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高  梁

说明：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二十世纪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2015年9月)上的发言。

前言

本文的任务，是简略展示1950-70年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脉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建设方针的考虑，经济计划实施的特点，建设的实绩，以及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工农城乡关系问题。

新中国的前30年，是艰苦创业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共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锤炼，形成了高度自觉的马列主义修养和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的品格。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挣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摆脱“一穷二白”状态的历史机会。

国家建设的纲领，是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

革命的中国，必然引起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坚定成员，也使得中国在此后20年中，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作为国防的基础，是新中国初期头等重要的国家战略。

这样，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方针，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这是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 第二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积累搞建设、掌握工业主权。这是从百年来的痛苦经验中得到的基本结论。一个穷国如果把自己的工业化建设，寄托在依赖外国资金援助(借款或外资)上，或无条件开放市场、放任外国资本打击本国幼稚工业，则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就无从谈起。

中国最初两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得到了苏联全方位的慷慨的技术支援，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管理队伍。这是中国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落后的农业国搞工业化建设，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三个方面：技术(知识积累和人才队伍)、资金、以及工业组织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一五”开始时人均收入仅50美元，钢产量仅50万吨。走重工业优先的道路，所需巨额资金只能主要取自本国的农业。这在收入和财产分配极其不平等的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民国时中国的积累率从未超过6%，而新中国从1950年代起始，积累率就达到了20-30%。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农村和城市革除了社会分配不平等的基础，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从而得以消除“富人”阶层造成的多层次分配因素，将全社会剩余直接集中用于经济积累和建设。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尽管“穷”，但只要实现分配的大体平均(“均贫”)，充分动员经济剩余，照样能办大事。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

这一动员体制是通过国家力量实现的。新中国最初的30年，政府人员基本保持了高效廉洁，艰苦奋斗和联系群众的革命作风;社会改革荡涤了旧时代的污浊，广大工农群众对共产党高度认同。新中国的国家能力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高度。这是其他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学不到的。

当然，集中动员式的体制搞工业建设，更需要具备经济和工业管理的专业知识，需要好的战略方针和驾驭日常经济运行的能力。集中动员经济剩余用于积累，必然要以牺牲人民消费为代价。1952-78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6倍，人民消费水平只增长了3倍。高度紧张的积累-消费间隔的平衡，蕴藏着风险。由于知识欠缺，急于求成，导致一些关键的决策错误，导致1950-60年代建设事业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0年之后，尽管政治上有种种不稳定，但在国家经济管理和工业组织方面已自成体系。尽管此时工业管理水平还不高，但已大体平稳运行。到1978年，中国的工业和科技体系已成完整的、自主的体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集体奋斗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官民平等的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尽管改革开放后有很大变化，但这些遗产，至今仍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发挥作用。

一、建国初的三年恢复时期

（一）新中国初期稳定和恢复经济的斗争

1949年前的旧中国，经济发展极其落后，广大人民困苦不堪。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使中国经济倒退了十多年。1949年同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1949年，钢产量仅15.8万吨，煤3243万吨，粮食11318万吨，棉花为44.4万吨，分别比1936年减少80%、48%、25%、48%。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

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建国初国内经济形势险恶：通货膨胀严重，基本生活物资短缺，城市失业率高居不下。因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财政严重入不敷出。

新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站住脚跟，巩固政权基础，其中经济建设是一个关键。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短短三年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社会迅速得到安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广大群众对人民政府高度信赖。这就为日后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的基础

全国解放前夕，原国家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59%(占铁路、公路、航运、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钢铁和糖业的90%，电力的2/3，纺织的近50%，水泥的45%，煤炭的1/3)。新生人民政权接管城市后，迅速而平稳地接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使得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占到41.3%。国家掌握了电力、钢铁、水泥等重工业部门，以及全国的铁路、邮电、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优势地位就此形成。

驱逐外国资本在华势力

这是《共同纲领》规定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政府对外国在华企业，采取加强监管、依律征税，促其自行清理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因美国制裁中国，故对美在华财产采取征用或代管方式。西方资本从此逐渐淡出中国经济。

统一财政金融，稳定市场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即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很快实现了财政、金融、物资管理的全国统一。1950年，中财委有效地组织了若干次经济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投机资本，迅速稳定了物价，制止了旧中国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在财政经济管理方面的能力。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规模干预朝鲜内战，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要求，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有效抵御了帝国主义威胁、巩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使得全社会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国家从此赢得了一个时代的和平环境。

近3年的对外战争，使得经济工作一度转向为战争服务(军费开支曾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但这并没有阻挡中国经济恢复的步伐。而且由于苏联的支援，最初的重工业建设开始起步。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在全国铺开，到1953年即告完成(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负担，获益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70%。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产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土地改革也是一场广泛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生的人民政权从此在广大乡村获得了稳固社会基础。

（三）“三反”、“五反”运动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进城后要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事实上，在整个毛泽东时代，通过不同的动员方式，发动群众广泛地监督党政干部，阻止掌权后的中共官僚化和腐化蜕变，始终是毛主席关心的主题。

新中国建政的最初两年，广大干部从生活多年的农村进城成为执政者，贪图享乐、滥用职权等行为难免滋长。1952年中央发起“三反”运动，动员广大群众揭露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开国“第一个桩子”打得好，使得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党政干部队伍基本保持了清廉的作风。

“五反”则是打击不法资本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民族资本采取“限制、利用、改造”方针，引导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初，主要形式是由国营商业向私人企业加工订货、收购产品。经济形势好转之后，资本家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倾向逐步加强。“五反”运动，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资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在此期间实现了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四）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2年，国民经济已实现全面的恢复。其主要标志，是财政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国家建设支出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0%以上，这还是在“边打仗边建设”的条件下实现的。

刘少奇曾说：“中国的财政经济，在历史上是没有统一过的。国家财政收支，在过去数十年中也没有平衡过，反动政府每年必须发行巨额的钞票和举借巨额的内外债才能过日子。可是人民政府在战争尚未结束与发生灾荒及帝国主义封锁等情况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些重大的措施，并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是任何反动政府都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1]

1952年，工农业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农业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8.4%;工业总产值比1936年增长23%。原有400多万城市失业人员中，约有220万人重新就业。农民人均净货币收入比1949年增长了80%。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30%上升为41.5%。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占56%，公私合营占5%，私营占39%。

交通运输迅速恢复。1952年底，修复原有铁路加上新修的1263公里铁路，全国通车里程已达2.45万公里，接近于解放前最高年份。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短短三年就迅速地医治了多年战争创伤(同时还打了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恢复到民国时期经济最高年份的1936年，这一成就超出了中央原来“三五年恢复”的设想。

三年恢复时期，也是新中国重要的奠基时期。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百年来政治分裂腐败、社会动荡，列强欺辱的惨痛局面，实现了真正的独立和统一。新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驱逐了列强在华经济势力;清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官僚资本，迅速实现了财政金融的统一，成功地控制了困扰旧中国多年的恶性货膨胀。随着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新政府推行了空前深入广泛的社会改革。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家庭婚姻制度，提高了妇女地位;坚决取缔黄赌毒、打击黑恶势力，净化社会环境;为迅速改变80%人口的文盲状态，在全国城乡开展了识字扫盲运动。

