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由贸易，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曾经说过：“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可以解释此论断的还有马克思在《关于白由贸易的演说》中的一句话：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自己“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依仗垄断性工业优势，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借此构建一种牟取垄断利益的国际结构，这样的观点听起来似已遥远又陌生。流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告诉人们，贸易壁垒的消除有助于福利的增加，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要想取得经济发展，唯有开放国内市场并参与国际自由贸易。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上述观点是否过时了呢，那些观点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表述的呢？当此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反思既有经济思潮和发展模式之时，很有必要走人历史深处，探寻自由贸易的有关真相。

1、英国缘何转向自由贸易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论断所针对的是19世纪的英国。据载，英国在1841—1846年间，共废除了605项关税，并降低了其他1035种关税的税率。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英国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与法国签订了“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这些具一下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让英国以一个自由贸易国家的形象出现于国际舞台，欧洲的经济关系也在英国的主导下进入所谓自由贸易时代。“

英国转向自由贸易，可算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可是英国为何要在此时转而实行自由贸易呢？须知，此前将近三个世纪中，英国实际上长期奉行的是“重商主义体制”，其本质特征就是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这一基本事实己为新近的研究所确认。”深入历史可知，问题的答案确实就在于马克思指出的“垄断”二字，即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垄断性工业优势，才是其贸易政策发生转向的根本原因。

进入19世纪时，英国己经率先抢到工业革命的先机，形成了高于欧洲大陆的显著工业优势。179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在延误欧洲大陆工业化的同时，却刺激了英国纺织、钢铁、煤炭等产业的迅速扩张和加速机械化。大致而言，到1815年，英国已初步完成首轮工业化，而欧洲“还几乎完全处于手工阶段”。“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白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竞争者愈来愈远地抛在后面了。”据《剑桥欧洲史》估计，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发展，比邻国领先了大约40—60年。”显然，就是这种遥遥领先的工业垄断优势构成了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底气。

英国决策者决定要让贸易自由化，正是自恃既有垄断优势并想进而扩大此种优势。当然，英国转向自由贸易，也与当时工业产能膨胀、市场销售不旺的困境有关。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一方面是英国的生产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但另一方面，原来庞大的战时合同突然消失，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大陆无力消费英国制成品，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又未得到实质性的开发。十是，我们看到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进出口萎缩，商品价格大跌，工资下降，失业攀升。虽然有过几度缓解，但社会和经济危机还是步步走深，并在宪章运动（1838—1848年）时跌入低谷。出路何在呢？日后的英国首相迪斯累利说：“在进行了巨人的革命之后，我们不能紧紧抓住保护主义制度的破衣烂衫而不肯放手。”恩格斯讲得更明白：“使输出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长，实际上成了关系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换言之，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能主动出击，从而借国际市场来舒缓国内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谈。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国家纷纷采用贸易保护手段来扶持自己的制造业。英国决策者认识到，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能有效地牵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步伐。当年政府中的经济专家鲍令就曾函告内阁并在议会作证：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制造业力量正在大步增强，英国应当主动降低关税，迅速废除阻碍外国农产品进口的“谷物法”，从而诱使对方放弃工业化，以消除外国竞争构成的威胁。为此，即使鲍令明知德国比英国更有制造业潜力，他还是建议（实际上就是欺骗）德国诸邦：不要制造钢铁，应当坚持生产小麦和黑麦，用以交换英国的工业品，不然就是愚不可及。”这样鼓吹的自由贸易不就是“特洛伊木马”吗？

至此，可以看得很清楚，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之所以一改此前延续已久的重商主义体制，转向自由贸易的新体制，主要原因是，经过工业革命后，英国已经显著拉开了与其他国家的生产力差距，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国际“垄断”优势。强大无比的英国当然希望拆除以前必要、如今却成累赘的保护主义藩篱，以让生产要素更为廉价地流入，同时向更大范围的市场销售日益积压的产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熊彼特说：“正是以前支持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给予了英国的自由贸易以坚定的支持。”“当自己产业的国际竞争地位发生变化之后，贸易政策当然也得相应地跟着转变。

