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基本方略第十条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012年2月28日，即将卸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以下简称“世行报告”)，而该报告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世行称，该报告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旨在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

　　有媒体报道称，这份报告在政府部门里反应不一。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上述报道称，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中国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该报告最具争议的话题是国企私有化——报告体现佐利克、盖特纳等美国政府大员的意图。“世行报告”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国企份额从当前27%缩小到10%。所谓“6000天计划”(缩减国企规模到10%)。

　　很多人认为世行报告没有提“国企私有化”，他们理解的国企私有化，是指国企全部彻底的私有化。其实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已经臭不可闻的今天，即便是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愚蠢地主张国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欧洲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不少国有企业。于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国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样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疗法”，因为这种建议明显是愚蠢幼稚的主张，或者说是恶意的别有用心的毒药，而且“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拉美众多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义者退而求其次，他们主张分步骤、分批次、渐进的、逐步的私有化。具体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不断要求缩小国企的规模，直至国企彻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国企。

　　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世行报告意图颠覆我党我国根本的阶级基础。

　　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383方案》，被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是对“佐利克报告”的翻版细化。最终三中全会没有完全采纳该方案。但是提出了国企混改。

　　2014年2月份，美国财长在出席国际金融研究所的会议上表示，“即便有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中国也应该加快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他强调的重点是中国市场开放及金融改革。

　　2014年7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要求加快落实三中全会决定，他说：美方的期盼跟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完全吻合。我看到三中全会文件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担忧，双方也都认可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不满的地方是落实这些目标的速度太慢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0页)中，早就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500天市场化改革使苏联解体了。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说：“如果在1991年，我知道祖国会发展到现在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双手，也不会签署别罗维日协议!!!”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战略间谍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揭露雅科夫列夫的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

　　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根据新华社发当地时间2015年7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体量大，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装备水平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端，性价比高。而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拥有高端技术装备。中方愿将自身的装备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发达国家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后进国家工业化战略最基本的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国的情况。美国工业起步于从英国引进水力纺织机和蒸汽动力机，以后又从英国引进铁路、机车、机械制造和钢铁冶炼技术。美国人把引进后的技术加以改造和创新，将引进技术理论实用化、产业化，大规模大批量生产，并且重视通过引进人才来引进先进技术，在工业生产能力、工业技术和基础科学方面都成为世界中心。二战后的日本在20多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工业化，使工业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技术引进并消化创新。从1950-1975年，日本从西欧和美国引进了25000多件先进技术和装备，选择吸收了各国的技术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革新，形成更加先进的工业技术体系。

　　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虽然德国在1834年就成立了统一关税同盟，确立了共同税界，实现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法国的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使德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增长比眼前物质财富的获得要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但是，当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或一群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在国内外市场能够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其他后进国家来说，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这个后进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就没有可能，工业化战略也很难达成。因为从国外进口便宜商品的结果，是损害本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本国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地位。

　　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

　　刘国光说，不端正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早晚有灭顶之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如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和张育军落马，设计股指期货等便于空头恶意做空中国股市获取暴利与国际炒家勾结，证明了金融“股奸”和“内鬼”的存在，导致史无前例的股灾)。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18日视察吉林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造和谐劳动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这一重要讲话，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来，国内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6000天将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缩减到10%(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这一要害内容的正面答复！

　　

　　佐利克的世行报告报告第三章《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里面，基本否定了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该报告也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消除作为美国“最大威胁”的中国国企的战略意图。这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比如，有的人从社会制度分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经济制度分析，继续推销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点;从政治层面来看，只字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透过字里行间，还是要搞修正主义;从法律层面来讲，借“以法治国”之名，行“三权鼎立”之实。绕来绕去，拐弯抹角，归根结底，就是最终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在世界发展的某一个时点，有一批先进国家处于发达阶段，这些先进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他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如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及至组织制度的变革等。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榜样，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以及设立相应的组织体系等方面，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从而实现赶超。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斯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改革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凡是改错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国应该尽快制定战略产业保护法

　　（一）首先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加强对战略产业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就是中国高铁技术的异军突起和突飞猛进!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引领着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的顶级战略产业!全体国民应该象爱护婴儿一样呵护中国的高铁。建议进一步做大做强高铁。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对其国内战略产业保护的办法，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专管部门，审查外国在美国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为财政部长，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1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及国土安全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以下情况下会对并购项目进行调查：

