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敏将军：对新常态战略的感悟和思考

宋方敏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把关定向、规划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指导功能的优势体现。今年这个会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国内外格外关注。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要与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对应起来，特别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思想，既积极贯彻落实，又注意防范问题。

一、不是在传统思维下求发展，而是科学定位发展阶段，把握新常态的发展规律

习总书记一年五提“经济发展新常态”，绝非随意之举。5月他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底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重申：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11月在APEC峰会演讲中，首次阐述三特征：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2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5年经济工作，强调：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同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9日至11日召开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新常态做出了系统阐述，概括起来是：

——“九大趋势”。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趋势性变化，如“消费需求”由过去“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变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变为“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等。

——“三高阶段”。即“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三转特征”。即“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两不变两变”的判断。即“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八个更加”的基本导向。即“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这是一整套阐述，把这些年“转方式、调结构”的提法上升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说明党对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更加清晰和系统化了。当然，新常态思想的提出和实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完善。然而，可预测和估量的前景意义看，新常态思想为中国提供了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重大战略指导理论，不仅要管明年，而且要管今后很长一个时期。

善于理论思维和理论创新，历来是我们党的传统优长，关键是要符合实际，切实管用。习总书记引导全党理性、客观地认识和把握新常态，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变化的重大转换关口，精神上保持平常心态，工作上打破惯性思维，增强自觉，主动作为，走出新路子。我们要谨防社会上乃至国内外一些舆论误导，把“新常态”曲解为“经济衰退”，制造“中国经济崩溃论”。在恐慌心理的驱使下，不仅容易丧失信心，而且容易重走老路，打乱新常态战略部署。

二、不是速度慢了就扩张，而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政策，力求“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增速换挡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磨难中，旧有发展模式注定难以为继，完成涅槃重生必须坚定不移。以往的毛病是，一看速度放慢就心里发慌，“政府比企业着急”，逼着各地保速度、搞扩张，结果转变发展方式年年虚谈、步步落空，依然如故地维系落后结构，一次次助长泡沫经济，累积的负面效应越来越重。以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实在是已经走到尽头，现在“缓增长”正是“调结构”的发展转机，绝对不能再旧病复发，重走老路。

从11月经济数据看，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0.5％，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7％，已经连续33个月负增长，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这次会议，仍强调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在把握“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关系中，有一句重要的话：“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也就是说速度有个底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为了保证速度控制在这个“合理区间”内。速度底线在哪里会上没定，但明确“调速不减势”,即表明中央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已成定局。媒体披露预计降至7%甚至更低，也有说6.5%就够了。中央判断我国经济总体运行目前还在合理区间内，所以关键是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更扎实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

明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排在“稳增长”后的第二大任务就是“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体现了明年经济工作是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求，要发掘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需求，派生出新机遇，虽不容易实现，但也看出我国经济增长未来取向是从传统的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且形成更为多元的动力机制。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动力机制的转换？新动力、新增长点在哪里？

经济增长总是要靠需求拉动的，新的需求就是新的增长点，也就是创新动力的来源。最根本的，就是“八个更加”基本导向中的第一条“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的体现。我们不能总是从中外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扩张期望来发现需求（如房地产开发等），真正的内需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

要研究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生态化社会，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会带来的居民新消费需求，把网络信息产业建设、新技术装备产业建设、节能产业和环保工程建设、老年社会化保障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多震地区抗震房建设、城市综合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摆上突出位置。比如，随着人口老龄化,若干年后国民储蓄率会出现明显下降,“老无所养”日愈成为社会突出矛盾，只有抓住目前有利的时间窗口,把早晚要做的民生建设多做、做好，才能避免将来酿发大问题。再如，我国西南地震多发地区，由于居民住房简陋，遇有中小地震也会造成人员死伤严重灾情，往往让国外不可理解。改革发展那么多年，为什么连群众住宅防震安全问题都不能解决呢？能不能进行统一规划、全面改造建设？很多带有公共工程性质的建设项目由于近期资本效益不高，对私资外资吸引力不强，但对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意义重大，对相关产业发展的连带效应也是巨大的，就应当发挥政府投资和国有、集体经济的主体作用，以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如果嘴上说的满足人民需要，实际上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资本获利需要，而不是让人民群众受益、让社会协调健康发展，这样的动力机制永远是扭曲的。