革命荡涤了旧时代的污浊和暮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民主和经济平等。新政府高效廉洁，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号召动员组织能力。这种政治优势和精神力量，任何其他未曾经过革命斗争锤炼的资本主义式后发展国家也无法相比。

理解新中国初期的建设成就，不能忽视这个精神因素。

二 “一五计划”时期

经过建国初期三年紧张的奠基工作，财政经济实现基本好转，国内社会基本稳定。1952年，朝鲜战场形势明朗化，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提上日程。

按《共同纲领》的精神，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关于工业建设的路线，是“先轻后重”还是重工业优先，最初有不同意见。但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后的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形势，使得巩固国防安全成为国家面临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这样，中共最终统一了“重工业优先”的指导思想。

当时，新生政权在管理和组织现代经济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更缺乏经验。争取苏联的援助，至关重要。特别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同时也是中苏大规模经济合作的过程。

（一）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为核心的“一五”计划

1“一五”计划的形成

(1)1949年6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商定：苏方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苏联机器设备，中方以农产品、有色金属矿等折价，分10年偿还。1950年1月《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两国就援助中国工业建设进行数轮谈判，1952年底确定了50个重点项目(以机械和军工为主)，它构成中国恢复时期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为此，苏方先后派了一千多名技术人员来华，从选址。设计、确定设备购置到施工安装，给予了全方位帮助，同时，中国也派遣了数百干部赴苏学习培训。

(2)“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历时4年(1951-55)，数易其稿，期间交织着国内外政治的重要变化。

1951年2月，中共政治局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构想，拟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思想是优先重工业/国防工业基本建设，设想1957年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1-1.5倍。政务院即着手“一五”计划草案初编，由李富春主持。

1952年，中共中央组成负责计划编制的领导小组(陈云等5人)，年中编成《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形成了较全面具体的计划文本。随后，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陈云、李富春等参加)，携《轮廓草案》赴苏征求意见，李富春率队留在苏联8个月，和苏方各部门商谈落实苏援工业项目。1953年苏方对《轮廓草案》提出了正式意见。参照苏联意见，中财委和国家计委(1952年底成立，高岗主任)一起，对《轮廓草案》作了两次较大的修改调整，形成《五年计划草案》。

(3)1953年5月，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5.15协定)，其中包含苏联技术援助的91个新/扩建工业项目(1953-1959)。至此，“一五计划”的依据得到落实。

此后，中苏双方又追加了部分项目，对上述141项作了局部调整(或追加，或取消，或分设)，至1954年底确定了苏联援华工业项目156项。

(4)1954年初，高绕事件之后，中央成立了由陈云主持的领导小组，负责最后完成《“一五”计划草案》的编制。《草案》经过政治局，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55.3)，国务院会议、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55.7)。此时，“一五”建设已开始两年多了。

(5)“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至“一五”期末，工业产值增长98%;集中力量进行以苏援156项(技术援助)为中心的、限额以上共694个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隶属中央各部的612个)。加上农林水、运输邮电、文教卫生等，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共1600个(5年内完成1271个)。

5年中，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支出766.4亿元，其中基建投资427.4亿。基建中工业248.7亿(其中生产资料占88.8%)，铁路建设56.7亿元(新建线路4084公里)。计划适当兼顾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

“一五”的经济建设项目以政府投资为主。基本建设资金的90%来源于财政，其中79%来源于中央财政。重点项目全部由中央部门管理。[2]

2、156项：“一五”时期工业建设的骨干

(1)“一五”计划公布后，156项又经过若干调整，实际执行150项，包括：冶金20个(钢铁7、有色金属13)，能源52个(煤炭和电力各25、石油工业2)，化工7个，机械加工24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国防44个(航空12、电子10、兵器16、航天2、船舶4)。国防工业项目大部分在内地。106个民用项目中，东北50个，中部32个。

156项部分重点项目：

鞍钢、本钢、吉林铁合金、北满特钢、武钢、包钢;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厂、株洲硬质合金，白银有色;吉化、兰化;沈阳一机床、沈阳电缆、第一汽车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哈尔滨三大动力(锅炉，汽轮机，电机)、齐齐哈尔一重、武重、哈尔滨仪表、哈尔滨轴承、洛阳轴承、洛阳拖拉机、洛阳矿山机械，西安输变电;华北制药、太原制药;三门峡水利枢纽

150项中，“一五”期间开工147项，完成63项。涉及“156项”的投资额110亿元，直接配合156项的143个限额以上项目，五年投资18亿。两项合计，共占工业基建投资248.5亿元的51.5%。

(2)项目的实施：中国委托苏方进行工程的有关设计工作;苏方提供企业所需关键设备(占价值的50-70%)，给予技术援助，并提供所有技术资料。苏联专家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设计、指导施工、设备安装调试、产品试制，以及培训干部等，给予了系统的帮助。中方根据苏方提交的清单和技术规格，组织生产部分配套设备和辅助性制成品和材料。另外，还协助中国建立工业企业设计部门，并协助他们完成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的20-30%设计工作量。

(3)苏方提供的设备价款(“一五期间”30-35亿卢布)，用苏联贷款支付的货款占总金额的18%，其余82%通过两国贸易账户结算。中方根据合同，需向苏联提供规定数量的钨、锡、钼、锑、矿砂、橡胶，以及羊毛、黄麻等农副产品(部分可用自由外汇偿还)。有关技术资料和产品制造特许权，由苏方无偿提供。

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6国，共援助我国建设工业项目68项。

通过“156项”建设，我们从苏联方面获得了成体系的现代工业技术，填补了大量技术空白，形成了我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使我国工业和技术能力跃上了一个台阶。

(二)苏联对华经济技术援助概况

1、1950年代，中苏两国共签订了304个项目的成套设备(以及64个单项车间设备)的合同。到1960年7月，已建成的项目有120个，基本建成的有29个，中途被迫停止的66个(后中国自行建成)，89个取消。[3] 也就是说，最后实现的苏援项目是215项。

2、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主要方式是提供贷款。

据中方资料，1950.2月至1955.10月，苏联共向中国提供11笔贷款，总计56.76亿旧卢布(其中军事用途贷款43亿旧卢布)，利息5亿，总共约62亿旧卢布。此外，苏联于1961年向中国了提供一笔3.296亿新卢布的蔗糖贷款。[4] 两项相加共约76.7亿旧卢布。

(1新卢布=4.45旧卢布，1旧卢布1956年约等于0.942元人民币)

“一五”期间，中国财政收入共1354.9亿元。应该说，贷款比例不算大，这反映了中共一贯的“自力更生”思想。但考虑到1960-63年的困难情况，当时如集中还贷，对财政的压力还是不小的。

从1955年起，中国就以对苏贸易顺差的办法，分年偿还所借外债的本息，1965年全部还清。另外，1952-58年国家发行6次公债38.4亿元，本息共48.2亿，于1968年全部还清。