与此同时，还必须明察英国的另一番用心，那就是期待利用自由贸易的姿态和行为，把其他国家吸引到一种只能以初级产品交换制成品的依附关系中，以达到长期垄断工业生产的目的。英国自己的经济史家就有揭示：“英国最终希望通过采用自由贸易，向欧洲和美国的竞争者提供开放英国市场这个有吸引力的诱饵，借此说服他们把生产要素放回到农业中。……在英国工业部门的代言者看来，自由贸易是一个手段，借此可把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还有那些落后地区和新殖民的国家，纳入一种塔克（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750年就倡导的依附关系中。”“将他人纳入依附关系中，让英国“垄断世界制成品贸易”，并“破坏世界每个地方的竞争产业”“，经济史家的这些结论，无疑都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基础就是“垄断”、英国意图建立一种（英国）工厂城市—（外国）农业地区关系这一深刻论断。

2、自由贸易来自理论启蒙吗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英国之所以推行自由贸易，是因为先已获得了自由贸易科学理论的启蒙，故而是思想观念上的文明开化带来了政策行为上的理性通达。有人就提出，欧洲1850年后的“自由贸易可能是山意识形态推动的，而不是由经济或政治利益推动”。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此说似乎顺理成章。虽说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论述了“绝对优势”原理，但一般认为，大卫.李嘉图发表于1817年的“比较优势”原理才构成了自由贸易论的支柱。从18I7年再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提出“相互需求方程”的1848年，不仅涉及贸易可能性与可取性的问题得到阐述，而中贸易双方交换比值的确定及贸易利益的分配等深层问题也得到了研究。鉴于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善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时间上看似颇为重合，国内学者也乐于相信，是自由贸易论的成熟引导了英国贸易的自由化。

然而，深入查究历史可见，自由贸易的实践进程根本不是紧跟自由贸易的理论步伐的。远在英国贸易自由化之前，甚至远在斯密之前，英国就已存在绵长的自由贸易理论传统。据考证，英国多数重商主义者“已经提出了倡导外贸自由的理论，其阐述的明确和清晰程度毫不亚于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亚当.斯密。”最令人注目的是亨利.马丁，他在1701年即已把自由贸易论建立在比较劳动成本、国际分工利益的基础之上，贸易学说史家指出，“在许多方面，马丁以比亚当.斯密更为深刻的推论，阐述了自由贸易的逻辑。”此外，艾萨克.杰维斯在1720年，也已推导出普遍自由贸易的结论，其理论被视为“政治经济学最早的正式体系之一，为自由贸易作了最有力的实际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自由贸易理论早已相当成熟，这种超前的理论却终究难逃被弃置一旁直被长期埋没的命运。以“斯密前辈作者里出类拔革”的马丁为例，他的著作初版十1701年，“在1720年又重印过，故而不可能为其同代人完全忽视。”但是，马丁此后长时间内居然“未被引证或者追随，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从可能的湮没中拯救起来。”无独有偶，全面阐述了普遍自由贸易的“杰维斯的小册子很长时间内几乎完全不为世人所知”，一直过了两个世纪，即到20世纪30年代，才山雅各布.瓦伊纳“充分地重新发现杰维斯的著作及其重要性”。

这些真正的自由贸易首创者，比斯密早了半个到一个世纪就提出了系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为什么未能名扬天下，反而差点被历史尘封？这个问题表面看未令人费解。然而，对照英国贸易政策的实践可知，就在马丁提出自由贸易论的1701年，英国开始执行一项纺织品进口禁令：“由波斯、中国，或者东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制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已经或者将要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同样，在杰维斯呼吁全面自由贸易的1720年，英国正在酝酿一项彻底阻挡亚洲纺织品进口的禁令，次年出台的法律规定：“不管任何人，不论任何衣着或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贸易理论与政策实践如此对照观察，就可触及问题的要害。

