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上，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混淆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将其与现实不符的理论称为科学的；另一方面则采取双重标准，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与其同样具有“科学性”。但是，西方经济学并不总是能够表明自身的科学性的。西方经济学在逻辑推理上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大逻辑标准：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三大逻辑标准的典范。

一、西方经济学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只要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艾克纳等人也曾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较大的社会有关的范围内对经济系统的实际运行作出解释——实际上它对此基本上是无用的——而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思想提供支持”。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强调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西方经济学家正是这样的人。“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

从而，“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

西方经济学的这套手法，马克思早就在资本家的身上发现过。“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宾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宾逊无罪，并且说，对鲁宾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纯粹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内部的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田国强曾撰文强调：“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他看来，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分为五个部分或步骤：“(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在这里，既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的理论分析，又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与否的假设检验，与真正的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分析方法，根本不沾边。这表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作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显然，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西方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

二、西方学者对科学标准的曲解

“‘科学’一词可以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场合使用。一种是库恩—拉卡托斯所说的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这种硬核是一个学科中的大多数人赞同的，也是他们追求‘标准科学’的基础。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谈的科学。”“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科学是经验的、可以验证的、综合性的和无价值观念的；而且科学的定义要具有某种逻辑理性的结构和确定的内容。”但是，严格来说，关于科学的这两个定义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就其第一个场合而言，大多数人赞同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的赞同人数加起来曾经远远超过西方经济学的赞同人数，西方经济学连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都谈不上，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还死守西方经济学不放呢？而且库恩—拉卡托斯把科学视为一种范式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能够成为范式的东西太多，而它们并不一定是科学的。例如，在中国，易经八卦等算命术也是具有大多数算命者赞同的硬核的一个范式。中国象棋是一种范式，国际象棋也是一种范式。把科学定位于范式，容易使科学脱离了实际，而成为一种游戏。而把经济学定位于范式，就等于将其定位于一种超脱经济实际的棋类运动。可笑的是，西方经济学这种棋类运动，却偏偏要强调现实世界应当按其棋盘上棋子的运动方式来运行。

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可以说，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认为它的理论假设是可以经过验证的，例如，他们就拒绝承认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的失败。而其所谓的经过实证验证过的一些重要理论，比如我们将在后面分析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验证。另一方面，凡是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都是不可能不带有价值观念的。“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显然，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鼓吹或“证明”绝大多数人应当为极少数人的享乐而受苦的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三、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基础

为了掩盖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排斥一切可能的经济科学，一些西方学者强调，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其理由是：经济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但是，科学不等于自然科学，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同构。实际上，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具体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而言，其研究的逻辑基础有3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1. 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即要符合历史逻辑。然而，“‘历史经验’不足和统计知识不够的现象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普遍的。历史经验既包括充分占有历史事实，也包括有足够的历史感”。

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称为科学的假说时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反映了历史事实的发展变化。为此，恩格斯用了近9000字的长文演示和论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时代的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是如何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利润率规律的历史过程。

2. 现实逻辑

所谓现实逻辑，是指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例如，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能吃到最后一口饭。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似乎不这样想。张维迎曾提到博弈论中的一个“连锁店悖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中，西方学者在面临20次重复博弈的问题时，先假定前19次已经有了结果，单独考察第20次博弈。然后，固定这第20次博弈的结果不变，再假定前18次的结果后，考察第19次博弈。如此这般倒推回去，以所谓反向归纳的方式得到20次重复博弈的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从而完全无法解释当中国联通进入中国电信(后来是中国移动)的移动电话市场时，双方展开的激烈竞争。

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根据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现实过程阐明了“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的道理。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对现实逻辑的最好概括。例如，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而西方经济学则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其中最有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又称MM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数理论证是不成立的。有趣的是，当笔者找出MM理论在逻辑上的致命缺点时，有人指出，这一理论还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及其他学者的补充证明。尽管当时笔者尚未见过这些证明，但是笔者仅从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就断言，那些所谓的证明在数理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结果自然为笔者所言中。而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后来也被笔者从数理逻辑上进行了否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现实逻辑上的另一个鲜明对比，就是如何看待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量变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质变。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的，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

而西方经济学则认为量变就是质变。例如，张维迎就认为：“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董辅礽也声称：“一个人要当老板，不是说你必须要积累很多的资本，你只要有一定的钱你就可以买股票，你买了股票就成了老板。”但是，从没有股票到有微量的股票，只是轻微的量变而非质变。真正的质变隐含在从有微量股票到有巨量股票的变化中。在有上亿股股份的股份制公司里持有一两百股股份的人是股东，但不是老板。只有大股东才是老板。显然，需要打工糊口的小股东和从来就不需要打工糊口的大股东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3. 数理逻辑

