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这辆车不能任由新自由主义驾驭

王佳菲

新自由主义潮流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应该说，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永不止步的生产社会化和技术进步，终会让同住在一个地球村的人们建立普遍的联系与交往，拉近彼此的距离，由老死不相往来，到鸡犬相闻、密不可分。比方说，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波音747客机，所需零部件来自国外的1500家公司和15000万家中小企业;日本的马自达轿车在英国制造，由日本提供主要零部件，组装在墨西哥，以美国为主要销货市场。《资本论》中也确认了这种发展趋势，即机器大工业生产“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由此造成了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1]

那么，历史将这副“全球化”的重担交给谁了呢?“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2]因此，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处于这个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别无选择，它注定是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进行的，是应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冲破藩篱、伸展筋骨的要求而勃兴的。天时地利，当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手中接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接力棒，历史最终也选择了由它作为主导体制来实现经济全球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为今日之全球化打下特有的印记。

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十分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它在西方国家逐渐得势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正是经济全球化开始酝酿的时期;80年代后半期以来，它在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大面积盛行，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是昂首阔步、日行千里。

二者在同一时期的并行发展绝非偶然。此前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遭受着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鞭笞。1973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利润率比1965年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低了23%，[3]资本日益过剩，不得不另谋出路。《资本论》中曾经直言，“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4]正是资本对利润的不懈追逐，促使它们在国内利润率下降的条件下，急切地跨出国界，在世界各地搜寻最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最广阔的市场，组织起最有效率的价值增殖链，让全球化的脚印踏遍每一寸值得挖掘的土地。这源自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而新自由主义则积极倡导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有效地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在这一号角的导向下，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宽了对国际贸易及资本项目的管制，使资本不仅能出得门去，还能顺利在目标国登堂入室，并以利润汇回等形式衣锦还乡，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体制变革形成了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没有人能够否认，近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迅猛发展，推动了高新技术和人类生产力的显著进步。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商品出口额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990年已接近20%，2000年超过了25%，2001年达到29%。[5]国际投资增长得更为迅速，1980~1995年，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年均增长约为3%，世界贸易增长约为5%，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约为8%，跨国股票债券交易量增长约为25%[6]。

不过，新自由主义如此尽心尽力地工作，怀中揣着的理想并不是实现世界大同，而是为了确保国际垄断资本积累的最大自由——“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7]跨国公司就是充分享受了这样的自由，在当今世界生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全球500家跨国公司销售额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50%左右，占全球贸易额的50%~60%，占直接对外投资的90%，占新产品研发和技术转让总额的90%。[8]经济全球化的大踏步发展，一方面使生产走向进一步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使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更多的生产资料被私有化和资本化，更多的劳动者沦为资本的附属，这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放松了政府干预，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所崇尚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挖深了社会鸿沟，在全球范围内激化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扩大，工资与利润二者相比，利益更多地向资本家倾斜，工人的所得下降，贫困率上升。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3月14日的一篇文章称：“过去10年中，2/3的从业者的收入有所下降。而仅在2006年和2007年，企业家所得的利润就增加了约15%。贫困率从2000年的12.3%上升到2006年的18.3%。” [9]

国与国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丰裕社会中的贫困”这种现实是多么残酷。在世界银行2000/2001年的发展报告中，首先肯定了20世纪人类的生存条件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有更大的进步，全球的财富、相互联系和技术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呈现出一副丰裕社会的面貌。但是，由于全球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极不公平，极端贫困的问题不但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恶化了。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贫困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在过去的40年中差距扩大了1倍。从1987年至1998年，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都在增加;在欧洲和中亚的经济转轨国家，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20倍。[10]

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更加鲜明。2009年6月19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08年全世界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总数增加了大约1 亿，2009年全世界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总数预计将达到10.2亿。饥饿人口增加并非全球粮食歉收的结果，而是国际金融危机所致——危机造成许多国家民众收入减少和失业增加，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粮食购买力。[11]不无讽刺的是，就在两天后，6月21日英国《卫报》报道称，高盛集团近日推出了成立140年来规模最大的员工分红计划，计划将一季度取得的18.1亿美元纯利润拿出一半，作为奖金分发给全球约28000名员工。[12]这是多么让人愤慨!又是多么合情合理!资本的处世逻辑就在于“有福我享，有难你当”，所谓“共享繁荣”是我拿大头、你拿零头，所谓“共度时艰”是我把你拖下水、你还得扶我一把。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即便是那些被认为从全球化中充分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它们享受过经济的一度高速增长，也迎来了连绵不断的金融危机。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纷纷向世人展示了繁荣与破灭的轮回。高速经济增长与金融危机的交替出现充分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既蕴含着机遇，也潜伏着危险，既有可能带来高收益，也会引来高风险。

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经济波动明显减弱。图3-2显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只经历过两次微弱的经济衰退，分别在1991年和2001年，其他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增长的势头。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只能利用经济全球化输出和延迟危机，却不能阻止很多深层矛盾在此过程中的进一步积累，最终，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西方不败”的神话。

理解了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和融入全球化，另一方面又不能盲从。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前两年在北京一度猖獗的“黑导游车”。他们抓住初到北京的游客必去一睹长城风采的心理，以八达岭长城的一段“水关长城”，冒名顶替著名的“好汉坡”所在的正宗“八达岭长城景区”，偷梁换柱，欺瞒游客，被揭穿之后仍振振有词——“反正都是八达岭，差不多嘛”。回到正题上来，既然经济全球化这辆车是非坐不可，那就得留心它究竟由谁驾驭，驶到何方，不能任凭新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换汤不换药的主义随意掌舵。

本文摘自《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一书第一篇“难逃危机宿运”第三章“自由起舞的世界性危机”。

[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73页。

[3]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5] 20世纪70年代初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际经济信息》，1999年第25期;1990、2000、2001年世界商品出口额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19.9%、25.6%、29.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3)》。以上均转引自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利益关系的变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6]王国刚：《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页。

[8]朱民等人著：《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9]转引自黄力之：《金融危机中的姓“社”姓“资”方法论启示》，载《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

[10]彭刚：《丰裕中的贫困》，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12期。

[11]资料来源：新华网，2009年6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9/content_11570303.htm。

[12]资料来源：英国《卫报》，2009年6月21日。见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2009-06/22/content_83078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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