再一个问题，是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我们总体上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对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但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因素对我国产生一系列影响，美元明显走强,给人民币造成被动升值，无形中给我国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美元加息，按理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该考虑加息，以防止国际资本大量外流。但从国内看，满足企业信贷需求，又需要降息。最近的降息，已引起不少议论和担忧，现在进一步降准的呼声也很高。然而，真降得太低，眼下中国股市狂涨的浪潮可能就是国际投机资本又一轮掏空中国经济、洗劫中国国民财产的前兆。 中央提出明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要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各类风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现在不可乐观，前景难测。

三、不是盲目推进城镇化搞大开发，而是将城镇化纳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大战略，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

明年五大任务中，一些市场化人士特别期待的城镇化意外落榜。对此，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传话：“大家不要有过多担心，也不要产生误解，并透露近期会发城镇化的公告，会有比较详细的城镇化思路阐述，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间没有谈城镇化”。或许有这个情况，但肯定不是原先想象的城镇化。因为会议公报明确指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一个是要“健康发展”；一个是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独立战略；一个是“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讲的非常明白。

我以为，这是最精彩的一笔，用“收编”的办法，巧妙地完成了对原先中国大地可能发生的大面积大规模抢夺城镇化开发红利的危险倾向的根本纠偏，对农业土地也是一个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相比较在“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这项大任务中，要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力争明年开局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要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城镇化显然不是一个独立实施的大战略，也不能靠“大跃进”式的人为推动，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融于中国经济区域结构发展演进大趋势中的自然历史过程。

四、不是增长放缓则伤民生，而是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六个更加”导向，第一个就是“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仍然把解决“三农”问题当作中之重，完善强农惠农政策。特别是在“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任务中，提出“守住底线、突出重点”。我理解，“底线”应该是最低保障线，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保障要保证达到一定的水平线之上，而且还应该动态提高。

“重点”一个是要做好明年就业工作。经济增速下降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这是一般规律。会议强调：“要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就业目标。要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今年前9个月，经济增速下降为7.4％，新增就业1082万人，并没有减少就业机会，这表明转方式、调结构也可以促进就业增加。

但就业危险不可忽视。目前在新增就业领域,出现了更多新增劳动力流入第三产业的趋势,这在短时期内缓解了就业压力,但若长期持续,也会带来整体劳动生产率降低的结果。据资料分析，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的50%。如果更多劳动力进入低端服务业,整体劳动率降低,是走向拉美化的一个信号。所以,就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不能靠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弹性容纳，还是要靠新的需求拉动新的增长点来吸纳，使劳动力质量提高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相适应。

“重点”还有一个是扶贫工作。会议提出“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条做到是很不容易的。还有一条“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这更不容易，而且有全局性意义。

应当看到，“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说出了广大民众的诉声。如果只解读为对扶贫工作而言，显然是不够的。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已进入世界最高国家之列。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迈上世界第二的高台上，广大劳动群众何以忍受长期以超低于世界人均的微薄收入水平为代价，去承受“被中国富豪平均”的屈辱？这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极不相称的。邓小平当年做出的“考虑在20世纪末突出解决共富问题”的战略安排，已经被耽搁了十多年，还要耽搁多少年？

有一种论调认为，在经济增速减慢的情况下，只能考虑发展增效，保护和刺激资本的积极性，不能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按这种理论，只要有一天新常态，就一天谈不上缩差共富，那还是人民希望的经济常态吗？

