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大屠杀：日军有计划地摧毁文物古迹

郑  蔚

79年前的12月13日，残暴的日军攻入南京城，“六朝古都”南京顿时沦为腥风血雨的人间地狱。

正因为如此，说起南京大屠杀，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日军在南京屠杀平民、俘虏，以及强奸妇女等血腥暴行，但我们同样万万不能忘记的是，日军对南京的文化洗劫和文化侵略。这也是其侵华战争的极重要部分，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日本军国主义欲灭我中华民族，必要抹杀我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打击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从而在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人民。

当年，日本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根据日本最高当局的侵华野心，提出并实施了武力战、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相结合的“立体战思想”。该总司令部报道部宣称：“形成战争核心的是武力战，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可以说是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尤其宣传战涉及的影响很大。”

曾深入研究南京沦陷八年史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南京历史文化古迹与图书文物的破坏与劫掠，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称之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而且它比南京大屠杀历时更长。”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国祥将侵华日军的文化侵略所造成的损害概括为三个字：“大劫难!”他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虽屡遭外族侵略和蹂躏而依然生生不息、永不屈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着薪火相传的优秀文化和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这正是文化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意义。

日军有计划地摧毁文物古迹

“如果你想要知道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南京的文化破坏有多严重，那你首先要知道日军攻占南京之前，南京的文化有多繁荣。”经盛鸿这么开始了他的讲述。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为遵孙中山先生遗志，于4月18日宣布定都南京，南京于是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统计，1927年南京建都前人口不足27万人；至1937年6月，人口已经达到101.545万人。半年后，南京在日军炮火中沦陷。

“当时，南京有8所高等院校，是江苏乃至全国高等学校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当时的政府教育部门规定，大学必须拥有3个以上学院，不足3个学院的不能称为大学。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共有8个学院，除了医学院、商学院设在上海，其余文、理、法、农、工、教育等6个学院在南京，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师生员工人数最多、学科最齐全的著名高等学府，与当年的北大、清华齐名。南京还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中央政治专科学校，以及民办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经盛鸿说。

南京还是江苏乃至全国中等与初等学校数量最多、师生人数最多、教育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南京入学儿童比例已占学龄儿童的86%。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南京就新建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地质矿产陈列馆等多家科研与文化机构，均收藏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由于南京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大中小学和研究机构的增多，也带动了南京文化事业的发展。1926年，南京最早的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就在夫子庙平江府路姚家巷开业。经盛鸿认为：“战前南京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都达到了南京历史上的最高峰。当时，南京可以说是文教昌盛，历史古迹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1937年6月1日是南京建市10周年的纪念日，但南京市民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南京落入敌手，陷入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浩劫和长达8年的悲惨沦陷史。

“古建筑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早在20世纪初，《海牙陆战法规惯例》　就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及其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力求保全，不得实施破坏。这是世界公认的国际公法。即使1940年8月至10月的‘不列颠之空战’，德军空袭英国工业区和雷达站，最多时一天有千余架德机从伦敦炸到英格兰，但牛津、剑桥的著名古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又如，1944年盟军对德国的大轰炸，科隆几乎被夷为平地，然而有数百年历史的双尖塔科隆大教堂依然巍然屹立。”孟国祥教授说，“但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极大的凶残性和贪婪性，它既要分割中国领土、霸占中国财富，又对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垂涎欲滴。因此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初期，就开始有计划地摧毁和掠夺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实施了一场‘文化大屠杀’。”

南京的众多古建筑，首先遭到日军空袭和炮火的摧残。南京的明城墙蜿蜒长约40公里，为“世界上砖石城墙之冠”。1937年12月7日，指挥攻占南京的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其签发的　《攻占南京要领》　中就首先提出“进行炮击夺取城墙”。12月10日，在日军向南京内廓阵地进攻时，使用飞机、野炮和坦克对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和中华门，以及城门之间的城墙进行狂轰滥炸。当年向中山门一带进攻的日军第十六师团野战炮兵松冈康三晚年时回忆说，南京的城墙用野战炮打两三发也打不塌，他“打城墙比打城里多”。南京城墙总共有10多华里被日军炮火轰塌，中山门城墙被炸塌两个缺口，光华门变成一片废墟，中华门原来高大巍峨的城楼在战火中荡然无存。

经盛鸿说，南京是个佛教历史悠久的城市，唐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南京大屠杀中，多处闻名遐迩的佛教寺院惨遭破坏。南京南郊的牛首山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自六朝后的千年来，梵宫琳宇、佛寺相连，有幽栖寺、文殊洞、观音洞等深藏于一片群山树海之间。而日军将满山古树砍伐一空，历代佛寺付之一炬，使牛首山成为一片荒山秃岭。