总的看，两国的经济合作基本体现了平等互利原则。

3、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

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签订了多个科技合作协定，双方互相供应技术资料，互派专家进行合作研究。双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仅支付材料复制的费用。

1950-1959年，苏联无偿向中国提供的科技文件有：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在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了中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苏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58年中国建成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

苏联派了大批专家到中国工作。1949-1960年，在中国各方面工作过的专家和顾问总计约18000人，1956年在华苏联专家人数达到高峰，为3113人。他们满怀热情，勤奋工作，和中国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帮助中方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乃至政府的经济管理领域，建立起一套基本的规则制度，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苏联还派遣专家来华帮助中国进行了黄河、汉江的水利规划勘测工作，帮助中国制定电气化和发展冶金、机器制造、造船业的远景计划，帮助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和人员培训，提供发展农业机械的建议和技术资料，对中国方面完成的长江大桥设计进行鉴定，以及帮助对各大林区的航测等等。

在此期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苏联对中国学生留学和实习培训的技术干部，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

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也是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减少了中方的利息负担。在项目确立与实施的过程中，双方相互尊重体谅，使得项目能够高效进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统购统销和“一化三改”

1、粮食统购统销（1953-54）

1953年，国家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工业化建设热潮。当年开工的重要项目达130多个，1954年又有更多的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其中重大工业建设项目300多个。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农产品不能满足高速工业化需求的问题很快严重起来。

1953年，基建投资规模比上年翻番(达99.4亿元)，职工人数增加15%，城市人口增加9.3%。城市对商品粮、副食、棉布等需求增加(等于经济作物向粮田争地)。但当年夏粮受灾，全年粮食产量仅增长1.8%，远低于计划产量。几个因素叠加，粮食供应顿显紧张。

土改后，农村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民生活仅实现起码的温饱(农户平均恩格尔系数在75%以上)，全国农产品的供求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平衡。为维护工业利润，必须稳定粮价。当时，国内粮食市场是依靠国营粮食公司用“平粜”法维持价格稳定。由于城市粮食需求陡增，使粮食市价大大高于牌价，导致农民惜售、私商抢购囤积，甚至农民和居民也加入抢购粮食的行列。国家被迫动用库存抛售，仍然供不应求。粮价高企将直接威胁工业利润和积累，当时称之为“农业拖工业后腿”。

1953年6月，中央委托陈云主持中财委会议，汇集各方对粮食问题的意见。经过多个方案的比较，反复权衡利弊，最后选定“统购统销”方案：国家向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及经济作物区农民)实行粮食计划(定量)供应;国家全面掌控粮食流通，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和地方分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

当时，城市居民近8000万(全国人口近6亿)。预计1954年国家可掌握352.5亿公斤粮食(农业税137亿，计划征购215亿)。

1953年底，政务院发布粮食统购统销令。由于宣传到位，准备充分，方法细致得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至1954年初，陆续对油料和棉花(棉布)也纳入统购统销。同期，对农产品的私营批发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出于同样的原因，从1953年4月起，国家开始严格限制城乡之间人口的自发流动。

统购统销制度，有一个逐步完善和严密化的过程。195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以解决各地征购任务畸轻畸重问题。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也实行了城乡户籍管理的系统化。粮食统购统销和严格的户籍/就业管理，一起形成了空前庞大而完整的人口/口粮管理(配给)体系，延续了30年。

今天多数人对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看法。[5] 但是，当时受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制约，统购统销制通过平均主义的分配，保障了全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尽管是低水平的脆弱的保障)，以支持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行。这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准战时”国际环境所使然，而以当时中共的威望和组织动员能力，也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统购统销强化了国家对广大农村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一制度必然也要求加强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即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这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能不提上日程。

当然，统购统销的负作用，是大大限制了城乡商品交流的市场空间，固化了限制城乡人员流动的二元体制，不利于发挥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和苏联东欧等经济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以统购统销为核心的一套口粮/城乡人口管理体制，突出地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的特色。

2、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

按照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要保留较长一个时期。但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上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1952年，工业中的私营成分占32.7%，国营占67.3%;商业零售业则是倒四六开。1952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首次提出：我们安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工业上公私比重达到九比一，农业搞集体化，从现在起用15年时间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当时李富春正率团在苏联洽谈工业援助，1953年成立“515”协定)。中共中央写信将这一设想告诉斯大林，斯大林给了肯定的评价。

1953年8月，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党内文件下发全党。年底，总路线正式向社会公布。“一化三改”任务正式列入“一五”计划。

3、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56）

早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曾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要求在农村两极分化还没有形成之前，尽早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1953年粮食危机后，毛主席指示：各级党的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明显加快。

1954年秋收前，全国新建了22万个合作社，比1953年增加了15倍。1954-55年冬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建社高潮。到1955年底，合作社达到190多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63%左右，高级社已占合作社总数的90%。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加快了全面“一化三改”的步伐。全会通过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规划到1958年春季，全国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1956年1月，毛泽东主编并亲自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3月份，全国入社农户已占总数的90%，年底已达到97%。

这几年，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幅在1.8-4.7%之间波动，基本稳定，1955年比上年增长8.5%。当时反映，部分农民有情绪波动，但总的看，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基本稳定，没有出现苏联农业合作化时生产倒退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在广大农村中群众基础深厚，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4、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56）

据1952年统计，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为736.4万人，加上兼营的农民共2000万人，手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21.36%。在手工业中，数量最多的是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195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改造高潮.1956年6月底，全国手工业者的90%进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5、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56）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十分慎重。毛主席指出：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步骤，必须照顾需要、干部、资金、资本家自愿和政治影响等条件。具体实施需要报批，有一定的程序。

第一步是流通领域的改造。1952年，首先对私营金融业进行了改造，将金融纳入国家专营范畴。1953年统购统销后，国营商业控制了农产品市场，私营粮油批发商或转业，或淘汰。

1954年开始，国营商业对重要生产资料和工业原料实行计划供应，并禁止私商经营一般商品进出口业务。私营的大批发商或转业或停业，中小批发商则改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代理机构。

1955年，因上年农业遭灾，工业原料不足.国家优先保证国有和公私合营企业的需要，所剩不多的私营中小工业企业经营困难。国家乘势鼓励大企业带中小企业，改组合并，这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开始。当年10月，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召开座谈会。不久，陈云又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1956年1月，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率先向政府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仅10天内，北京市就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这种方式很快在各城市推广，3月底即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参加公私合营的包括11万户私营工业企业和40万户私营商业户，全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核定为34亿元，定息年率为5%。[6]

至此，中国实现了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1956年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经济总量的93%，其中全民所有制32.2%，集体所有制53.4%，公私合营7.6%。工业中的比例分别是54.5%，17.1%，27.2%。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之快，变革过程中对经济建设的影响之小，在世界史上也没有先例。

（四）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1956）

从建国初期始，国有经济在本属弱小的工业领域中即占主导地位，国家控制了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生长扩张，市场范围逐步缩小。