按照斯密自己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是“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既然如此，在贸易这样事关重大国家利益的领域里，一个学说难道单靠观点的原创性或者论证的逻辑性，而不切合当下的现实需要、不计政策建议的后果，便可以为人追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国家尚需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时，再好的自由贸易理论也不会被接纳奉行，反而会被当作危及国家利益的异端邪说而遭打压实际上，就连斯密也因为稍微超前十现实需要而差点被淘汰出局。不要说《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就是此后斯密在世的14年中，他都未能真上享有盛誉。1790年斯密去世时，即使在自己家乡，“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过世”。此番寂寞不难理解。只有当1815年前后获得显著产业优势，英国迫切需要自由贸易政策时，亚当.斯密才开始被抬举到神坛之上。

上述历史回顾表明，不是贸易实践跟着贸易理论走，相反是现实需要决定着何种理论能够行时得势，在此问题上的历史考察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这里之所以要实证考辨这一因果关系，是因为自由主义宣传家们执意要把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打扮成科学理论启蒙后的产物，试图以此来掩盖贸易自由化背后实际的利害算计，试图为英国志在垄断制成品生产、图谋建立不平等结构关系的用心披上一层迷惑人的伪装。打造这个神话，无非是想让人相信，自由贸易的实践是有本所依的，它定会像有关原理所昭告的那样，产生世界主义的最优结果；而一个能对实践具有如此影响力的理论，也必定是完美无缺的，理应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的应用。当年英国最为活跃的自由分子理查德.科布登，在欧洲各地就是这样宣传的。直到今天，自山主义经济理论也还是遵循着这一套逻辑，风行一度的“华盛顿共识”就是据此开出的典型药方。

进一步查究历史还可发现，自由贸易论本身是个不足为训的理论。由于推导过程中大量前提假定的存在，自由贸易论只有在高度理想化的苛刻条件下才能成立，一旦放到真实世界中，它便无法兑现根据假定条件所作出的承诺。支撑自由贸易论的诸多条件在现实中是难以具备的，这便铸就了自由贸易论的内在漏洞。自由贸易论确立至今所遭遇的各种理论挑战，已从贸易条件、幼稚产业。收益递增、国内扭曲、不完全竞争等多个方面揭穿了这些漏洞。事实上，以通常所说的1817年为起点，作为自由贸易论支柱的“比较优势原理”在134年中都没有经受任何实证的检验，后来的检验结果也不理想，所以会有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所以围绕自由贸易论至今还纷争不断。“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就说过：自由贸易论的前提假定是“简等化”的，并且“越来越站不住脚”。因此，说自由贸易论不过是个未经充分检验的理论猜想和信念体系，当不算过分。

说到底，恰如马克思所揭示，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强者的垄断优势，所以，自由贸易论本质上是一套强者的话语体系，它不过是强者手中的一个扶强抑弱的工具而已。正因如此，英美等发达国家在自身力量尚不强大的数个世纪中，所信奉的偏偏是包括贸易保护在内的重商主义。而且，即使具备垄断优势之后，它们也往往是实用主义地、有选择地奉行自由贸易教义。而一旦自身优势衰退，虽则自由贸易理论犹在，它们也会随即从自由贸易的立场退却。面对经济步步走深的颓势，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呼吁“公平贸易”起，经由1915年的“产业保护关税”，再到1932年“握太华协定”的“帝国特惠制”，终于走回贸易保护的老路。这段历史谅必能给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特别是给自由贸易理论的所谓科学性和指导性，作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3、自由贸易曾带来何种结果

19世纪上千叶由英国推开的自由贸易运动带来了什么结果，这是至今值得世人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较为经典的一次自由贸易实验，某些方面比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走得更远。不过，在把欧洲主要国家带入自由贸易体系之前，英国实已在双边框架内与个别国家签订过贸易自由化协定，故而可先考察这些局部自山贸易案例曾经产生的影响。