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千百年来为人文荟萃之区，是南京的文教中心，它有三大建筑群：孔庙、学宫和贡院。孔庙建于宋仁宗景佑元年　(1034年)，庙前有“天下文枢”柏木牌坊一座，高达六七米，街东西两头各有木结构的牌坊，上有曾国藩所书“德配天地”“道贯古今”的匾额。虽然日本学界公认孔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深远，但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纵火烧毁了夫子庙，所有配殿、楼阁等均难逃一劫。

六成公共图书典籍遭洗劫

经盛鸿教授告诉记者，南京自古多藏书名家和书香门第，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建起多家新式图书馆。如历史悠久的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及各高校图书馆，藏书之多之精为全国之最。国学图书馆更是以收藏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60余万卷藏书与武昌范氏月槎木樨香馆4500余种书籍而闻名于世，在收购素有“江南四大藏书地之一”的八千卷楼藏书时，该馆曾与日本书商展开了一场竞争，终于击败对手。至1937年，该馆已有经史子集与普通书籍3000余种、五六百橱、4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的明刊精印的抄本、历代名臣大儒所校勘的古籍和珍贵字画，以及晚清各编译局编译的各种教科书。南京沦陷后，南京各类图书馆　(包括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政府机构图书馆)　均成为日军洗劫的对象。

据日方的史料证明，早在日军攻占南京的前夕，在上海的日华中方面军特务机关就组织了一个所谓“(华中)　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劫掠南京等地的图书文献。该机构由日方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三个单位抽调二十多个专家组成。1938年1月22日，南京城尚笼罩在大屠杀的硝烟里，该委员会就接到了“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受”的命令，即先行抽调9人在日军的护送下赶往南京，开始劫掠南京图书典籍。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得知日军占领了国学图书馆后得意洋洋地说，“于今，八千卷楼又归我们了，清代四大藏书楼已有两处归我们所有了。”

从3月6日起，这伙文化特务就在日军宪兵的协助下，将从南京70多处藏书机构找到的重要图书典籍，用卡车运往珠江路942号地质调查所内。此次搬运前后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出动了日军367人，动用了中国劳工2830多人，以及卡车310辆。

这批数量巨大的被劫的图书典籍中，有许多世所罕见的价值连城的善本秘籍。如，宋版书4000余种、《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写本(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第11代德宗光绪的宫廷日记)3000多册，以及完整的　《古今图书集成》10套等。

据日本专家松本冈研究统计，日军从南京各类公共图书馆毁坏与劫掠的图书古籍多达64.69万册，其中，仅省立国学图书馆被洗劫的图书古籍就达16.7万册之多。经盛鸿认为：“再加上中方统计的其他机构的被劫图书，南京遭日军劫掠的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占战前藏书总量142万册的六成以上。”

南京是我国的“四大古都”之一，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虽屡经战乱，但民间收藏素有传统，图书典籍十分丰富。藏书是南京文化绵延的优良传统，南京人珍爱和收藏图书典籍的传统历千年而未中断。对南京民间藏书家在南京沦陷后的损失，南京大学的徐雁先生、金陵图书馆的许廷长先生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以南京藏书名家石承熙为例，揭示日军对民间藏书的洗劫。石承熙时称“淮水东边词人”，“石家藏书，闻名当代”，南京沦陷前几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购买石家藏书，被其拒绝。南京沦陷前，他仅携带少量珍本逃离，其余藏本或被日军掠夺，或与家宅一起被日军焚毁，石家共计损失宋元以来精刊本、佳抄本和孤本4大箱、千余册，字画精品和瓷器古玩4000余件。

殷墟古物惨遭毁损

南京城内的大量文物古董与学术标本，如考古出土文物、古陶器、古铜器、古瓷器、石碑、石佛、书画等，也是日方早有预谋的劫掠对象。经盛鸿说，就在日华中方面军从上海杀向南京途中，其司令官松井石根就让人搞了一份苏州等地古物字画一览表。在日军入城后，就按图索骥地进行劫掠。当日军在南京城里大肆烧杀淫掠时，对文物古董的掠夺更是肆无忌惮。

当时，从北平故宫南迁的珍贵文物，还有部分在朝天宫东侧的国立北平博物院南京分院地下保存库和位于国府路的国立美术馆内，未及西迁。这些珍贵文物自1933年2月起分五次从北平南迁，先运抵上海，后于1937年1月分批运抵南京，总数为19194箱。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抢运西迁走逾1.6万箱，未及运出的还有2953箱。日军入城后，立即将其置于魔爪之下。1938年6月，日军特务机关命令打开了玉牒、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17箱、图书类475箱和地图类15箱等，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清点。这些故宫文物多是珍贵的国宝，其中有康熙、乾隆年间西洋各国进献的各种精美工艺品，以及　《大清实录》、玉牒及清宫内务府档案。日方劫走与损坏了其中许多珍贵文物，直到战后，北平博物院南京分院才找回2000多箱。