首先是财政管理和资金的集中，这经过了一个过程。计划经济以基本建设为龙头，财政是提供基建资金的最主要渠道。1951-52年，中财委颁布了两个基本建设工作程序的文件，实行基建资金由政府分配、分级管理。1954年大区撤销，全部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资金分配，均收归中央管理。

“一五”时期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大提高。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1953年达到34%，其中75%由中央支配，国家用于基建的投资约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3。整个“一五”时期，中央控制了基建拨款的80%，地方为20%。

1953年起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同年，实行物资的统一分配管理。物资管理分为统配物资(国家计委)、部管物资、地方管理物资三类。当年国家统配物资112种，1956年达342种。

1956年之后，以苏联为范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起来。从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到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包括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企业人事、财务、生产计划、产品购销、价格、财务、固定资产管理，形成了一套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

1953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企业有2800多个，1957年达到9300多个(占公有制工业总产值的49%);地方所属工业企业以轻工类为主(约3/4)。

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1953年为115种，1956年达到380种，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

1955年统一国家干部工资制度。1956年工资改革，全国统一规定各行各地工资标准(如工厂的八级工资制)。

资源配置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一五”计划的实施。

（五）“一五”计划的实施和成就

1、工业建设的热潮

“一五”时期，在中共领导下，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两条战线凯歌前进。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工作热情高涨。各方团结协作，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

国家从各方面抽调近万名优秀干部支援工业建设。为了建设需要，大批科技人员和大专毕业生服从国家调整和分配，奔赴内地或边疆，投身工业建设的第一线。各行业学习钻研技术成为风气。1954年，鞍钢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倡议。

1950年开工的鞍钢三大改扩建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这时进入关键阶段，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近200个企业调给鞍钢数百干部和数千技术人员。1953年10-12月三大工程建成投产，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周总理亲临鞍钢视察，毛主席向鞍钢职工复信祝贺。

1955年武钢开工，粟裕总参谋长派13架军用飞机为武钢运输物资，铁道部为运输4.8米直径高炉炉顶大钟，专门改造了火车车皮。

1953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毛主席亲自为一汽题词。1956年7月，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

1955年洛阳拖拉机厂开工，1959年建成投产，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1954年洛阳轴承厂开工，1958年建成投产，占当时全国轴承产量的1/4。

1954年华北制药厂开工，1958年投产后，一举解决了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

1956年，沈阳机床厂投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五)仿制成功。

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2、经济发展成就突出

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多数超额完成。1957年社会总产值达1606亿元，年均增长11.3%;工业总产值达到784亿元，年均增长18.4%。

不少新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飞机、汽车、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塑料、电子器材等等。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初见轮廓。

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大提高。民国时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6)的投资率不过5%左右，“一五”时期达到23%以上。

5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50亿元，其中工业投资258.3亿元;开工建设工矿项目1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1957年建成投产428个，部分建成投产109个)。基本建设效益是历次五年计划中最高的。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资。[7]

5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52%，工业物质消耗降低2.3%。12个工业部门的百元产值提供利润17.1元。

5年中，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共1万公里)，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万公里。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武汉长江大桥是其中标志性工程。公路通车里程达25.5万公里，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

1957年城镇人口达9949万(城市率15.4%)，比1949年增长70%;全国职工2451万人，比1952年增长55.1%，城市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由于农业税稳定在1953年的水平，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比1952年增加20%左右。5年中城乡居民存款增长2倍多。消费品供应有较大改善，物价基本稳定。

5年中，除1956年，其余各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费正清主编)认为：“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就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可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当时产出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均为1%左右——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

3、教育文化事业大发展

1957年，国家预算教育经费支出达29.06亿元(1951年为8.13亿元)。1949-57年，全国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不足5%上升到11.1%。在校大中学生均有一倍以上的增长。

1957年，高校发展到229所(1953年181所)，在校大学生44.1万人(比1952年增长1.3倍);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从1952的3.3人增加到1957年6.8人。

建国之初，政府即在全国城乡开展扫盲运动，普及义务教育，迅速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1950年代，在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村卫生医疗体系。194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仅35岁，1957年是57岁，比当时的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高出15岁。

4、向科学进军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设，新中国科技事业开始起步。中国科学院1949年11月成立，1957年已经有100多个研究机构，1100多名高级科技人员。国防科研机构、大学、各行业部门和各地方的相继组建科研机构，形成科技力量的“五路大军”。

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多。国有工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达16.7万人，比1952年增加1.9倍。

中国先后派遣了1300名科学家赴苏联学习深造，并从1955年开始招收少量研究生。以钱学森、钱三强……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回国参加现代化建设。

1955年，中央在充分听取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做出发展核、航空、航天(导弹)及电子工业的决定.中国尖端国防科技事业就此起步。

1956年，经中共中央提议，国务院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13个方面，57项全国、综合、长远的科学技术任务。

（六）“紧张平衡”的计划管理

1、新中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面临着“革命与战争的领导者”向“国民经济的管理者”转型和组织领导大建设的任务。整个中央领导层在努力认识经济运动和宏观经济管理的规律。

社会主义改造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中共不到5年就举重若轻地完成，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叹服。那么，经济建设是否可以加快步伐，提前完成计划任务?在承认现实的制约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如何把握分寸?高层的认识有不小分歧。争论与试错从“一五”延续到“四五”，1958-62年则是最极端的一次反复。在成功与挫折的反复中，逐步积累管理中国经济的经验。

2、从“一五”开始，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多在计划期中才能最后定型，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一个中期目标，年度计划和年度绩效滚动地相互参照和调整的过程。就年度计划来说，因为工业产值的60%左右以农副产品为原料，每年10月以后当年农业收成才能明朗，故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也是在计划者的经验、经济惯性运动和不确定因素之间，相互参照和调整的过程。

1952年农业丰收。1953年是“一五”开局之年，各地纷纷铺摊子，出现经济“过热”。1954、1955年农业遭灾，棉花连续两年大减产，轻工原料紧张;[8]　加之地方(轻工，私营工业)与重点工程争资金和物资，国务院则着手集中资金保重点，提高物资管理的集中程度，号召企业增产挖潜，对私营工业则加强加工订货等等，充分体现了“紧张平衡”的特点。

1955年农业丰收，财力，物资相对宽裕。为赶基建进度，1956年初编制年度计划，要求1956年工业产量即达到“一五”计划指标，计划安排就比较激进(基建投资同比增长70%)，使得投资、工资、农贷都有较大突破，造成财政、信贷和库存物资紧张。由此，国务院提出了“反冒进”口号。

1956年5月，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经济发展要反保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同年的中共“八大”也认可了这一基本方针。

12月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计划。1957年6月，人大会议批准了国务院1957年计划草案，各项指标都留出富裕(工业增长4.5%，基建投资减少20.6%)。当年工业生产和基建建设速度显著下降。但1957年还是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指标。

3、1956年4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关于重轻农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关系(积累和消费关系)，都是讨论“结构平衡”问题。关于经济方面，还有中央地方关系，提出改革中央过分集权问题;沿海和内地关系，讨论区域间经济关系和发挥现有工业潜力问题;中国和外国关系，则是批评对苏联的过分崇拜。在此时，毛主席是基本同意“综合平衡”的。