其实，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调整累进税制和征收遗产税，实行高工资、高福利政策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也并不是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之时，相反，是在危机萧条资产者日子不好过的情况下，国家出面缓和劳资矛盾、恢复经济发展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我国事实也证明，越是经济扩张高速发展时期，贫富差距扩大越厉害。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资产者对雇佣劳动者放松“金锁链”，从来都不是资产者发财时的良心发现，而是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后劳资矛盾斗争的结果，而且每一次社会收入公平化调节，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对我国来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也是分配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没有分配结构的调整，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结构调整。因为，过去那些年经济结构的恶化是与社会分配结构的失衡直接相关的，从而导致资本的盲目扩张生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脱节；今天转方式、调结构，只有首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变社会贫富悬殊的失衡状况，让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收入多起来，支付能力提高了，市场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提高，投资和生产才能在有效的消费需求引导下良性增长。否则，资本所有者口袋里的钱再多，没有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市场也不会有出路。就像老板们靠房地产泡沫发财，掏空了老百姓腰包，养肥了自己，市场也就走到尽头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运动及其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没有过时。财富分配不公平，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效率。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如果不走缩差共富道路，还是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那就是地球人的大笑话！

五、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奔着问题去改革，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

不讲改革目的，不问改革是非，为改革而改革，是以往改革的误区所在，也是深化改革的危险所在。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一条方向性原则：“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那就是说，改革必须从问题出发，坚持问题导向，要针对阻碍自己发展的突出问题去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更好发展开辟通路，而不能脱离自己的经济发展实际要求，为改革而改革，为混合而混合，甚至不惜自毁党和国家的经济“命门”。

会议特别强调，“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说，国企改革应当奔着为解决影响国企更好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去。国企不是没有问题，改革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今天国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什么国资多了、地盘大了，要给私资外资让权让利；不是国企只要存在就不合理，私企外企天然合理，要为私企外企的发展扫除国企障碍；也不是拿国资当“癌细胞”，靠私资外资救国资，把“混合”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把国资稀释掉、消化掉。国企改革，应当解决为国企进一步发展排除障碍、开辟更好前景的问题，一切改革措施都应为此服务，而不能回避实质，“种他人的田，荒自己的地”。

从影响国企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障碍看，主要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在宏观调控层面上，国家法律规范和政策导向应当分清主辅、公平对待，不能让公有经济受冷遇，私资外资经济受优待；二是在所有权制度层面上，全民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应当与真正的所有者对接，不能被政府包办替代，造成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三是在企业经营管理层面上，国企法人治理制度应当把适应市场运行和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结合起来，不能生搬硬套、食洋不化，为腐败和低效提供制度性漏洞。着眼解决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焕发生机活力和长远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证。

会议指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不能误解为改革可以不顾一切。深层次改革既艰难、又有风险，要积极探索前进，又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现在有一种舆论，鼓吹2015年是改革落实年，改革越深化，政策和体制越开放，市场越具有活力，经济发展就自然韧性十足，什么风浪都可以经得起，发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论调。市场不是万能的，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全靠市场化，改革也不能完全为市场化所左右，还要有利于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战略跨越自立自强于世界，有利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和长远福祉。

至于习总书记讲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绝不能被孤立地解读为就是靠市场化改革才能带来的效应，它是在我国既有的经济基础性条件和新常态下，增长速度降低、市场需求与供给调节、中西部发展缩差，以及“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推进等，对消化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综合效能。

应当注意，不能把市场化改革当作解决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生产力发展是第一性的，发展有发展的办法，生产关系的改革由生产力发展推动，为生产力发展服务，但不能代替发展本身。新常态下的发展，要走国民经济高素质协调健康发展的新路子，改革要为走发展新路子服务，那就不能落入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陷阱。不仅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也都存在着巨大风险。明年改革是重头戏，但必须特别警惕和防范那种用“新常态”名义绑架改革走邪路的错误倾向。

另外，会议还强调“要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要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人，是改革的探索者、监督者和评判者，离开人民意愿、人民检验的改革是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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