　　(1)委员会或委员会中一个成员认为并购项目威胁或削弱国家安全;

　　(2)财政部指定的部门建议而且委员会同意应该调查;

　　(3)是外国政府控制的收购项目;

　　(4)收购项目的结果使外国政府控制美国或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委员会认为这个收购项目会削弱美国国家安全而且没有缓解办法。如2011年1月28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正式审查有关华为的一个小规模收购案。2015年7月26日，紫光集团收购美光科技的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后者有权阻止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并购交易。

　　（二）针对稀土、城市水务、盐业等战略资源和产业，建议成立国家垄断经营的产业集团独家经营

　　2015年1月8日，商务部宣布，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企业只需凭出口合同即可申领出口许可证。这是自2010年中国稀有金属出口政策调整以来首次出现的重大变化。稀土，是战略资源，各种高端装备、武器，高端科技产品，高端材料都离不开稀土。我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3%。然而，我国却承担了世界市场上超过90%的稀土供应，甚至一度超过97%）。

　　邓小平在南巡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就是说明中国稀土是中国可以凭借的战略资源，也可以由此提升中国的战略地位。受中国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管理、美国经济复苏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的稀土出口量增长较快。呼和浩特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共出口稀土2663.8吨，同比增长36.5%。其中，6月份出口稀土456.4吨，同比增长120%。今年上半年，美国和日本是内蒙古出口稀土的主要市场。其中，向美国出口稀土1365吨，同比增长40%;向日本出口稀土770.4吨，同比增长约130%;向越南出口稀土223.3吨，同比增长45.3%。在出口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上半年内蒙古稀土出口的均价同比却大幅下跌。上半年内蒙古稀土产品的出口均价为每吨3.2万元，同比下跌34.7%。其中，6月份的出口均价为每吨2.9万元，同比和环比分别下跌34.1%和4%，折射出近期国际市场的稀土行情依然低迷。稀土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核工业、冶金、化工、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被誉为“新材料之母”。内蒙古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山，目前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冶炼加工基地。

　　针对稀土这一战略资源，建议成立1个国家垄断经营的中国稀土产业集团，独家经营。鉴于假盐已经开始出现，建议保持盐业专卖制度。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自来水收归国有，成立国家垄断的中国城市自来水集团，由国防部统一经营管理，安置复转军人。

　　（三）针对在我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做大了的各互联网企业必须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家！

　　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主要网站几乎全部被外资控制。国际垄断资本为绕开中国法律控制中国网络公司专门发明了一种公司组织方式，就是VIE结构。即采用非控股方式也就是协议控制方式，避开中国法律和产业政策限制，控制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及其他关键产业(既所谓VIE模式)，是国际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一大发明。最初只是为了控制中国五大门户网站(新浪是第一家)，现在已经完全普及开来，几乎控制了中国互联网所有企业，包括婚恋网站和购物网站，也都逐渐被外资协议控制。由于这种企业的实体资本在海外，一旦收归国有，除了一个公章和域名之外，中国将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其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

　　中国网络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公司，如同外汇储备造成人民币无论升值贬值都倒霉一样，同样使中国越来越处于两难境地：把这些公司收归国有，由于这些公司的资产在海外，中国一分钱都得不到;如果不收归国有，不仅财富继续外流，中国人民等于白干，并且越来越威胁到国家安全。这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公司VIE结构的灾难性后果。这种企业创新模式如同金融衍生品一样，本身就是为躲避国家法律而产生的，单靠法律的完善难以解决（虽然需要法律完善），必须采用群众监督和官员担责的方式，才能有效应对。

　　另外，互联网企业将完全掌控我们社会最广大的市场人群和企业的经济基础数据信息，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对互联网企业再也毫无秘密可言。长此以往，结果不仅是中国国有银行业和企业被它们边缘化，而且因为它们控制了最终消费市场和金融，我国人民的社会生存与经济也就任它们搅风搅雨和予取予求。将危及国家安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也将危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对于在我国经营的互联网公司，应该让渡10%到20%的股份给中国政府国有企业，成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合作企业。