在“八大”上，薄一波提出基建与国家财力关系的“二、三、四”说，大意是：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0%，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出的40%(左右)。这可以说是从“一五”宏观管理实践得出的经验数据。实际上，这是在当时的农业承载能力下，积累与消费关系允许的极限值。“综合平衡”即“紧张平衡”。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区书记会议上，陈云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讲话，提出了“综合平衡”思想。他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重点建设要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要平衡;物资要合理分配，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有所提高，和消费资料供应相适应;基建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要瞻前顾后。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4、但是，正因为1956年速度较快，预计1957年计划可以不必过“紧”即可完成“一五”指标。到1958年初发现，1957年工业(基建)速度不理想。毛主席对此作了严厉批评，提出“鼓足干劲”的口号。

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就是在反复的曲折中前行的。

三、“二五”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65）

（一）“大跃进”时期（1958-60）

1、批"反冒进"和大跃进的发动

1956年年中，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方案：工农业总产值年增9.9%，粮食年增3.6%;1962年粮食产量2.5亿吨，棉花4800万担，钢1050-1200万吨。这是按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经过较大压缩的指标。此方案提交“八大”讨论。

因为1957年的“马鞍型”，毛主席在1958年初的几次会议上一再批评周恩来。此后，“二五计划”方案经数次修改，指标一再提高。[9]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中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向全国发出大跃进信号。5月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报刊宣传，不断号召大搞群众运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

各地闻风而动。年初，全国农村形成上亿农民参加的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许多省提出“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全省面貌”的口号。年度计划指标互相攀比，越抬越高。

2、农业浮夸风、工业高指标和北戴河会议

为加快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目标，[10] 中央提高了当年农业生产指标。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生产指标层层加码，高指标鼓励高估产，很快形成了虚报产量的浮夸风。7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粮食估产达1万亿斤，根本不可信，却给中央造成“粮食已经过关”的幻觉。

对农业形势的误判，导致“二五”计划再次加码;下放经济管理权限，鼓励各地“大干快上”，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当时，重工业产能有限，追加投资必须增加出口、换取进口设备原材料，这又要追加粮食征购量。地方不得不向农业合作社征过头粮，这必然引起农民消极抵抗(所谓反瞒产私分)。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就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是全民炼钢。会议批准了新版《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要求农业产值年均增长30%，工业产值年均增长53%;期末粮食产量1.5万亿斤，钢8000万吨(分别是1957年产量的3.75倍和15倍)。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将1958年钢产量计划提高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番)，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要为钢铁“让路”。北戴河会议后，为响应中央“大办钢铁”的号召，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小高炉、小土炉，炼制耗费高，产品多不合格。大中型钢铁厂则持续超负荷运转，损坏严重。工业管理制度也受到很大冲击。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073万吨，其实只有800万吨合格品。

时值秋季，农村青壮年被大量抽调去炼钢，造成农业“丰产不丰收”，加上粮食高征购，当年冬季，城乡口粮就出现紧张。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等15省区出现春荒，其中5省严重缺粮。

二是人民公社化。

1958年，各地成立不久的农业合作社，纷纷合并改为高级社。河南遂平县某乡率先将全乡合作社合并为大社，取名人民公社。8月初，毛主席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后，说“人民公社好”，认为其特点是：工农兵学商合一，管理生产，管理生活(办公共食堂)，管理政权(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北戴河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要积极地运用这一形式，摸索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8月下旬到11月初，仅仅两个多月，全国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初期，核算单位上收到公社一级。公社统一指挥生产、调拨物资，大办工业、大办各项事业。农村普遍成立公共食堂，农民家庭存粮集中到食堂，便利了粮食征购，但威胁到农民口粮的保障。“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田积极性，这是59，60年农业产量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3、经济管理体制的放权改革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经济管理权过度集中在中央，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57年底，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相应的放权决定，1958年实施，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因事前缺乏慎重论证，出现不少问题。

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的88%下放各省，中直企业由9300多个减为1200多个。中央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到13.8%。

在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税收、信贷管理、劳动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放权改革。甚至本应集中统一的铁路、邮电，也一度下放地方。破除繁琐的规章制度，却演变为随意冲击管理秩序，往往把必要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加以破除。

放权过多过急，事前论证不足，缺少必要的平衡措施，以及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使得经济运行的规则出现混乱，这带来两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基建规模失控。下放和简化基建审批程序，导致地方盲目上项目。1958年基建投资总额达267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倍，此后二年连续增加;1958-1960三年的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4-40%之间。这导致投资效率大幅下降，积累与消费、工业内部、工交之间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连续数年出现财政赤字。

二是城市人口剧增。1958年，中央将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下放至省级，放松了对职工和工资总量的控制。当年全国职工人数猛增67.5%，1960年城镇人口达1.3亿(比1957年增长3000多万)，占全国人口20%(1957年为15%)，城市食品供应压力骤然加大。

4.指导方针的摇摆和被迫调整（1959-60）

1958年秋冬，毛主席开始冷静下来。当年11月到1959年4月，中央领导层连续召开4次以纠“左”为主题的会议(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包括八届六中、七中全会)。农业纠正“共产风”，工业计划指标数次调低，1959年钢产量计划从1800万吨减到1300万吨。但当时经济建设的一线还处在“大跃进”气氛中，调整不容易。

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先是工作会议，后为八届八中全会)，中央把本拟启动的“纠左”工作，扭转到“反右倾鼓干劲”上来，失去了至为宝贵的政策调整机会。

1959-61连续三年，中国连续遭受大面积旱涝灾害。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1984)数据计算，这三年耕地成灾面积，分别占全部耕地的9.6%、16.6%、20.1%(远高于1958年的5%)。1959年夏收大幅度减产，但高征购不变，农村普遍吃不饱，但下情上达的通道已不通畅了。年底粮食产量汇总，上报数字为2.7亿吨(大体符合计划指标)，[11] 但事后统计，实际产量仅1.7亿吨。前面说过，中国这个阶段的年度计划制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年农产品产量。上报粮食产量“水分”如此大，这和1960年“继续跃进”的决策有直接关联，而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1958-60年，粮食产量逐年降低，而1959-60年粮食征购率却高达28%和21%(1957年是17.4%)，农民的部分口粮也被征购。这几年也是粮食出口的高峰期(见表3)。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无法维持轻工原料的供应。

1960年年中，粮食危机爆发，其势头之猛出乎意料。5月，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6月，各大城市粮食库存纷纷告急，上海粮食库存仅够维持2周。9月底，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不到正常库存的1/3。紧急组织进口已是缓不济急，不得不一再削减城镇居民的粮食、食用油、棉布等供应标准。年底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409斤减到1960年的312斤，普遍发生饥饿、疫病(浮肿、肝炎、妇女病)和逃荒现象。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两党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公开。7月份，苏联突然单方面召回在中国500多个单位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双边签订的343个合同，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所有物资设备的供应。一批重大设计和科研项目被迫停顿，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中国的对外贸易也相应受到很大影响。

