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否定产业政策的理论谬误

杨承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协调发展”理念，就是强调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同时，使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协调与社会主义自觉性协调科学地耦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越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应用。

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应当运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加上科技创新的优化和引领，把我国经济协调发展规律运用得更好。新自由主义以“无为而治”否定协调发展，极力反对产业政策，是反科学和有害的，必须加以澄清。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当前，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前段时间经济理论界关于要不要产业政策的争论，焦点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而更深层次涉及的是，协调发展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规律等问题。

事实验证：否定产业政策理论的真伪

我们首先用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做比较验证。

先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从非协调的畸形经济开始的，使本国和全人类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的世界经济不协调、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就是它们几百年积累遗留的恶果之一。下面举出几个国家实例：

英国：作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英国的市场主要在国外，靠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弥补其国内的短板。即使这样，国内的供给与需求经常严重失衡，劳动人民贫困消费不足造成生产过剩。从18世纪末开始，就有了微弱的产业政策，着力发展轻纺工业，但仍未克服不协调弊端。1825年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大致每10年一次，渐渐落后于德国、美国。

美国：是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畸形主要表现为过度虚拟化。继1929年至1932年世界性危机之后，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殃及世界，至今复苏乏力，持续时间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加剧全球两极分化，而且把不平衡推向极致。

日本：经济更为畸形。本国缺少资源，后走向军国主义。战后靠美国在朝鲜、越南战争的特需订购及扶植，扩大对外贸易，发展较快，但一直未克服市场失衡问题，造成“失去的30年”。

上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失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特别是大资本垄断）的矛盾，为追求资本家的利益自发造成经济不协调，其后来的产业政策虽有所纠偏，但无法阻挡大资本追求私人利益造成的失衡。虽然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可以促进一时的平衡，但却是通过弱肉强食的竞争，以很多企业破产、广大工人失业为代价实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都在强化产业政策，而且有短暂的协调发展时期，出现过顺利快速增长，但出于大资本的利益，不可能从根本上自觉地实现协调，这是它固有的弊端。

再看二战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霸权主义国家的操纵，无论是贫国还是较为富裕一些的国家，多数都有发展不协调甚至畸形化的顽症。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人均GDP大体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增速下降，经济滑坡，矛盾突显，从历史数据看，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的百余个国家中，后来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87%落入所谓“陷阱”。与其说是由数量变化造成的陷阱，不如说因结构不协调造成的矛盾复杂化、尖锐化。这些国家虽然都取得独立地位，但掌权的是资产阶级，不少国家是大资产阶级集团控制；对外还不同程度地依靠垄断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如依赖外国投资），多为国内畸形发展（如贸易立国、产品单一等），基础设施落后，两极分化突出，加上不同党派轮流执政缺乏长期规划和处理矛盾的能力，不能及时主动转轨调整经济结构，使得局面无法收拾，掉进了不可自拔的陷阱，这与不能协调发展关系极大。比如：

阿根廷：由于在关键时节未抓住工业化发展的契机，从当时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沦落为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恢复元气。

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拥有大量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因此其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赖农牧业产品出口，1929年前的几十年，阿根廷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但是，由于忽视了工业的发展，丧失了二战前后的两次工业化机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实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资金大量流入金融体系，形成庞大的投机资本泡沫，给国家金融带来巨大冲击，政治动荡，社会问题增多，至今经济发展长期萎靡不振，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巴西：协调失当致使经济大幅萎缩，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巴西，遭遇麻烦重重。主要原因有：其一，巴西有优越的“天然禀赋”，依靠原油、铁矿石、大豆、咖啡豆、肉类、糖等产品出口来支撑经济，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疲软，出口额连续下跌。其二，在收入水平较低、工业不成熟的背景下实施去工业化，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比仅为23%，而服务业占比高达71%，远高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形成了产业的“偏颇繁荣”。其三，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拖累经济增长。其四，金融、财政政策失当。由此，落入“陷阱”。

印度：一直未全面实现工业化，虽第三产业获得长足发展（早已超过GDP的50%），但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农村人口大体占60%，农村劳动力占74.4%。电子信息业迅猛发展，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但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从表面上看，其增长速度不算低，但却掩盖着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人口增长过快，人均收入较低，贫富分化严重，隐藏着危机。

同样，这类国家也有这样那样的产业政策，但因产业政策多是维护大资本家的利益，其协调功能软弱无力。

最后看原有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以苏联为例，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管得过死的产业政策，一直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工业，农业、轻工业落后，产业结构畸形化，市场供应一直紧张。苏联解体后，虽然留下了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但由于结构不协调，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强行实施“休克疗法”，政府完全放弃调控，对市场“大放羊”，结果通货膨胀5000倍，生活物资匮乏，经济陷于快速崩溃之中,新自由主义最彻底的“试验田”完全失败。“休克疗法”被强行终止后，俄罗斯主要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增长，而当国际石油价格下滑后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又雪上加霜。其他东欧小国，也因其产业结构不协调，产品单一，先后出现经济困境，不得不依赖西欧国家。