案例一：与葡萄牙。与小国葡萄牙相比，英国的产业优势一直相当明显，但葡萄牙靠老殖民主义手段获得的财富却令英国心动。为此，英葡早在1642、1654、1661年就订立过据称互惠的商务条约，最后的结果却是葡萄牙陷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1703年，英葡又签订“梅休因条约”，英力按优惠税率进口葡萄才硬类，葡方则允许英国毛纺织品按优惠税率输入。由于本质上这是一种初级产品交换制成品的贸易安排，囚而看似互惠的条约最后却“扼杀了（葡萄牙）尚在摇篮中蹄硼起步的纺织工业”，葡萄牙后来简直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

案例二：与法国。“1786年英法商约”（亦称“艾登条约”）放宽了贸易限制，英国棉纺织品（以及陶器、毛织物、金属器皿）可与法国葡萄酒（以及其他农产品、丝绸、亚麻纱等）较为自由地交换。英国当时经棉纺织技术革命，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增强，故希望借助商约开拓市场，而法国则希望能像以前走私进入的货品征税，以缓解财政困难，并希望借市场压力来促进产业革新。殊不知法国低估了英国的工业能力，结果导致英国棉布及其他制成品“洪水般”涌入法国，“正是这次制造业部门的可怕危机与谷物及面包价格暴涨并发，引起了法国大革命。”

应当记住的是，“1786年英法商约”提交议会审议时，英国首相皮特曾作过一番辩护：“制造业国家与拥有土特产的国家之间条约的实质，就在于：利益最终会属于前者。”可见，英国决策者早就深通自由贸易的要诀，所以会对与产业弱国签订商约乐此不疲。“英国人所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随着进入19世纪后工业优势的不断放大，英国越发致力丁推动范围更大、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体系。可是，经济史家告诉我们，拿破仑战争期间初步自由贸易体系的后果对弱者却是不幸的：“战争期间，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这些国家因跌入英国经济轨道，遭遇了其传统产业的危机甚或崩溃，却并无任何补偿性的新产业兴起。”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自由贸易的凶险早已显露，为何总有国家会趋之若鹜，比如，为何法国会同意再签商约，从而再次把自己拖入自由贸易的逆境呢？简言之，英国方面多管齐下，既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如李嘉图、穆勒等人发表了影响甚大的著作），又以主动关税减让作诱饵（比如取消“谷物法”就曾激励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等出口利益集团），也发起了宣传攻势（如科布登等人到欧洲大陆巡回宣讲），更以自己的工业成就制造幻象（如在伦敦举办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让人以为英国的经济繁荣纯粹得自自由经济体制）。就1860年英法商约而言，法国方面的动因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1848年后法国的当政者正好是曾长期居留英国并从此信仰自由贸易的拿破仑三世：二是此召经政变称帝后，对外签订此类条约不必经国民议会批准；三是此君其时为了侵略意大利正需英国援手，故此愿在商贸领域作出让步。英国人正是看准了这些机会，终与法国达成一个本质上还是以制成品和大众消费品交换初级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协议，须知，当时法国人普遍称此为拿破仑三世的又一场“政变”。

由于1860年英法商约中“照例列有最惠国条款”，故此在19世纪60年代，“单单不列颠就缔结了八项这种形式的重要条约。在欧洲各国之间则更多，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条约网。”借助最惠国条款编织的条约体系，英国如愿扩大了自由贸易在欧洲的覆盖范围，由此进一步打开了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交易的闸门，让自己的垄断性工业优势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谋利舞台。与此同时，英国在拉美新独立国家以及印度等殖民地内部肆意推行自由贸易，在中国、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则通过不平等条约，一律强制实行不得超过5％的进口关税，从而大举扩张自由贸易体系。然而，即使不谈自由贸易对广大亚非拉地区“非工业化”、工场倒闭、财富外流、民不聊生的后果，就是在欧洲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实行也何曾带来巧言许诺的“普遍繁荣”呢？