（二）国民经济初步调整（1961-1965）

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承认，“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乱子出得不少，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不要隐讳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农业、稳定市场、调减工业的措施。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统一全党思想、共同研究克服困难的会议。2月，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讨论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陈云主张，把6亿群众的“吃穿用”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为了农业和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12] 此后，陈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1961-62年的经济调整，包括结构和体制两个层面。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回归综合平衡，稳定农村和农业，压缩工业速度、调整结构。

1、农业的调整（1960-62）

(1)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组织各级干部下乡，一直传达到所有农村的基层组织。信中重申：纠正“一平二调”，集体收入要少扣多分，允许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实行劳逸结合，加强生产队(指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和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2）稳定农业的措施：

紧急进口粮食。1950-1960年，我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从1961年起，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延续至今。

降低农业税。农业平均税负降至10%以下，减少近2个百分点。

调整粮食征购政策：农村先留够口粮、种子、饲料，超额交售余粮的可多留口粮。粮食征购量占粮食产量的比重，1960年为35%，1961年后降至27%以下。取消公共食堂。

提高粮食收购价20%，粮食超购加价奖励，农副产品收购价也普遍提高。

（3）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和定型

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广州)，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村60条)。此文件1962年2月定稿，在同年秋季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60条决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20-30户，大致是初级社规模)，细化集体收入分配原则和粮食征购/留粮(返销粮)标准，确保农民基本口粮。

之后的20年，“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固定了农村土地公有制，杜绝了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的可能。它对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商品粮供应、支持工业化积累，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时国家因财力所限不可能向农业较多投入。通过人民公社，提取本乡积累，使得20年间，农村公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合作教育/医疗、五保户，广播、农电网、水利、道路、机耕、农技推广，社队企业等等)。应该说，这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地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农村制度安排(当然也有其缺点，本文不讨论)。其历史功绩，理应得到公正的评价。

另一方面，毛主席坚决制止了“包产到户”试验，因为这关系方向和道路问题。

2、工业调整：降低指标，调整结构，压缩基建

国家计委对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加强综合平衡工作，加强集中领导，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

(1)摸清家底。1961年，陈云对工业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研，得出结论：钢的实际产能为1200万吨，煤2.5亿吨;前两年因高指标导致超负荷运转，很多设备需要停产检修;煤矿为追求高产忽视掘进，恢复采掘比也需要二三年时间。故重工业要先生产，后基建，先维修，后生产。

(2)压缩指标。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1962年计划指标：以上年实绩为基数，工业产值调低47%，其中重工业降57%，轻工业降26%。

(3)压缩“过剩产能”。对效益低，耗费大的中小企业实行关停并转，1961-62年共关停4.4万个工厂(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总数的45%)，多数地区保留下来的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压缩“长线”的冶金、建材、机械等工业;促进经济作物的恢复，发展轻工纺织;加强支农工业(农机农具，化肥等)。

(4)压缩基建投资。严格控制地方和企业用自筹资金进行基本建设。1960基建投资额为388.7亿元，1961年减至127.4亿;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之后，进一步落实调整措施。当年基建投资只安排71.3亿元，只够维持简单再生产。

3、大幅度精简城市职工

1958年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60年非农就业达5000多万，城镇人口达1.3亿。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今后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到1963年6月，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3年内，让城市人口的20%回乡，规模远远大于文革10年间的知青下乡，而当时并未引发很大的社会震动。毛主席感叹“三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只有共产党能做到”。比例失调的教训，刻骨铭心。

经过切实有力的调整措施，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可喜的重大转折。财政盈余8.3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4年赤字。物价趋于稳定。人民生活已开始改善。到1963年底，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4、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

（1）工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再次强调经济管理的集中化。调整的趋势是将1958年放给“块块”的管理权部分收归“条条”：

上收一批下放不当的企业。

计划管理：强调“全国一盘棋”，扩大计划范围;克服各自为政，层层加码，严格计划程序。

基建管理：收回基建项目审批权，投资计划管理权;严格基本建设程序;加强财务监督。

以及劳动工资管理，物资管理，财政信贷管理的集中趋势。

这一系列措施，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经济管理的散乱局面，对经济“降温”起到有效作用。从1964年起，重新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部分管理权限(简化计委产品平衡表，基建管理权和物资分配权等)。

（2）试办“托拉斯”，探索工业组织的合理化

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企业按行政隶属管理的“条块分隔”弊端开始突显。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试行按专业化原则组成“工业托拉斯”，即今日所谓企业集团，以减少管理层次，按经济原则组织物资供销等。如部门组织的烟草公司、医药公司，以及地质机械仪器、石油工业、仪器仪表公司等。部分不适宜地方管理的企业收归托拉斯。在企业集团内实行合并重组，精简冗余企业和职工，节约了成本，促进了技术研发。部分省市也试办托拉斯。但“文革”风暴使这一试验停顿，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推行。

（3）探索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工业70条”和“鞍钢宪法”

大跃进时期，企业管理制度受到冲击：以党代政，生产瞎指挥，不讲核算，分配平均主义等。1961年，由李富春，薄一波组织起草了《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70条)。这是改进企业管理的重要文件，它规定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提出国家和企业的相互责任，[13]　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规章制度，以及加强计划管理，讲求经济效果，实行按劳分配，关系职工利益等。

在贯彻条例的过程中，相应进行了全国性清产核资，扭亏清欠。企业管理逐步走上正轨，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指标普遍提高。至1965年，国营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60年提高53%(达8979元)，工业部门亏损额，1961年为46.5亿、1963年12.8亿、1965年降至6亿。全国工业效益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企业管理的另一面是职工地位问题。毛主席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见解：“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鞍钢宪法”。[14]

日后，作为工业战线标兵的大庆油田，其主要管理经验，是把职工的革命干劲(相信和依靠群众)和科学管理相结合。既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又强调“三老四严”的严格管理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肃态度，严明纪律)，以及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当年大庆的管理达到的境界自有其历史条件，但其精神，直到今天也值得发扬光大。

（三）国民经济走出低谷（1963-1965）

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央决定，再用3年时间(1963-65)继续调整，作为向“三五”的过渡期。基本要求是：农业生产达到1957年水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取得协调，各部门填平补齐。这一阶段工业的调整不再是1961-62年的“应急”，着重是充实和提高。

1、产业结构的填平补齐

工业各行业加强薄弱环节，重点解决配套工程，辅助设备，改善交通原料燃料等外部条件。加强配件的供应和维修等，实现“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形成产能。

同时，恢复1958-60年未完项目的建设。当时有2200个大中型项目上马，已完成和部分完成投产的1100个，另9万多个小型工业项目中部分关停。1963-1965年施工(续建)大中型工业项目1097个，投产243个，其余项目在1966年后数年建成。到1968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两倍。一个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