　　（四）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

　　前苏联虽然拥有上万件核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庞大军队，但是，由于在金融战争上的失败，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就消失了!整个国家的重要产业、资源现在全部都在一群持有外国护照的‘经济寡头’们的私人手中，这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被一场金融战争打得出卖了所有的‘家底’，而这些用来购买其产业的钱，却完全是这个超级大国政府和人民自己的钱，这个可悲可笑的金融战失败的案例值得中国人警醒！

　　2018年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9日10时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直播文字摘要。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我们知道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谢谢。

　　周小川：您刚才自己也说出来了，关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易纲补充：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之前，在2017年11月10日国新办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相关情况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就说：中方决定先放宽银行等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限制，三、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汽车业亦将开展放开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点工作，等等。

　　据此，将2017年11月《国资国企都要 “做强做优做大”》中有于金融新开放内容拎出来，另立题目再发表，以策应之。此次聚焦点有三：

　　一是政府真会放弃国资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么?

　　此事此刻，亟需由有关方面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具体地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不能含糊其辞地打官腔。这些极少数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业务量应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业务量的一大半，是国家不折不扣的“重要”、“关键”、“战略”和“命门”单位，是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所在，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凭什么要让美欧私人资本来全面地、彻底地控制和“收割”!为了迎合、遵循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从来都踩在脚下，随心所欲去操纵的WTO规则?!有领导人说，放弃后可通过“加强监管”来防范金融风险?但是，自有金融监管以来，如影随形的就是私人资本“俘获监管”，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机或其他祸害接二连三、层出不穷。中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有些方面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的贪官污吏就有一箩筐，乱象频出，殃民祸国。不久前，党中央紧急行动，“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严治金融乱局。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现在还要设计、实施进一步的“金融开放”，然后他们近几年内再相继退休去当逍遥自在的 “高级寓公”，把国家和改革之公信力当成了特殊小团体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芭比娃娃”，这样做意味着啥呢?“你懂的”。

　　千言万语一句话，重复当下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的政策性建议，要“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

　　二是美国为首的G7国家是否对中国承诺实行相应的、公平的金融业对等开放等？

　　即使如此(实际绝非如此)，那么，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对于实际上明显处于弱势的中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来说，可能的风险和“负外部性”将是非常大的，且绝非到出现大问题后，仅靠处理少数责任人就能够“承担”“过关”的。例如，万一中国被金融“八国联军”“搞个金融风暴，民族资本被西方便宜买光”后，体制内摘几顶“乌纱帽”，来几个“无期徒刑”，就能够挽回损失，让全国人民重新 “欢欣鼓舞”?引王小强博士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说，真有如此大好时机，帝国主义列强们还不赶快趁机把中国大卸八块。那几个惹大祸“责任人”算啥东西，微尘尔。君不见苏东巨变后，那几个当年的风云大人物，哪一个不是蝼蚁般的苟且偷生来着。只有几个靠偷窃国资当了资本家的人，才算搞了几个钱，其厚颜无耻的程度与拥有的巨额金银财宝交相辉映，实为“千夫所指”。

　　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公然全面提升反制中国的锐度和力度，“欧日猪国”等密切配合，并在多个利益点上“最大化”的利用之，我们能够指望美国在G7国家或OECD成员国，乃至全球范围中发挥“克己奉公”“循规蹈矩”“公平正义”“和谐世界”的“高风亮节”么?人家不是刚刚说了，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坚决不能给;过去让大块头“战略对手”中国加入WTO都错了么?

　　三是如放弃国资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等于在直截了当地冲毁中共中央、国务院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关于国资控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核心内容，亦是在损毁十九大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重要决策。

　　因为，如果极为重要的金融国企混改都可以放弃国有资本控制权，让外国资本“无限制”进入，金融业带头不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企了，其他工商业等领域的国企还需要国资控股干啥呢?

　　至于由国内私人资本控股的金融机构等，尽管其在全部金融业资产结构中占比极小，但他们愿意卖光现股东的股份吗?比如，民生银行、浙商银行等能够出来走两步，宣称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向美欧私人资本出售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么?他们能听政府的么?

