货币。由于信用货币每时每刻都处在管理当局(中央银行)的监管(操纵)之中，因此用信用货币润滑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质上已经不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体系的“三个信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和国际自由贸易——合为一个整体。…三个要素，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继签证制度限制人员跨国流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丧失)之后，各国普遍成立中央银行以强化货币管理(自动调节的货币体制彻底消失)，以及主要经济体成立外贸部管理对外贸易(国际自由贸易名存实亡)，如此市场体系的“三个信条”逐一告破。因此，依照卡尔?波兰尼的逻辑，那么今天的所谓“市场经济”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抑或都是“伪市场经济”。

 　　波兰尼有关“市场经济失败”的论述，得到了当今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充分佐证。依照西方规范的学术观点，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名义上实行市场经济，实际上搞的是“混合经济”，即同时发挥市场调节、政府干预的混合作用。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当今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中反复宣扬：现代国家的经济应该是两个部分组成的“混合经济”，即一个是自由市场中的私人经济部门，另一个是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一个健康的现代国家经济应该是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经济自由主义者执迷自由市场调节，上世纪70年代趁世界经济之乱与国际秩序之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场经济复辟运动”——新自由主义运动，试图在英美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恢复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结果无不以金融或经济大危机的失败而告终。

 　　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执着的“市场化改革”，最主要理由是计划经济已经失败。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是：苏联的失败是苏联经济的失败，苏联经济的失败是指令性计划的失败，指令性计划的失败是计划的失败，而计划的失败是市场的胜利，由此结论，苏联的失败是市场的胜利。很显然，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此外，一个国家在市场调节、政府干预、社会参与当中依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经济制度安排，因此即便有“计划的失败”也不能等同于“市场的胜利”。而且，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先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失败，因为正是在市场经济失败后，才有国家选择计划经济，或调整经济组织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恰恰是在美欧的市场经济失败的前提下孕育而生的。

 　　五、市场化隧道只会越走越黑

 　　市场经济的失败以及自由主义者“复辟市场经济运动”的再而三失败，证明市场经济早已不合乎时代的潮流，证明这种自由调节的经济机制业已被社会集体所排斥和抛弃。“自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乌托邦，它的推进被社会现实的自我保护所阻止” ，“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的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当然，市场经济的失败不等于市场的消失。“实际上，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解体已经导致了各种新社会的形成。同样，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

 　　市场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乃是一个社会致力于创建市场体系时的组织原则，渐渐地演化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性的拯救。” 很显然，在经济自由主义那里，自由调节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模式，一类手段与工具，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没有事实与逻辑可言。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信仰、意识形态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任由这种信仰、意识形态泛滥，“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所谓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实际是将市场当成目的，当成信仰，当成意识形态。其实，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作了清晰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显然，小平同志只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而且决不是唯一的手段。过分强调哪一种手段，甚至把市场调节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如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最终都会难逃失败的命运。自由主义者个人身败名裂是小，国家民族损失则难以估量。因此，在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之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借助美国的昏黄路灯，来找寻中国民族崛起的出路，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国家与民族误入歧途或落入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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