2、从西方进口工业设备

1960年后，中苏贸易停滞，中国开始发展对西方的经贸关系。1962年，从日本引进第一套维尼纶设备，经过学习消化后，自行设计建造的维尼纶厂于1965年建成投产(此时国内已实现原油自给)，从此“粮棉争地”和人民穿衣问题开始缓解。到1966年，我国先后同日、美、法、西德等国签订了80多项工程合同，从东欧国家购买引进部分成套或单项设备，以及引进了合成氨、聚乙烯、合金钢材冶炼、特种钢轧制、加气混凝土、24吨载重卡车和液压元件制造技术、半导体材料制造技术等。使得我国在石化、冶金、机械等领域的技术得到明显提高。

3、大庆会战--中国工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1959年9月至1960年初，石油部在黑龙江萨尔图一带，探明一处亿吨级储油地质构造。1960年，经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精兵强将，集中力量进行“大庆会战”。国务院组织各部门地方大力协助，共4万多人参加会战。第一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开始试采实验。1963年即建成国内最大的石油基地，当年生产原油439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68%)。1965年全国原油产量达1131.5万吨，实现全部自给。

大庆油田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上马，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建成。在会战中，解决了一批重大科技问题，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石油科技得到很大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也达到很高水平。1960-63年，国家对大庆油田投资7.1亿元，同期大庆上缴利润9.44亿元、折旧1.16亿元，投资效益也是世界一流。会战所体现的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也没有失去其意义。

1970年代，我国原油产量年增长率达18%，1981年即达1亿吨。

以大庆会战的胜利为标志，中国经济开始扭转被动局面。1963年后，一大批在建项目逐步投产，工业已形成体系，加上石油自给有余，“进口替代”能力显著提高。工业对农业(换汇/提供积累)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尽管离工业反哺农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1958-65年工业建设的成就

1965年，国民整体经济水平超过了1957年，积累与消费关系趋于正常，各方面比例趋于合理。1963年后，城市农副产品供应的紧张局势开始缓解。但由于人口增长率过高(年增2%左右)，且支农工业尚未形成规模，此后多年，农产品的供应仍不得不延续统购统销制度。

大跃进时的农业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超过以往多年，不少工程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社办工业和修建农村公路等建设也取得很大成果。

1、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新建扩建了一大批重要企业，如武汉、包头等十大钢铁公司，一批重要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以及千万吨级的大庆油田等。全国企业数达到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职工4965万人。1965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近一倍(原定1962年达到的能力);技术经济指标有很大改善。

大跃进时期“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地方工业和社队工业遍地开花。尽管浪费很大，但也为以后的地方(乡镇)工业打下了基础。

2、初步建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

能源：电力工业在大部分地区成网;新安江(浙江)，丹江口，刘家峡等一批水力枢纽(水电站)建成，石油1965年达到自给。

冶金：新建武钢、包钢及邯郸、济南、南京、成都等一批钢铁厂。转炉氧气顶吹技术试验成功。1964年钢品种达900个，钢材品种9000个，自给量超过95%，机械制造所需金属材料基本立足国内。西北铝加工厂，西南铝加工厂上马.具备了炼制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能力。

机械：发展了新品种，提高了成套能力，形成了冶金、采矿、石化等成套设备，及机床、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等十几个基本行业。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多。纺织机械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一部国产轿车(红旗)诞生，洛拖、齐齐哈尔一重投产，第一台内燃机车、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自行研制的1.2万吨自由锻水压机建成……

化工：通过引进消化成套设备和技术，开始发展自己的石化工业体系。

尖端国防科技工业(电子、核、航天)，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鼓舞下，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并取得突出成就.建成了一批重要基地。

电子：每秒运算万的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1965年已能生产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原子射线仪、水声设备、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

1962年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两弹”等重大国防科技项目.组织全国大协作。周总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航天工业1956年起步。1960年，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近程导弹试验成功。9月地空导弹“红旗一号”试验成功。

核工业：1959年苏联取消国防新技术协定后，中国1965年自行研制出核反应堆，核原料加工设备及核物理试验设备;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3、改善了工业的地理布局。

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加强。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32.1%，提高到1965年的35%。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已取得很大的发展。[15]

1958-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7900多公里，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线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湘桂等线先后开工，并部分通车。全国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通了火车;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

到1965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52年的12.6%，提高到18.0%。

4、教育和科技

8年内，高校毕业生达119.5万人，是前8年的3.6倍。中专毕业生大量增加。科技工作人员由120多万人增加到230多万人。科学技术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资源勘探、矿山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有的研究项目，如我国第一个获得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956年制定的科技远景规划的许多目标已经实现。

到1965年，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6]

四、“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概况

三年调整的后期，国内经济社会生活再次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全国上下对即将到来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寄予很大期望。由于国家安全形势再度面临紧张，“三五”计划以备战和兼顾人民生活为基本方针，“三线建设”成为投资重点。

1966年春季，国家计委经调查统计后向中央汇报：已定的“三五”计划盘子，完全可能在三年内完成。这是我国工业初步形成系统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的明显标志，人们久久盼望的工业化坦途已在眼前。但“文革”风暴延误了正常的发展路线。

尽管如此，社会秩序恢复之后，1969-70年，“三五”计划原定指标得以完成。

（一）“三五”计划：从“吃穿用”到“备战备荒为人民”

经过三年困难的教训，中央领导层关于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欲速则不达、以农业为基础、兼顾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方针，已经没有分歧。

1963年，由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8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计划和“三五”计划，提出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吃穿用”的意见。根据这一精神，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提纲)”。毛主席对此大体赞成，同时指出要兼顾国防安全，“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关于农业投资，则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1964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重申农业、国防和基础工业的关系，指出“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17]　周总理将其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8月，美国空袭北越，扩大侵越战争，中国处于四面受敌的态势。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要求落实三线建设，成昆铁路立即上马，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就此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的序幕。

1964年底，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制定计划的新班子，由大庆会战的组织者余秋里为主任。1965年9月，提交调整后的《三五计划提纲》。基本内容是：期内基建投资总额850亿，大中型项目2000个，1970年粮食达到2.2亿吨，钢16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7%，其中农业4-5%，工业8%。基建投资中，重工业和交通运输74%，农业14%，轻工业4.4%。三线建设投资占基建的42%;攀钢、酒钢及成昆、湘黔铁路在1970年基本建成。(后经毛主席提议，基建投资调整为900亿，分为三线、一二线地区和留作机动三块，三者之比大体为38：43：19。三线投资将西南作为重点，四川为重中之重)。

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批准了这一“汇报提纲”，11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66纲要”。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两份文件未经正式批准，但它奠定了此后10年建设的基本框架。

（二）三线建设（1964-75）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贯穿“三五”和“四五”时期。实际执行中，“三五”时期基建投资共达915亿元，其中三线投资482亿(占52.7%);“四五”时期(1970-75)基建投资共1680亿元，其中三线投资690亿(占41.1%)。“三五”时期，三线投资重点是西南，“四五”时期重点是鄂豫湘西。此外，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市划为10个协作区，各自组成围绕军工生产的配套体系即“小三线”。