所谓数理逻辑，是指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必须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显然，在运用数理逻辑进行的经济研究中，数理逻辑应用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理论的成立与否。虽然西方经济学大量使用了各种数学模型，并以此标榜自身的科学性。但是，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数学模型对数学的应用，并不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这一点在笔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和《微观经济学批判》这两本书中有大量的例证。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违背和滥用，主要表现如下：

(1)对数学的错用。例如，使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就错误地以为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会是一个常数。

(2)对数学的滥用。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利润达到最大。事实上，这条理论不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成立，而且在确定性条件下，也仅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才成立。令一阶导数或偏导数等于零竟成为西方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求解最优化的方式。

(3)对数学的歪用。在数学中，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学中的“=”由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具有方向性。但西方经济学利用数学的这一特性，故意颠倒黑白。例如，西方经济学在给定工资的情况下，认为资本家会拼命地雇用工人，使得每增加一个工人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下降，直到最后一名工人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为止。然后，西方经济学倒过来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从而劳动的报酬与其贡献相等，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但是，西方经济学在这里的推导是以工资的高低决定边际产品价值的大小，也就是说，是报酬的高低决定贡献的大小，而不是贡献的大小决定报酬的高低。由于边际产品价值是贡献最少的工人的产出，因此，即使这最后一个工人没有受剥削，其他工人还是受到了剥削。资本家的利润仍然来自于所有工人的所得低于他们的贡献。

(4)对数学的假用。这是指那些仅仅把数学作为一种语言而不是分析工具的做法。例如，获得第十一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刘小玄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一文中的数学模型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数学模型。刘小玄仅仅对该模型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设定，没有进行任何推导。从而，它根本不能算是数学模型。但刘小玄却从中得出了种种所谓的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结论”，并自称为是中国近年来实行民营化改制实践的一个理论结晶。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而西方经济学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西方经济学在数学的应用上会犯下种种错误的根本原因。

四、假设与背景

由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常常要从一些假设出发，而这些假设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于是，有的西方学者以此认为经济理论的“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在西方经济学中常常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并存的特有现象，从而西方“经济学家不是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仅仅是用提出的幻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有知识的”。

这些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应当说是相当正确的。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但是，如果将这些看法推广到其他经济学理论上去，尤其是推广到具有足够的经验基础和充足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就是不正确的了。例如，马克思在探讨资本的形成时，曾做过商品价值等于商品价格的假设。而马克思在做这个假设之前，以大量的分析表明，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或许个别资本家可以靠欺骗来发财，但“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而且，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证到，这个假设“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么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做假设时，与物理学中的情形一样，所排除掉的只是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

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做假设时，往往抓住一些不相干的从属情况大做文章，其假设甚至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支持。例如，著名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就假定不存在税收。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关于这个假设，恩格斯曾运用历史事实指出：“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而且理性经济人要求人们必须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对此，田国强认为：“尽管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比如，作为一个竞争性企业，如果总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终究它就会被淘汰。”但是，利润最大化往往意味着风险最大化，而一个总是追求风险最大化的企业才是一定会被淘汰的。这样看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也并不与现实基本接近。

最后，我们还必须区分假设与简化的背景。而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常常混淆的地方。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曼昆曾说：“为了研究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世界只由两个国家组成，而且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当然，现实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生产成千上万的不同类型产品。但通过假设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我们可以集中进行思考。一旦我们理解了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这种假想世界中的国际贸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更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国际贸易。”但是，将众多的国家和产品简化为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只是对于背景的简化，还算不上前面所提到的假设。倒是曼昆在论述“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动”时，有两个值得推敲的隐含的假设。其中的一个假设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别国人更擅长的活动的。另一个假设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存在足够的世界市场需求，能够使其通过贸易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动。但是，这两个假设都是远离现实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原本比日本更擅长造汽车，但日本后来居上。另一个例子是，南美国家曾经根据曼昆所推崇的比较优势原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农产品，以便与自然条件较差的生产工业品的北美国家进行贸易。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南美国家与北美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南美国家才发现原来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远远小于工业品的市场需求，而且工业品的技术更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从而，南美国家在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所得十分有限。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存在着大量没有明确标明的种种隐含假设，而这些假设几乎全都是远离现实的。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余斌：《股利政策可能是无关的吗？》，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厉以宁主编：《北大光华论坛：WTO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余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质疑》，载《晋阳学刊》2005年第5期。

《马克思数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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