　　如果国资控股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应该，也不能大规模卖光国有股，私人金融机构亦然，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岂不成了空话。

　　再者，即使“政企不分”，任由“牵头”制定、实施企业(市场)开放和国企混改政策的国家发改委来“抓典型”，“坚定不移”地卖光一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央行等都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估计除了金融业有几家国企被卖光外，其他也就行不通了。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政策，在民主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受到方方面面的坚决抵制吗?

　　十九大后，在2017年11月10日国新办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相关情况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光耀说：

　　“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逐步适当降低汽车关税，在2018年6月前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开展放开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点工作。”

　　以上这些可由外资入股甚至是完全控股中方股份制金融机构的信息，也可以属于今天的国企混改范畴。即其也包括了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如大中型银行等)在内，而非仅仅是针对国内私人控制的各种中小微金融机构。既如此，下面作者就按各规模金融机构由大到小依次排序，并据此提问：

　　第一，国资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政策性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含“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下同），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二，其他国资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特别是其中的大中型银行等股份制或地方金融机构，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三，广大农村地区的由国资控股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四，可以假定，99%以上的私人控股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如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安邦系等），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资本控制权向外资拱手相让的。如是，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主要由听政府指挥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在开放性的混改中，将尽其可能或“适当”地转变为由外资控制。其巨额金融利润也将转属于美国等的金融资本家，而非原“全民所有制金融企业”背后的全国人民（或财政部+社保基金等）？

　　第五，如果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及内部国有资本都已经“做强做优做大”了，还需要政府刻意允许外资来控股，以秀“开放”（而非普京式的“秀肌肉”）么？如果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金融机构都要，或可以卖给美国等的金融资本家，那么，由于这一块巨大的国有资本都被“杀鸡取卵”了，并会严重影响非金融国企的混改风向，到2020年时，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说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还能够实现吗?

　　第六，如果外资真正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力军即国有金融机构，中国金融业乃至受其严重影响的国民经济全局，将由谁来操控，等等。某人说过，控制金融就是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命脉和未来。历史经验也证明，这将意味着早已被新中国抛到太平洋底的“殖民地经济”又将在神州死灰复燃。

　　WTO规则要求国与国之间应实行对等开放。包括美国在内的OECD成员国，或说G7国家，有谁家的金融市场对中国这般开放了？中国凭什么要实行不对等开放，有利于谁？

　　或者，这种决定只是一种国际贸易中的博弈策略：我准备好了，你们能对等开放么?但是，面对美国为首的G7国家或OECD成员国，即使哪一天他们口头上对中国承诺了形式上的对等开放，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也将面临一场实力有巨大悬殊的具有实质不平等的无情博斗。“生事”的高级公务员朱光耀们是准备退休，还是准备参与这次可能的以小博大、以弱博强、以寡博众的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大战?

　　且不管以上问题已经或将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另一大国企改革迷题却是也浮出水面了。如果非常重要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可以允许外资来控股乃至独资经营，那么，2020年之前坚持党中央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关于非金融国企混改的重要决策，如国资可以独资经营、全资经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等规定，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因为，按照政府关于国内私人资本享受外资同样待遇，及国家确立的“ 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内私人资本家参照以上朱光耀说的所谓“金融开放”规则，完全有权，也有理由要求金融国企、非金融国企也可由自己来控股乃至独资经营，而无需再顾及任何政策门槛(如“国资控股”“国资在关键、重要领域集中”等)的存在。否则，就是不平等、不正义，“歧视国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了。同时，美国等也可以紧随其后，要求享受这种“国民待遇”，从而进一步向中国的非金融国企索取控制权。

　　显然，上“吹风会”的朱光耀没有想到，他还需要回答这些明明是一环套一环的尖锐问题。是的，他回应了新华社记者关于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实行对等开放的提问。但在这之后，人们仍然不清楚，美国等发达国家，准备怎样对等地回应中方如此具体的市场开放决策，及是否会对中国开放高科技出口、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当然，至今这些问题已都获得了美欧日的否定性回答。）

　　简言之，如2018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所建议，要“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 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

　　拿破仑说过，从伟大到渺小，就一步之差。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脱离不了这种铁定的宿命。中国的崛起，需要正确、正确、再正确。而前提之一是，要善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