为加快形成三线生产能力，三线建设采取“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办法，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一包到底。1964-71年是内迁高潮，共内迁工厂和设计科研单位380个、14.5万职工、3.8万台设备。这是全国工业的一次大转移。作为三线建设的先行，开工兴建了成昆、贵昆、川黔、湘黔等铁路。

历时10年的三线建设，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批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建成了攀钢等一大批新型工业基地，增强了科学技术力量。建成了比较巩固的战略后方，初步改善了全国工业布局，为以后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建设中由于过分强调备战，布局过于分散(山散洞)，造成工厂远离销售市场，职工生活不便，子女教育受影响等问题。1980年后，国家进行了善后投资，部分企业单位就近迁移聚拢，部分人员回流中心城市。

（三）恢复生产秩序，如期完成“三五”计划

1968年秋，中央着手平息各地城市“武斗”。1969年工业生产逐渐走上正轨。珍宝岛的边界冲突，使得“三五”计划在备战气氛下重新全面实施、

中央和国务院针对一批被停顿的“三线”重点工程，动员组织军民各方力量，直至实施军管。有些枢纽工程严令限期完成。其中包括：成昆铁路(1970年7月1日通车);丹江口-武汉输变电工程(1969年7月建成送电);第二汽车厂(1969年10月周总理亲自批准定点);攀枝花工程(1970年第一座高炉出铁，1971年出钢)。

“三五”计划在1970年的高投入下得到了完成。新形成一批项目，以国防工业和为其配套的一大批民用工业为主。包括：

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格尔木)、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

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厂;

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西南核燃料生产基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江西九江船舶工业基地，湖北宜昌船用动力工业基地等等。

（四）经济体制再度放权

1961-62年调整时期，为缩减基建规模，中央将工业，财政，物资等管理权大幅度上收。管理体制再现“一收就死”的困扰。按照毛主席一贯的主张，1969年经济体制改革再度提上日程。当时，党刊文章甚至提出“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把经济管理体制提高到政治高度。

1969年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企业以地方管理为主。毛泽东亲自决定将鞍钢下放至鞍山市管理(此体制延续到80年代中期)。1970年，大庆油田、长春一汽等2600多个中央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这一轮下放后，中央各部属企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家，比1965年减少86.5%，工业产值只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8%。如鞍钢下放市管，生产计划、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等市里无法解决，所谓多头领导是“上无人统，下无人接”。

财政放权实行地方“包干”，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体制等等。

1970年，国务院各直属部委机构也进行精简、归并、撤销，原80多个部委机构精简为27个，人员编制仅占原来的18%。

下放“运动”造成盲目性，其结果和1958年的体制“下放”大同小异：一方面给经济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和混乱，同时也给地方经济创造了机会.

（五）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

这是1970年以后工业经济最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地方经济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促成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强调鼓励各地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投资方向主要是在支农领域(农机，化肥)，基础材料(钢铁，水泥)，地方矿产(小煤窑)等。

此后的“四五”时期，中央进一步安排专项资金扶植“五小”工业，中央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下放地方的干部、科研人员及下乡知青带来了人才的支持。这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1975年，地方“五小”工业的钢、煤、水泥、化肥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

从表6可以看到，到1970年，工业增加值在国民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农业，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工业积累开始摆脱农业“拖后腿”状态，工业的起飞指日可待了。

五、结语：中国工业化的奠基

长期以来，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新中国前30年因实行计划体制而导致经济经济停滞，或顶多承认“一五”时期不在此列。特别是三年困难和文革时期还出现了倒退。但从整体看，这个时期的经济表现是相当出色的。

从1952年到1970年代末，中国国民收入(大体相当于今天常用的GDP指标)平均年名义增长率为6.5%，每10年国民收入接近翻番。考虑到这个时期物价基本稳定，且没有外资的因素，其增长率位于世界前列。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工业的高速增长，工业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见附表  )。

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写道：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

“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18]】

毛泽东时代是新中国的奠基时代，也是中华复兴的至关重要的奠基年代。这不仅从工业建设的意义上看是如此，从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当然，其间充满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主导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以村社土地公有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政治制度)，和城市的经济管理体制(企业分级所有，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实行到今天(或仍在发挥深刻影响)。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的探索，直到今天仍没有失去其意义。而这恰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道路”的钥匙。

中共1981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做了高度的概括：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回顾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这一概括是十分恰当的。这也是今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初期“大投资”形成的工业体系投入运行后，1970年代后期各地方已有积累能力发展地方工业，各类“体制外”的集体所有制工业开始成长。随着多级计划体制的发展，生产和就业管理复杂化，流通和金融业务量成倍增长。一方面，计划体制的管理能力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同时“横向”经济交往早已在计划体制内开始生长。这是中国不同于苏式“中央计划主导型”计划经济的特点。计划体制的改革已成为客观的要求。

附表：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文集 第7，8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06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莫里斯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汪海波主编，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 山西经济出版社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 新华出版社 2007

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南海出版社 2013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

注释：

[1] 参见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91

[2]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3]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沈志华。关于苏联贷款的数额，各种资料略有出入。据沈志华：苏方计算的对华贷款额，比中方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主要差别是对1951年贷款额的计算。沈志华认为，苏联给华贷款应为13笔，因为中方少算了1951.4.10和1951.9.12两笔追加军事贷款，这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未签协议。

[5] 例如，胡鞍钢认为统购统销制度是为解决一时困难而长期压抑发展(见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南怀瑾则称之为前无古人的“均贫”制(见《参阅文稿》2014.14)，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6]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P23-28

[7] 1952-1978年，我国工业投资总额3500亿元，实现利税8000亿元，投资回收期大体是12年。

[8] 1955年1月，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上估计：按1953年消费水平，考虑到人口和牲畜的增加，1958年至少需要1.8亿吨粮食，这很难做到;同时要求经济作物产量迅速增加，因为1953 纺织工业产值99.1亿，食品工业产值80.9亿，仅此两项就占工业总产值的49%。农业计划完不成，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也很难完成。另按照五年出口计划草案，期内农副产品出口量占总出口额的67% (其中粮食30%，食品12%，畜产品8%，土产品9%，茶叶2%，蚕丝6%)，农业情况直接关系到外贸计划和技术引进计划的实现。(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

[9] 胡乔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已感到政治局委员已难以和毛平等地讨论问题了，毛实际上成为政治局的上级。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254

[10]　1956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12年粮食增产目标：黄河以北亩产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

[11]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册。

[12] 这里的市场，按当时的语境应理解为“消费品供应的市场”。

[13] 国家对企业实行5定：产品方向和规模，人员机构，主要原燃料动力消耗供应来源，固定/流动资产，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5保：保品种质量数量、工资总额，成本，上交利润，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14] 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记毛主席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另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技术革新运动情况的报告，写了近700字批语，重申“两参一改三结合”，以及政治挂帅，群众运动，不迷信苏联企业管理制度的权威等观点。

[15] 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

[16]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17] 参见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2006.其中提及，1964年春季总参上报一份调研材料，指出现有工业和中心城市太靠沿海，缺乏纵深;另有情报表明，美国当时有对我实施军事突袭的打算。

[18]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