战前，国民政府为筹建国家博物馆——中央博物院，向全国征集来的各种珍贵文物，也成了日军劫掠的对象。据统计，日军从中劫走1679种。该院负责人曾昭燏藏在傅厚岗34号一处密室的文物，就被日军劫走古物类85件又一箱，其中有从栖霞山齐塔内出土的南齐刻石佛一尊、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8件。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当时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珍藏的殷墟发掘古物等珍贵文物，也惨遭日军掠夺与毁坏，损失无法统计。该所保存的山东日照出土古陶器标本箱，竟被日军拿去铺垫铁路的路基。

日军对南京许多古建筑上有文物价值的构件也要劫走。如，南京朝天宫的主建筑正殿之屋脊两端安装鸱吻一对，也称“鸱尾”，古人以为可以禁压火灾。此建筑饰物起源于东晋，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将其传至日本，在奈良唐招提寺正殿金堂屋脊两端装有一对，因此被日本人视为国宝。日军侵入南京后，竟将朝天宫正殿屋脊上的鸱吻拆下，运往日本。

而民间私人收藏的文物，更是被日军洗劫一空，就连充当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的陶锡三的住宅也遭日军洗劫，将他多年收藏的文物典籍抢劫一空。事后，他乞求日军将“以同文同信佛教关系代为收存”的“经像法宝”返回原主，仍遭日军以“无从查询”为由置之不理。

南京多少文物典籍被劫仍是谜

抗战胜利之后，南京政府有关方面曾对南京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进行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调查得出的统计数字是极不完整的。

孟国祥指出，《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　所列图书损失仅为：公家图书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人藏书53118册另1790种59箱840部。但据他“研究发现，南京市立图书馆损失图书20万册，报刊杂志5万余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藏书7万册，印行秘籍9万册；中央图书馆损失约10万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损失5万册；金陵大学损失7.3万册；中央大学及院系损失约25万册；8所中小学申报损失就达63576册。9个中央政府部会机关图书损失就有27.6万册之多。而私人损失难以计算，仅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两校个人申报就达10万册，散见于档案的其他个人图书损失申报亦达20万册”。仅以上数字相加就超过了150万册。

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统计中占半数以上的杂件损失中，竟没有一件为私家所报，在字画等其它7类损失中，私家所报者也仅列69人，公私申报者均为南京市区居民。更为离奇的是，江苏全省文物损失统计的数字，其损失不足于南京市区损失的七分之一。

孟国祥认为，除了战后时局动荡与申报时间紧张等原因外，当时统计方式的不合情理也是原因之一。如，申报时不仅要填报受损文物的名称，还需提供文物照片、图样和票据，损失的时间、地点；更要填报文物遭损时施暴者即日伪机关或部队名称、日伪负责人姓名及文物目前下落等。众所周知的是，日军入室抢劫，绝不可能开具收条，居民也唯恐避之不及，岂敢要求日军报告其部队名称及长官姓名？　受此诸多条件限制，因而难以申报，以致于时至今日，“南京的抗战损失研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战时参与掠夺的日本有些当事人曾诡辩说，战时搜集、整理南京等地的图书典籍是在“接受”和“保护”中国的文化。经盛鸿指出，日本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破坏、掠夺，是长期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既是其图谋侵占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其文化侵略的必然结果。只要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自然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如此巨大的损失，又何须要日军来“保护”呢？

孟国祥说，在当时的日本看来，中国必定失败，日军攻占南京后中国一定会投降，所以搜集中国的图书典籍文物都是其“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之举。至于后来日本将部分图书文物移交汪伪政权保管，并没有改变日方的实际控制权，所谓“移管”只是为支持伪政权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欺骗策略而已，如同“从左手送到右手”。

抗战胜利后，我国从日本追回多少图书？　孟国祥说，一般认为是158873册，此源自中国驻日代表团1949年9月统计的数字。实际上，其后还有部分图书运往台湾。但迄今为止，仍没有见到完整的数字。

经盛鸿指出：“日军将从南京等地劫掠的图书典籍文物中的精华部分运回了日本，直到战后仍大部没有归还中国，是中日间又一个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学者承认：‘特别是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藏有用金钱无法买到的，其中有世界唯一的中国古典的大量收集物、世界最古的大量刊本类书籍。’以致中国学者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竟要跑到日本去查阅原本就属于中国的典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文化洗劫的罪恶证据和严重后果之一。”

“在南京文化损失的数字问题上，虽要避免求大、求全、求精的误区，但更不可抹杀、刻意的缩小和掩盖，”孟国祥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必须经受学术的检验和时间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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