从1846年，尤其是1860年算起，此轮贸易自由化远未创造什么“共赢”结果。就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而言，完全可以料到，其出口增幅有了提升，贸易条件陡然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800—1945年间的最高增幅。正如恩格斯所说：“1848年到1866年期间小不列颠工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然而，产业弱势者一方却情况不妙。第一，至1870年时，欧洲大陆的出日固然因自由化而有明显增长，可是其工业产值的增幅却下降了。这表明，在与产业强国开展自由贸易后，产业弱国原本的工业化进程反而受到了于扰。第二，从1870年开始，在自由贸易盛行一段时间后，欧洲总体的出口增幅减缓，居然明显低于贸易自由化之前时期。这说明，自由贸易虽有一时的刺激作用，却反而损害了众多弱国长远的经济竞争力。第三，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段自由贸易的高潮期，欧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居然大大低于此前及此后贸易相对封闭的时期。这证明，贸易开放度与国民财富提升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对于弱势者也许反而存在某种负面关联性”。

一场自由贸易实验最后导致一个扶强抑弱的结果，应当说并不令人惊讶，强弱之间撤掉藩篱进行自由博弈，还能有其他结果吗？这一切实际上早在英国决策精英预料之中。托马斯。马尔萨斯1817年就预言，自由贸易的实行“虽然会大幅增进欧洲的财富和福扯，但毫无疑问会使其中某些地区比目前更穷、人口更少”，因为“没有多少理由可以让人期待，某个国家居然会为了世界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财富。”马尔萨斯不相信自由贸易会“共赢”，当然是极有见地，可是实际造成的后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自由贸易后，欧洲出现的不是少部分人的贫困化，竟然是一场波及整个欧洲、冲击经济所有方面的“大萧条”。这场萧条从19世纪70年代初断断续续延伸到19世纪90年代初，其持久性远超日后20世纪30年代的人萧条，最后连英国自己都被拖下水。经济史家告诉我们：“科布登式的国际自由贸易与和平前景在1870—1880年这十年中快速消退，坎宁安称之为‘巨大的分水岭’。在此期间，受萧条的冲击，一个又一个国家回归到高度保护的政策。”

1879年，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在关税问题上改弦更张，标志着欧洲大陆逐渐重拾贸易保护政策。1892年，法国采纳保护主义关税，则正式终结了欧洲的贸易自由化。在此前后，除德法外，意大利。瑞士、俄国等也纷纷提高关税，保护已遭冲击的工农业。耐人寻味的是，从19世纪80年代末算起，欧洲大陆国家（只有意大利除外）在随后实行保护主义的20年里，都呈现了经济增长显著加速的势头，而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明显高于贸易增速。与此对照，同期的英国在失去自由贸易国际环境后则经济增长乏力。结果就是，贸易政策的转折，即从自由贸易退回到保护主义，反让原先落后的国家摆脱了危机，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德国以及美国甚至还一举超过了英国。“应当注意一个重要事实，欧洲的萧条恰恰是在自由主义高潮时期爆发的，而萧条终结的1892—1894年正是欧洲大陆切实回归保护主义的时候。”这一切难道纯属偶然？发人深省的是，就在欧洲大陆迎头赶上、英国丧失垄断优势之际，英国自己也日益抛弃原先信誓旦旦的自由贸易立场，到20世纪30年代也完全走回保护主义的老路。须知，“最近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表明，在解释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繁荣时，它于1932年作出的回归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决定，是个重要的原因。”“相信这里继续揭示的这层因果关系也绝不是偶然的。

以上受马克思论断的启发，对19世纪自由贸易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番探讨，有关的历史真相对于观察和分析今天的自由贸易问题谅必仍有警示意义。人们一般都知道马克思还是赞成自由贸易的，然而，马克思赞成自由贸易有一个大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只是“归根结蒂并且在原则上”表示赞成自由贸易，因为马克思把自由贸易视为催生“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的一个“经济培养基”，一个“能更快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带进那个死胡同的办法”。“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除此而外，马克思对自由贸易持有一贯的严厉批判态度，认为“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并且认为自由贸易信徒们的说教“是伪善的”，等等，而这些具体的观点特别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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