上述事实说明：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基本矛盾决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协调发展；第二，在其发展中也有这样那样的产业政策，但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不协调的矛盾，有时还加剧了不平衡；第三，计划经济体制下过于僵化的产业政策又人为地造成经济畸形化；第四，协调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第五，实现好协调发展必须自觉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耦合，关键在于“产业政策要准”。

理论辨析：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必然

对于协调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主要观点概括地说，一是不需要协调；二是即使需要协调也要依靠市场的自由发展，不需要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干预，政府作用要压缩到最小；三是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是市场功能的最大妨害，必须彻底私有化、自由化。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重要观点，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一）协调发展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可以看作是对协调发展理念的总概括。需要防止的误解是，这里所说的“平衡”是动态平衡，不是绝对平衡。

“协调”的概念既代表一种良性状态，又包含达到这种状态的动力、手段和过程。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整体经济中的各个子系统，各种要素、各个层面相互适应，产生1+1>2的整体组合效应，形成更大的合力，而不致互相摩擦、消耗或差异过大形成畸形化，造成内耗，而且此种状态又是经常性的动态过程。这是各种系统维系、运行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和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上认识，协调理念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规律。任何系统必须具有协调机制才能保证系统的存续、运行和发展，而协调机制的衰退、变异或破损必然导致系统的恶化乃至毁灭。这是客观规律。在自然系统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协调机制或称制衡机制。人类的社会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巨系统，存在着协调客观要求和机制，然而它与自然系统的重要不同点是人的参与和作为在起着主导性作用。社会经济的协调性是社会性、社会化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普遍现象，只是有隐有显，人们常常不能自觉认识罢了。

事实表明，社会化生产超出个体经济的范围，整体性要求日趋突出，客观上要求社会经济成为各个经济部分的联结互动的有机整体。这就必须协调各类经济部门和经济主体行为，减少它们之间的掣肘和摩擦，形成质、量、度、时、力等各个方面互依互动的良性关联，构建运行及发展的良性合力和协调状态。

（二）资本主义以波动和危机实现相对协调

协调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而实现协调状态就需要必要的动力、手段和过程。经济发展是与社会化程度提高相并行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因而协调的客观要求也就相应提高。

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产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和社会关联程度都空前增大，客观上更需要加强各个方面的联系和协调。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生产社会化要求整体性、协调性，但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特别大资本的垄断，各经济主体却不顾整体利益而各自进行着逐利的博弈，这必然妨碍、割裂、扭曲社会联系，严重影响着整体协调。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甚至殃及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克服严重的不平衡也不得不制定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但无力达到合理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比如，马克思提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这揭示了隐藏在市场背后的“大比例”关系，是一种趋势，不是固定、刻板的定量比例。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背后隐藏着保持“比例”关系是客观要求，但它不可能自觉地去符合这种要求，只能自发地被倒逼去“适应”这种要求，并付出包括经济危机等在内的沉重代价，而且这种“比例”难以达到客观需要的良好程度。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协调发展是基于发挥社会主义本质优势的重要理念和机制，自觉协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优势。然而，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各个时期的实践证明，要求比例过死就易走向僵化，不应当把比例关系看得过死。随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越来越凸显实现协调发展与政府的正确产业政策分不开。

现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科学地利用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即如何把握经济发展自身的不平衡和自觉协调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都体现了我们对协调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广义地说，市场是所有的供求和交换关系的总和，既包括有形的市场载体，也包括无形的市场机制，因此经济运行中特别是在其微观层面，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市场有强大活力和便捷性，其背后反映着客观的供求关系，但又有很多缺陷，只有恰当地与政府作用组合运用才能取利除弊。为此，要找准市场功能与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协调发展规律体现着市场经济的自发社会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社会性之间的有机耦合，不平衡的突进和调制平衡的协调相统一，可以发挥两者优越性的组合效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与政府如何协同，使两者优越性充分发挥以取得更佳效果，是一个需要经常探讨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遵循协调发展规律，必须把握其特殊性：一方面要求调控各子系统在质、量、时、力等多个维度上的适当比例关系、协同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对待发展的动态性，把波动限制在适当的区间，并有足够的自觉性、预知性，避免和克服由较大经济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动荡。这就得善于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同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导和优化作用，以避免或减少内阻和内耗，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更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目标。

综上所述，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条客观规律，精准的产业政策是实现这一规律的重要手段。新自由主义否定产业政策，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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